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文高白竹抗清之战，是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继徐锡麟于6月23日(丁未五月廿六)在安庆击毙安徽巡抚恩铭、秋瑾于7月15日(丁未六月初六)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之后，这一年第三件震动江、浙两省的事变。这件战事，因发生在光复会主要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发动的浙、皖起义相继失败、惨遭残杀，“清廷震恐，各疆吏于是大兴党狱，缇骑四出。……绍兴、金华、处州三府特别购拿者(竺绍康、王金发、裘文高、陶成章等)七人”①，革命党人被通缉，隐名亡命在外，有的如裘文高的亲密战友陈道卫等人遭捕杀，反清形势处于低潮之时；这件战事，又因规模之大(双方各有近300人的武装参与)，战果之显赫(在战场上杀了清军指挥官管带刘庆林等人致其全线溃败，而义军却能从容撤退)，不仅被当年大上海的媒体如《东方杂志》所追踪报导，后还被编成戏文演出，而且在成书于1934年的民国《嵊县志》的卷二•兵事、卷十•职官志上，以及续修于民国九年、民国三十五年的白竹《義门裘氏敦叙堂宗谱》上都有专门的记载。但是对于这件战事，建国前的县志、家谱是贬作土匪闹事性质记录的，这在国民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按统治者的观点来写是可以理解的。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嵊县的辛亥革命历史的史实有了新的挖掘、整理，1992年《嵊县文史资料第八辑》上发表的《白竹之战》、《仙居佬打死刘统领》、《乌带党白竹抗清图》就是对这一史事的重新调查整理。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员胡国枢说得好：“研究历史好比面对高山，不是上了一次就可以认清的”，“辛亥革命运动在浙江的研究应有新的开拓，……要以多学科的综合思维，从多层面去对待、去切入，去重新解读那些尚未被人读透的内容，尤其是被埋没的积极因素”②。鉴于此，笔者在读了有关光复会的史书后，以本乡人关心家乡事的心态写成了本文，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综合有关史料，裘文高白竹抗清之战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1907年11月22日(丁未十月十七日)下午，在石璜镇的前、后白竹村与前家坑村，发生了因前白竹村一老后生按当年风俗习惯“抢”甲秀坂村一寡妇做媳妇之事，引起甲秀坂村团董宋宝兴请来清军剿灭支持抢亲的嵊西乌带党人。裘文高依据月初由竺绍康召集的王金发、张绍良、裘文高等18人参加的，在上路西村张绍良家开会，定期举行石璜白竹起义的决定意见，审时度势，遽召仙居郑万枝部、东阳大愷和尚的九龙党人、本地乌带党人共280余人，以白竹村的裘氏祠堂、裘氏家庙为指挥所，使用五发套筒、双转筒两发头，独响枪及长刀、板叉为武器，还从石璜购来一箩炸药，并以水车架、桌椅搭成架子覆盖湿棉被作为防御掩体，凿开祠堂、家庙、土地庙的墙壁作为枪眼，抗击前来剿灭义军的由管带(相当于今之营长)刘庆林率领的，使用较先进的后膛九响枪的200多官兵及来助战的乡团兵。双方枪战了一个多小时，因义军所在处比前家坑方向的高出1米多，取踞高临下之势，一俟清军临近，便枪弹齐发，喊声震天，清军猝不及防，连连退缩，几次反扑，都未奏效。刘庆林见不能奏效，不得不鸣号收兵，在前家坑恒源昌茶栈设指挥所重新布防。傍晚，裘文高见继续枪战难以取胜，传令停止射击，以图他计。他命令纵火焚烧了前白竹村团董裘阿根的房屋，制造撤兵假象。刘庆林闻枪声渐稀，又见村中起火，以为义军又使起了打了就跑的计策，也停止了射击。此时，甲秀坂宋宝兴派团丁送来酒肉饭菜，便收兵到茶栈晚膳。裘文高当过兵，足智善谋，见撤兵假象麻痹了清军，就挑选20多名精悍的党人，穿上早已准备好的乡团兵服装，从后白竹北边的一条小渠隐蔽潜入前家坑。他们以民团来助战为名，骗得警卫的清兵带领到恒源昌茶栈内，当刘庆林出来接见还未开口，就被义军突发枪击伤了腿部，刘庆林在卫兵的掩护下，捅开后壁墙逃窜。义军用硫磺弹使茶栈顿时起火，清军仓卒抵抗，失首自乱。这边裘文高一见清营火起，就向清军发起猛攻。义军作战骁勇，受伤的刘庆林被义军扑杀，割了首级悬在树上示众。哨官杨泰华、兵士刘必全、乡团兵等十多人被义军所杀，清军败退。“城中闻警各铺一律罢市，城门坚守不启”③。当日晚，义军对支持清军、与义军不合作的、又从背后、侧面放冷枪致伤死义军的人④，以烧房对待，被焚烧者计有“前白竹二十家、后白竹八十三家、前家坑七家”⑤。次日晨，义军经南山叶村，遭民团伏击，被击毙数人，生擒数人送县。裘阿标在西景山村被捕获后被摔死⑥；参战的张绍良也被捕，在解押县城途中设计逃脱；其余安全经东阳撤回仙居而散。战后，浙江巡抚冯汝骙速调一标二营、三营进驻绍兴，嵊县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乌带党大、小头目被捕杀的有二十余人，大愷和尚次年遇难。1909年5月21日(农历三月廿一)，裘文高在上东华堂镇失言暴露身份，被管带张瑞林带兵追捕，身陷囹圄。裘文高被捕后，当时各种报刊连篇案牍地报导了各种细节。浙抚派阜司魏象书、营务处葛云阁赴嵊审理，裘文高受尽了严刑逼供，但他只交待裘阿标、张岳云等已牺牲的人，对生者守口如瓶，还利用逼供、佯供了士夫多人，制造了离间，引起了哄动，议论不一，搞得魏象书等官员十分尴尬。5月22日(四月初四)，因文高毁容需验明正身，从下午至夜十时仍认不下来，夜“十二点钟，复请城乡绅士当堂核认，佥谓确系文高，毫无疑义。初五日六点钟，当以全衔电复”⑦，宣统元年四月初七晚，省电令斩，八时，裘文高在县城被杀。初八日《绍兴公报》登载其被杀死的具体情节为“刘管带乃弟，亦于是日到嵊，迨绑至法场，伊即持刀前往，连砍数十刀，以泄其忿”，与徐锡麟烈士就义的情形相类似。

