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等人的授意下，贴出一张诬陷、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6月l日，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这张大字报。随后，许多大中专学校掀起以学校领导、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浪潮。20日下午，嵊县中学高三(甲)班有学生贴出揭发学校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紧接着，嵊县各中学相继召开声讨“三家村黑帮” ①大会和揭批学校领导的批判大会。并贴出大字报，要求“停课闹革命”。22日，嵊县中学高二(乙)班有学生贴出第一张针对县委的大字报，抗议县委不支持师生革命行动；不支持、不组织声讨“三家村黑帮”，各校乱揪乱斗现象不断发生、很多学校党组织陷于被动。嵊县的“文化大革命”首先从学校开展起来。综合上述情况它仍然是学生运动，但已为红卫兵运动奠定了基础。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几个学生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表示他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他们在校内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几张大字报，并经江青转送给毛泽东。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当天，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此后，各地青年学生纷纷成立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嵊县中学生与全国各地一样，成立了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学生运动迅速变成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十六条”向全国播发，听了广播后的嵊县各中学先后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迅速行动。1966年8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以红卫兵为主的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这次大会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是号召造反的大会。林彪以“打倒”、“打垮”、“大破”等口号，竭力煽动红卫兵从破“四旧”走向打、砸、抢、抄的道路。8月26日，嵊县中学师生红卫兵发出倡议，其主要内容为“彻底敲掉菩萨，烧掉木子牌位，拆除带有封建的与资本主义色彩的牌坊、匾额，去除门上的一切题词、对联、浮雕、图画；立即烧毁书店、书摊及社会上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素的书籍、报刊、图画；废除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一切村名、街名、路名、校名、厂名、店名，并换上革命化的新名称”。初期，主要是上街破“四旧” ②，横扫所谓“封、资、修” ③。开始只在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下简称地、富、反、坏、右亦称“黑五类”)家庭和寺庙、庵堂、教堂、宗祠等进行。后蔓延到知识分子、文艺界及台属、港属、侨眷、工商业者。一部分红卫兵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实行揪斗、体罚、抄家，刮起打人、抄家、抢劫风。红卫兵走街串村，大批名胜、古迹、中外古典名著、珍贵文物、字画、稀有雕刻等被破坏、盗窃和焚毁。著名的大明禅寺、普安寺、长善寺、招贤寺、石鼓庙、陈候庙、孝节庵、静安庵等70余座寺、庙、庵无一幸免，佛象、法器、文物遭毁，寺、庵、庙被拆毁或移作他用。连书圣王羲之墓也难逃厄运，其墓碑被移作为桥板，墓旁的著名景观石火囱被人用石炮轰毁。著名古迹嵊县城隍庙内极为精美的匾额、戏台、木雕等被敲毁。文物保护单位获知红卫兵要敲毁全国少有的溪山第一楼石雕的消息后，连夜发动机关干部用石灰将石雕封平，才免遭厄运。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8264户被查抄，其中属所谓专政对象的有127户。经政府1973年初查、1978复核、1983年清退，这场红卫兵运动查抄、毁坏计财物39252件、房屋8839.5平方米，仅国家作了赔偿的资金就达823081元(含财物变价折款710901元)。

　　破“四旧”后，又大搞所谓立“四新”活动。大批更换地名、街名、校名、店名。很多老字号的店辅和街道的名字，被改成“东风”、“反修”、“红卫”、“东方红”等大都千篇一律的名字。如将县立二小更名为“东方红”小学，操场更名为“东方红”广场，剡山小学更名为“五七”小学，城隍山更名为红武山，连嵊县城关镇东南西北的城门也被更名，致使信函无法投递、行人茫然不知所措。

　　红卫兵的这些活动，不可能不引起社会的反感和反对。嵊县的红卫兵同工人、农民以及驻嵊部队战士发生冲突。县人武部被他们诬为“保王部”(保县委书记王尊贤的部)。1969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一个批示精神，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肯定了学生运动“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这是运动的主流”。致使红卫兵运动越发狂热，随后就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炮打”当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围困、进驻、揪斗等方式，使很多地方和单位的党政领导机关普遍受到严重冲击，难以正常工作。

　　在各中学成立红卫兵组织的基础上，9月，应邀参加县首届五次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简称“贫代会议”)的500名红卫兵代表发起成立县红卫兵总部，并讨论通过第一号通令。县委试图通过这种形式，领导红卫兵运动。但事与愿违，在贫代会结束当天，嵊县中学高三(乙)班红卫兵贴出了《炮轰县委司令部》的大字报，把斗争矛头直指县委。县委负责人组织机关干部阻止红卫兵进入机关大院，因而引起机关干部与学生红卫兵的对立。不久，机关干部转向支持学生红卫兵，学生红卫兵可在机关大院到处张贴大字报。与此同时，县级机关、事业单位等也趁机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但因与上级精神不相符合，不久即行解散，县红卫兵总部也因纷争不断名存实亡。

