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运动中，党的“八大”所确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完全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所取代，给了嵊县人民惨重的灾难。全县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冲击，党的活动和组织生活都陷于停顿，使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制度造成极大的破坏，也大大消弱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严重破坏了全县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一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的下达，揭开了嵊县“文化大革命”的序幕。6月20日，嵊县中学学生首先起来“造反”，高三(甲)班学生贴出揭发学校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随后，各中学相继召开声讨“三家村黑帮”①大会和揭批学校领导的批判大会。并贴出大字报，要求“停课闹革命”。22日，嵊县中学高二(乙)班向县委送第一张大字报，抗议县委不支持师生革命行动，不支持、不组织声讨“三家村黑帮”。各校乱揪乱斗现象不断发生，很多学校党组织陷于被动。24日起，县委决定指派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各中学。欲使运动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但是当运动进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直指党的领导时，各级领导人从不理解、不得力到无所适从。8月，文化革命工作组撤销。

　　同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向全国播发。嗣后，全县各中学、工商业、农村、机关先后成立“红卫兵”组织。一时间，掀起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横扫“牛鬼蛇神”之风。12月，全县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农村普遍成立造反战斗队，而此后，“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时髦的口号。揪斗干部成风，不少党组织的负责人被戴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种种罪名游街示众或站在台角接受批斗。因而党组织已不可能对运动实行领导。次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全县从上到下掀起了夺权斗争浪潮，各级领导被缴印夺权，一大批领导干部相继“靠边站”或被迫停止工作，有的还被关进“牛棚”。从此，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无政府主义泛滥，两派争斗不断升级，打、砸、抢成风，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此间，造反派任意枪杀干部群众，经查，在武斗中被杀害的有126人，(不包括对阵中致死的65人)，其中干部19人，职工、教师14人，农民90人，学生3人。并把机关保育院当监禁所，非法关押县、区、社干部和群众918人。有的被带上脚鐐手铐，有的被严刑吊打，进行刑讯逼供，实行法西斯专政。

　　二

　　“文化革命”初期，这种没有了党组织活动的状况竟延续了两年多时间。1967年10月19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请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审阅此请示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这句话下面画了横线。批示：“应当这样做。”同年11月5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这是毛泽东就当时准备开展的整党建党任务中的“吐故纳新”和“五十字”方针的重要阐述。嵊县的整党建党工作于1968年11月开始，先在明山、灵山两个公社试点，后全县逐步开展。1969年1月，嵊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建立(简称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尔后又改称中共嵊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简称中共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开始行使县委职权。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大会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宣扬“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并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并以此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6月，中共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召开党员代表会议，会议主题是传达贯彻党的九大精神。会后，在所谓九大新党章指引下全县开展整党建党运动。这次整党建党运动，必须强调联系当前阶级斗争，把党员推上阶级斗争第一线，实行火线整党、开门整党。整个整党建党运动，通过学习“九大”新党章和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纲领②。批判所谓“三党”(即生产党、福利党、全民党)、“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入党做官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公私融化论)；个人总结，斗私批修，用“五十字”建党纲领对照检查自己阶级斗争观念、阶级立场；发动群众评论，看党员立场坚定不坚定，阶级斗争观念强不强，决定是否给予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1970年2月，经过一年多的整党建党，中共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召开整党建党经验交流会。会议传达省整党建党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五十字”建党纲领、《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六厂二校”③整党建党经验。并由7个单位介绍了工作体会。会议还对下一步整建党工作作了布署。(一)进一步提高对整建党工作意义的认识；(二)牢固树立党的领导观念，加强对整建党工作的领导；(三)按照新党章的要求，认真搞好整建党工作。

　　1970年底，嵊县整党建党工作基本结束。全县，10129名党员中，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占90%左右，暂缓恢复组织生活或被开除、劝其退党的约占10%。并对1190个党支部完成整党任务，各公社(镇)及工厂企业党委、总支也陆续得到恢复或重建。这次整党建党对恢复和建立党的正常秩序有一定作用。但在整党建党中，特别强调所谓“吐故纳新”、“增添新鲜血液”，错误地把一些党员干部诬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诉”“坏头头”等而被清洗出党或停止组织生活，而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视为“造反有功”吸收入党，造成党内特别是领导班子严重不纯。

　　1970年12月，在整建党基础上，根据上级指示，中共县革委会核心小组着手嵊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同月21日至24日，中共嵊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695名，列席代表24名，特邀代表5名。大会贯彻党的“九大”精神，总结回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县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选举产生了由军队干部代表、领导干部代表、群众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中国产党嵊县第四届委员会，并按照“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大会提出继续深入“斗、批、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和要求。中共嵊县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共九大错误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指导下召开的大会，它的错误和缺点显而易见。但也不可全盘否定，首先，它恢复了县委常委会，有利于领导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其次，军队代表参与领导工作，对造反派起到了遏制作用，对稳定局势有利。