　　对于这件战史，笔者联系浙江辛亥革命的有关史料，认为下列几点应得到共识的：

　　一、裘文高白竹抗清战是光复会组织的一次反清武装起义。1992年史西园、闻世蔚两先生所作的《白竹之战》一文和1996年王伟江先生所作的《嵊州乡土历史》一书都认定“白竹抗清战，并不是光复会组织的有计划有部署的武装起义，它是由一个突发事端引起的会党活动”的结论意见是不成熟的。其理由是：

　　1、众所周知，利用会党发动下层民众参加推翻清皇朝和在清军的新军中策反成为革命的武装是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光复会的革命党人两大基本方略。据浙江辛亥革命史专家胡国枢的研究：浙江会党“成份是下层社会的民众，性质是反清秘密团体”，“从总体上说，会党的斗争还是属于群众自发斗争的性质”，但是“到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联络会党，浙江的好些会党与光复会建立了联盟，成为它的外围组织，这时会党的活动纳入民主革命的轨道，会党的性质也随之起了质的变化”⑧。嵊县的乌带党早在1902年春，由王金发带领归附竺绍康的平洋党，称为“平洋党别支”。光复会的三位卓越的领袖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的革命活动都以嵊县同志为亲密助手的。在组编光复军时，徐、秋分任统领与协领，而竺绍康、王金发、裘文高均被委任为分统。因此，裘文高1907年11月的白竹起义即使作会党活动来看，但已纳入民主革命的轨道，其性质也随之起了质的变化。

　　2、光复会的领导人陶成章、竺绍康都认为裘文高白竹抗清战是光复会组织的。陈德和写的《光复会史谱》1907年中有这样一段记录：“11月21日(十月十六日)，月初竺绍康乔装打扮由沪返嵊，邀王金发、张绍良、裘文高等18人，在上路西村(今甘霖镇所属)张绍良家开会，定期举行石璜白竹起义，杀死清军统领刘庆林等数十人，清兵抗援到，退军东阳，入仙居而散。……《陶成章集》第362、391页、《竺绍康年谱》第70页》”。

　　3、既与裘文高是同村(前白竹)人，又是1907年时为甲秀坂村的小学教师，即为同时同地的知情人，原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员裘冲曼先生在其所写的《本乡史料》、《前白竹村史》中有这样的记录：“乌带党：裘文高、道渭……。裘文高、小高住大仁寺根(即石璜镇寺根村)，通廿八都张伯歧”，“大仁寺根张焕忠是竺绍康、张伯歧的亲信”。(此史料存于嵊州市档案馆)说明裘文高为头的乌带党人与光复会有密切关系，已成为光复会同盟者。

　　4、从白竹抗清战前、战中、战后的史料看，战前裘文高与陈道卫、张伯歧等人于1907年6月下旬在廿八都村借米价贵举事，“戕毙”清军哨官李逢春，“轰毙”清军营勇2名。战中，参加白竹抗清战的有张绍良、大愷和尚等光复会的成员。战后，裘文高离家毁容，潜回家乡见过母亲，1909年5月潜回平洋党活动地区华堂镇，不幸失言暴露身份被捕，这虽是裘文高与嵊县光复会领导人竺绍康等人的一次失败的联系，但表明了裘文高继续要在光复会的大旗下推翻清皇朝的决心。