　　破“四旧”之后，红卫兵开始赴全国各地进行串连。9月28日，嵊县首批中学生红卫兵274名赴北京，在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④时受到接见。10月中下旬，第二批、第三批中学生红卫兵赴京。全县掀起“大串连”活动，各校“停课闹革命”；奔向全国各地，进行所谓“新的长征”。各地到嵊县串连人数也数以千计，嵊县接待站接待费达14万余元。红卫兵成为“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的急先锋。

　　10月下旬，红卫兵高喊“对毛主席忠不忠，看行动”的口号，走街串巷大搞“红色海洋”。从城镇到农村大搞墙头开花，抄写毛主席语录，车站、要道均设语录牌，使走、坐都能看到毛主席语录，到处是红队旗、红帽微、红领章、红胸章、红袖章，连城关镇商店的排门、柜身都漆成红色。针对这一情况，11月7日，上虞社教四分团白鹤工作队前王工作组五位同志写信给中央，认为将豆腐浆架子漆红、肉桌漆红、房屋漆红是浪费。虽然绍兴地委要求各县检查这种浪费行为，但仍无济于事，“红色海洋”愈滚愈大。

　　10月5日，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提议，毛泽东审定，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并说：“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在紧急指示的冲击下，掀起了“造党支部反”的浪潮。党支部被诬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础。

　　11月底，杭州等地部分嵊县籍大学生“回乡闹革命”，组成“省联总”⑤杭州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简称“杭三司”)嵊县联络站，结集杭州、金华、温州、绍兴等地红卫兵，到嵊县的学校、工厂、农村宣讲林彪、陈伯达、江青等的所谓指示，鼓动“造党政机关的反”，宣传派性，从此，红卫兵运动由破“四旧”转向夺权和武斗。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红卫兵组织中间也由于认识和行动的分岐而不断发生分裂。嵊县的红卫兵从多派逐渐合并成两派，一派成为“县联委”的发起单位，一派成为“县联总”的组成部分，并开始争斗。

　　“县联总”、“县联委”的实际操纵者充分利用红卫兵的招牌明争暗斗。他们给红卫兵头头戴上“革命小将”、“红色卫士”等桂冠，唆使他们冲向最前面。两派均为了自身利益，给参加各派的红卫兵头头套上副主任、常委、委员的头衔，为自己打扮遮羞。

　　1967年3月27日，中断全县抓革命、促生产广播大会广播的广播站造反派头头和切断全县抓革命、促生产电话会议电话的邮电局造反派头头被依法拘留。拘留造反派头头和县人武部支持“县联委”等引起部分中学红卫兵的不满，认为这是“以生产压革命”、“支派不支左”。在“省联总”和“杭三司”等某些人的煽动下，700多名红卫兵以到浦口等地串连遭阻为由，于5月12日至18日到县府大楼(当时县人武部移至此楼办公)“绝食静坐”，要县人武部提供搞串连的交通工具和其他设备，并下令各社、队不得“以生产压革命”，不得阻拦串连，要县人武部命令县公安局交出整造反派头头的材料，并立即释放被拘留的造反派头头。县人武部指战员和县级机关干部向“绝食静坐”红卫兵送水送食，但遭拒绝。

　　参加这次“绝食静坐”的除嵊县中学、城关中学部分红卫兵外，还有“省联总”、“杭三司”、“新浙大总指”、“杭大东方红”、“浙农大总部”、“金(华)三司”、“绍(兴)革司”、“诸暨红总”、“新(昌)革司”、“仙(居)革司”等外地红卫兵。如此多外地人员参加，使事件变得更加复杂。

　　5月15日，县人武部和“绝食静坐”红卫兵接到向中央文革请示电的回复：“绝食群众：希望你们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请你们立即复食，有问题协商解决。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16日，县人武部代表与红卫兵代表谈判取得进展，部分红卫兵开始撤离。但“省联总”和“杭三司”少数人，一方面阻止红卫兵撤离，一方面向中央文革“告急”，把矛头指向驻嵊部队。17日，县人武部突然接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对绝食群众的合理要求，应给予解决，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与群众造成对立，如果你们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坚决改正”的来电，县人武部派员向“绝食静坐”红卫兵全文宣读此文，并表示坚决执行。

　　“绝食静坐”红卫兵认为这是中央文革对他们的支持，情绪更加激烈。“省联总”和“杭三司”某些人进一步煽动，称县人武部隐瞒中央文革其他指示，要县人武部交出来，县人武部再三解释未果。“绝食静坐”红卫兵贸然沖进县人武部机要室“搜查”，并殃及县委、县人委各科局的机要室，此举激怒围观群众，纷纷自觉捍卫机要室，从而造成肢体冲突。