　　三

　　 1971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向全体党员传达陈伯达的问题，把“批陈整风”运动从高层扩大到基层。6月，县委举办“批陈整风”学习班，参加人员主要是县级机关和县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陈伯达问题的文件，学习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明确这场斗争的性质，从政治上、思想上与陈伯达划清界线，帮助县委整风。9月，县委举办第二期“批陈整风”学习班，参加对象扩大至公社主要干部。学习班分学习文件、开展革命大批判和自我教育三个阶段进行，重点批判陈伯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伎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部署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0月16日至20日，县委根据省、地委指示，召开全县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党员干部会议，由2257人参加，传达贯彻中央关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文件。通过学习，与会人员揭发、批判、声讨了林彪及其死党分子反党、谋害毛泽东、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会后，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根据中央有关通知精神决定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县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并即召开公社、县属厂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会议，部署传达计划。至年底，县委培训县、区、社三级宣讲骨干20128人，全县听传达、宣讲的达363162人，占应听人数的90%以上。

　　 1972年，根据中央“主要是批林，其次是整风”的指示精神。于10月30日至11月19日，县委又召开“批林整风”会议。绍兴地区派联络组进行指导。县委主要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批林整风”文件，并作了动员报告。会议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后转入帮助县委常委整风，进一步揭发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与县委某些领导人的错误。

　　 “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对于动员群众揭发林彪一伙的罪行，提高对“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性的认识，并能较多地注意经济工作，同时，解放和启用了一批老干部，调整恢复了县党政机构和群团等组织。清查了林彪阴谋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处理了“打、砸、抢”分子。1973年，全县社会各项事业和经济形势都有明显好转。

　　四

　　 如果批林整风纠正极左继续下去，不遭受挫折的话，党的各项工作可以向更好方向发展。可是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延续“九大”“左”的错误方针，加上江青等人的干扰，纠“左”工作夭折，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仍得以继续。1974年1月，在江青等人的鼓动下，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掀起。根据中央文件和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1974年2月5日。县委召开了“批林批孔”大会，批判所谓效法孔老二“克已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批判所谓“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开历史倒车”(即所谓“两否一倒”)的右倾思想。在组织上，于4月25日，嵊县成立“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凌驾于县委之上。社、镇和各大系统也成立相应组织，一些造反起家的人又以所谓“渗沙子”办法列席县委常委会，进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同时，采用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的手段，把一些不够党员条件、不符合干部标准的人拉入党内，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已被解放并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又重新靠边，不少人被诬蔑为“复辟势力代表”“儒家”、“孔老二”等帽子，再次受到批判。虽然中央为解决浙江问题，办了学习班，提出了停止武斗、不准跨地区串连、撤出所占的机关、旅馆、招待所，慎重处理“双突”问题等指示，但由于江青、王洪文等人继续支一派、压一派，使这些指示得不到贯彻落实。“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制造了新的社会动乱，党内思想又被搞乱，党内政治生活又遭破坏，县委处境困难，大大消弱了对局势的控制力。

　　 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浙江的“双突”问题和两派武斗问题引起中央的重视。1975年7月中央以(75)16号文件批准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指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在全国范围内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十分必要”。在贯彻中央(75)16号文件过程中，县委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批判派性，纠正“双突”，整顿组织，恢复发展生产。县委撤销了县“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所有人员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对突击提干、突击入党的人，凡是不够条件的按政策慎重处理；强调任何部门、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工作置于党委一元化领导之下，不能背着党委另搞一套。通过组织整顿，对1974年1月至1975年7月期间发展的339名党员，经审查，其中有180名属“突击发展”党员，重新进行了教育和处理。对“突击提拔”的38名干部，按干部管理权限逐个予以调整，基本上回原单位、原岗位工作。

　　 自(75)16号文件的贯彻以来，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识了“批林批孔”的错误，澄清了糊涂思想，消除了派性，增强了党性。同时整顿了组织，调整派性严重的单位的领导班子，重新任命了一批干部，党组织的战斗力有所增强。整个局势进一步稳定，生产也有了起色。1975年底开始，江青一伙又一次掀起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3月6日至10日，县委召开全委会议，传达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风。会后全县刮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歪风。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政治经济形势又发生了逆转。但是，反面教材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始觉醒，所以运动一开始，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就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

　　 嵊县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灾区，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工作处于无管理状态。经济基础效益极差，工业产值利润率和农业人均提供商品粮等经济效益指标，均大幅度下降。但在十年动乱中，嵊县广大党员对左倾错误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少基层组织领导干部遭受严重打击和迫害，但是他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为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在各项建设事业虽受到严重挫折，大批农村和厂矿、企事业单位基层干部遭不公正对待时，仍然坚持工作，坚守岗位，抵制“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思潮，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全县工农业生产仍有所发展，使党和党领导的事业减少了损失。

　　(本文作者：系中共嵊州市委组织部退休干部。)

　　 注：○1著名明史专家、著名民主人士、共产党员、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了一个京剧剧本《海瑞罢官》，1961年1月在北京首次上演。该剧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诬为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进行批判。对吴晗的批判，株连到同吴晗一起用“三家村”的专栏写文章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廖沫沙。

　　○2这是毛泽东1967年10月在清海省党的核心小组报告上的一个批示，即所谓“五十字”建党纲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成了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

　　○3是指北京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北效木材厂、北京化厂三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毛泽东曾批转了“六厂二校”的许多经验，这里指二七机车车辆厂的整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