　　5、从白竹抗清战发生时的背景原因来看，1907年春末夏初之际，先后发生了徐锡麟、秋瑾为推翻清皇朝而英勇牺牲，与裘文高结生死交的乌带党头领之一的陈道位，也在“去外宅岳家经建安村路廊时，被甲秀坂团董宋宝兴暗害”⑨，替徐、秋、陈道位等烈士报仇雪恨已是当年光复会革命党人的强烈愿望，恰巧当年11月下旬又是宋宝兴借抢亲事件请来清军剿灭乌带党人，为此裘文高没有按照月初在张绍良家开会决定的定期举行起义的原计划，提前“遽召仙居郑万枝部、东阳大愷和尚的九龙党人”参加白竹起义，不能认为是无组织的会党活动，而是符合当时形势发展而改变的正确决策，更不能以此作为不是光复会组织这次起义的理由。

　　总之，裘文高白竹抗清战的性质认定为光复会组织的一次反清起义，是有充分理由的。

　　二、笔者认为：裘文高是辛亥革命时期嵊县革命者中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赴汤蹈火、前仆后继、勇敢机智的杰出代表之一。他虽与竺绍康、王金发一样同是会党的首领，但他家庭贫困没念过书。就是这个没有文化的嵊县西乡人从其基本弄清的在1907年6月参加廿八都起义，11月发动白竹起义、以及1909年4月被捕后视死如归惨遭残杀的三件史实中可以看出：他接受光复会的革命思想坚定；他在与清军作战或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时有勇有谋，成效显著；他在被捕后与敌周旋中，既不怕死，又离间了敌阵，使敌十分尴尬；他是在绑赴法场时被刘庆林之弟砍了数十刀后而死的，其悲壮的程度与徐锡麟的牺牲很相似。对于裘文高，原省文史馆馆员裘冲曼先生生前(1974年病故)有一段回忆：“距今约六十年前(1905—1907)，我们嵊县西乡一带，流行着一句民谣：白竹出强盗，阿标独眼裘文高，洋炮背背驮好老。那是因为在1907年阴历十月十七日裘文高、裘阿标聚集了本地人和仙居人二百几十人，在白竹村抗拒了满清政府的官兵，打死了清军官带刘庆林。这是那一年中继徐锡麟在安庆刺恩铭、秋瑾在绍兴被捕之后的第三件震动江浙的事变。从此‘嵊县强盗’、‘白竹强盗’的口号流传开来了”⑩。经笔者初查，这个时间，比王金发、马寅初被人称作“嵊县强盗”的时间都早。从裘文高的身上，“嵊县强盗”的含义不仅有强悍、不怕死、敢作敢为、敢于太岁头上动土之意，还有机智策略、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之能。当然，受历史的局限，裘文高焚烧民房泄恨是不可取的，造成得不到本地农民群众支持的后果，也是其被白竹裘氏宗族“削谱”(宗谱中除名)的原因。对裘文高评价应基本肯定的，从他的身上作“嵊县强盗”文化的研究，发扬其精华、去除其糟粕，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三、对裘文高白竹抗清战战果的认定

　　民国《嵊县志》和民国九年白竹《义门裘氏宗谱》的“白竹战纪”都记作杀死“管带刘庆林、哨官杨泰华、兵士刘必全等8人”。而1908年上海的《东方杂志》第一期上记作“刘与杨哨弁泰华等十余名同时被戕”。张秀姚、张忠进在1987年作《竺绍康年谱》却记作“杀死清军统领刘庆林等数十人”。2004年陈德和的《光复会史谱》也记作“杀死清军统领刘庆林等数十人”，现县志与民国《嵊县志》记载的基本一致，记作“杀清军正中营管带刘庆林、哨官杨泰华和清兵共8人”。笔者认为，按当时官方认定数字有减少之嫌，按光复会自己记法有扩大之讳，还是按当时媒体的记法“十余名同时被戕”为妥，加之民国《嵊县志》的记载明显未包括助战的乡团兵被杀的数字。

　　(本文作者：嵊州市石璜镇人，毕业于杭州大学政治系，现退休在家。)

　　注释①：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的《光复会(冯自由作)》一文。

　　②⑧：胡国枢《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杭州出版社2002年第1、6、19页。

　　③：1908年《东方杂志》第一期。

　　④：根据后白竹村85岁的裘孝培等老人口碑相传。

　　⑤：嵊州市石璜镇白竹村《義門裘氏宗谱》的“白竹战记”。

　　⑥、注10：裘冲曼先生的《前白竹村史》。

　　⑦：宣统元年四月初八日《绍兴公报》。

　　⑨：嵊县文史资料第五辑第168页。

　　⑩：着重号为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