　　在县府大楼外，支持“绝食静坐”的“县联总”，号召罢课、罢工、罢市，造成城关镇一片混乱。在大街小巷激烈辩论中，反对“绝食静坐”的“县联委”有四人被揪押至县食品公司北仓库。“县联委”的“五兵团”发动职工包围北仓库，解救被拘押人员，因而导致大规模肢体冲突，双方受伤90余人，其中重伤住院16人。县人武部领导被迫答应“绝食静坐”红卫兵大部份要求后，事态才逐步平息。“5•18绝食静坐”，拉开了嵊县武斗的序幕。

　　1967年6月4日，“黄泽联总”打伤驻嵊部队到黄泽地区宣传的海、陆军战士各一名。21日又在黄泽非法扣押解放军宣传车17个小时，驾驶员被打成重伤，6位海军战士被毒打。“黄泽师生联委”红卫兵向“黄泽联总”提出抗议，并设法解救受伤的解放军战士。“县联总”派嵊中东方红兵团红卫兵支援“黄泽联总”，双方发生斗殴，“黄泽师生联委”红卫兵10余人受伤，制造了黄泽事件。28日，嵊中两派红卫兵对黄泽事件激烈辩论，并发生冲突，一派在“县联总”支持下包围另一派，并用石块进攻，双方受伤70余人，其中重伤9人，被抓20余人，教学大楼及仪器设备被砸烂。29日，“黄泽师生联委”红卫兵、“县师生联委”红卫兵和机关干部计200余人，抬着重伤员到三军驻地要求制止武斗，惩办打人凶手。请愿队伍行至空军驻地时，埋伏在此地的“县联总”人员突然发起袭击，请愿队伍被逼折回嵊中操场。在嵊中操场又遭围攻，“五兵团”获悉后将请愿红卫兵接走。局势急转直下，双方开始动用木棍、铁棒争斗，最后动用枪炮武斗。动用枪炮武斗期间，部份红卫兵被“县联总”、“县联委”头头派当武斗队通讯员、联络员。致使伤亡2人，重伤致残3人，伤20余人。

　　1967年10月，在县军管会、“县联总”的帮助下，成立县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取代共青团嵊县县委。

　　11月，县军管会、县“红代会”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部分学生虽返校，但正式复课的甚少，两派争斗不断。

　　红卫兵是嵊县“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但嵊县红卫兵的大多数，是出于对毛泽东和党的信赖，响应“造修正主义反”的号召，怀着“捍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一片赤诚参加运动的。但由于年轻、缺乏社会经验和政治上的幼稚，在林彪、江青等的蛊惑下，表现出狂热和盲动。嵊县的红卫兵在后来的实践中，经历了不同的曲折道路，逐渐成熟起来，除极少数极端分子外，多数也不赞成对党对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肉体摧残，反对“打、砸、抢”；有的从积极参加转为消极观望，部分红卫兵对极左做法予以抵制、反对。后来反对乱揪、乱斗、乱打的许多红卫兵，被打成“黑帮子弟”、“小爬虫”、“保皇派”、“黑爪牙”遭到极不人道的迫害，不准参军、不准升学、不准招工，城镇户粮的红卫兵绝大部分被“下放”农村劳动(后来落实政策承认他们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972年1月，共青团嵊县第七届委员会诞生，县“红代会”随即停止活动，嵊县的红卫兵运动正式宣告结束。

　　嵊县的红卫兵运动，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操纵下使嵊县各级党政机关不能正常工作、各级党组织不能活动，党员被逼停止组织生活；民主法制遭到严重践踏，古迹文物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损失巨大。特别是这一代年轻人自身的心灵创伤一时难以癒合，留下了不少后遗症，但应该看到这一代年轻人通过这场运动，对“文化大革命”，对社会状况的认知却有了质的飞跃，对后来人生的拓展也更加明智了。

　　(本文作者：系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退休干部)

　　注释：

　　① 著名明史专家、著名民主人士、共产党员、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了一个京剧剧本《海瑞罢官》，1961年1月在北京首次上演。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由江青、张春桥等策划、姚文元执笔并署名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听信了江青、康生等人的诬告，支持批判《海瑞罢官》，从而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为发动“文化大革命”造了舆论。该剧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诬为替彭德怀翻案(事实是剧本写得早，彭德怀被罢官迟)的“大毒草”、进行批判。株连到同吴晗一起用“三家村”的专栏写文章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廖沫沙，并被诬为“三家村黑帮”。

　　②“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③“封、资、修”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④丛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曰，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专学校师生，总共约1100多万人次，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

　　⑤“文化大革命”期间，浙江的造反派由于造反的对象不同，迅速分化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即“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浙江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简称“省红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