新昌人把石榴叫做“金樱”，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叫法，但代代相袭，为什么将石榴叫成“金樱”？近日笔者在阅读唐宋笔记《云麓漫钞》时，偶然发现了新昌人将石榴叫做“金樱”的记载。

　　《云麓漫钞》，宋笔记集。南宋赵彦卫撰。彦卫字景安，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卒年不详。据其在自序中言，他是一位“外吏而内儒，学而有用者”。历代以来，《云麓漫钞》因其内容“记宋时杂事者十之三，考证名物者十七”(《四库全书总目》)，为历代研究者所重。

　　据中华书局版本《云麓漫钞》卷九152页记载，石榴改名为“金樱”，是在五代时。因为“浙人避钱氏讳。”钱氏者，吴越国王钱鏐也。钱鏐(852~932)，字具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人。年轻时曾为私盐贩，后投军，成为军阀董昌手下一员部将。唐光启三年(887)，钱鏐为杭州刺史，乾宁三年(896)，钱鏐攻下越州，升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治杭州。后又被唐朝封为越王、吴王。后梁开平元年(907)，钱鏐被后梁朝廷封为吴越王，正式成为割据东南的一方诸侯。

　　钱鏐与新昌关系十分密切。一是钱鏐首置新昌县，在吴越国建国之前，新昌是剡县的一部分，称剡东。吴越国建立后，钱鏐因都城钱塘至温州路途遥远，剡东南人员往来、物资交流较为频繁，而沿途无驿站接应，于是在梁开平二年(908)，“以此地人、物稍繁，始分剡县十三乡置新昌县”(《元一统志》)。这十三乡是永寿、石顺、昌化、像明、遵德、石城、五山、丰乐、彩烟、善政、新昌、安仁、守义。至此，新昌历史独立成篇。二是钱鏐重修大佛寺，命名南明山。开平三年(909)，钱鏐接受国师德昭大师建议，兑现重修大佛之宏愿，“睹石城百尺之像，开宣公三生之说，以开平三年始赐钱八千万，起弥勒宝阁三层，东西七间，高十五丈。阁成，又出珍货巨亿万计，以建宇三百余间。”又钦赐山名寺号，“说法诵经之地，屹然当阳；馔修汤沐之所，翼乎有序……既成大庄，乃锡佳名，改乡曰‘像明’，山曰‘南明’，寺‘瑞像’。

　　钱鏐建立吴越国后，对内巩固统治，延承了一系列封建制度，避讳制度是其中之一。石榴改称“金樱”亦即其中一例。在古代，避讳制度十分严格，《公羊传•闵公元年》云：“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就确立了古代避讳的总原则。到了秦时，因为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称“端月”。这是因为与正月之“正”同音，“《诗》‘正月繁霜’，做‘政’音呼。秦始皇以昭王四十八年生于邯郸，因名‘政’，自后作‘征’音呼。”到了唐代，我们知道的观世音菩萨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称观音。神权竟让位于皇权，可见避讳制度之严。

　　《云麓漫钞》卷九主要涉及浙东历史、方言，如浙东河流及船工生活等，但主要是论述语音避讳、评价韵书等。如《云麓漫钞》卷九云：“祥符间避圣祖讳，始改玄武号为真武。”是宋为避圣祖玄朗讳。说的是宋时因避讳，将道教人物中“其像披发，黑衣，仗剑，踏龟蛇，从者执黑旗”的玄武大帝改为真武大帝。而石榴也正是因“避钱氏讳”，石榴的榴和钱鏐的鏐同音(劉也同音)，所以浙人“改劉为金”，将“果有石榴，呼曰金樱”了。又据《吴越备史》、《元史儒学传》等所载，西汉时项伯受赐劉姓，其后裔在唐末五代时，吴越国(十国之一)开国之王钱鏐的“鏐”与“劉”为同音字，为了避嫌，便将吴越国中的劉氏改为金氏。

　　还有一点，我们新昌人读金樱是为金ANG的，如樱桃，一般读为ANG桃，YING转变为ANG，因为涉及语言的演化和音韵学的知识，在此不再述。简要地说，Y的缺失，是因为介音脱落，而ING成ANG，则是由于语音旁转的缘故。如新昌方言中的“杏”、“反映”等等。当然，历史语言是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性的，如石榴叫做“金樱”，是“浙人”的避讳，只是浙江人在某个历史时期对石榴的称呼。但是“金樱”名称却得以在新昌延续我认为或许有新昌人民特别的感情与纪念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