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冠生，1897年10月27日(农历十月初二)黎明时分出生于浙江省嵊县城关东后街祖宅谢家台门，本名寿昌。三岁那年，即1899年，“17岁应县试第一，入庠为秀才”的谢父(名匡，字兰畹，又字九余)去世。后来谢冠生为纪念父亲在“弱冠之年”生的他，故字“冠生”，并一直以字为名，沿用至终。

　　童年时代

　　谢冠生幼年多病。四岁那年(1900年)由长辈带去拜城北荷花坪明心寺僧秀华为师，被收为弟子，法名“宗慈”。正因为有这样一段因缘往事，所以后来在给同乡金沅乡先生的信中，谢冠生写道：“余三岁而孤，四岁即蒙明心寺秀华上人录为弟子，至今老而无成，为可叹也。前在京时，尝有志于六十岁后退休归隐明心寺，示不忘本。青山有约，而夙愿须偿，今则不能不有所待矣。”

　　谢冠生从小好学不倦。七岁，从师任紫卿；九岁，从师汪介侯。四年后，汪师应聘为民义小学(今鹿山小学之前身。位在今越州商城东大门一带)校长，谢冠生便随师转入民义小学就读。从此，勤习体操，身体渐渐由弱变强。每学期会操，常任领队。1910年，嵊县举行第一次运动大会。大会操在城隍庙前广场举行。当时民义小学的军乐队表现最为出色。而领导乐队的指挥便是谢冠生。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英姿、气概使围观的群众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时有一个“勤业社”的学生组织，由当时志同道合的十二少年组成，其中有周岩、赵观涛、宋希尚、郑午昌等。建社的《宣言书》便出自谢冠生之手。

　　同年，谢冠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民义小学高小毕业。

　　就读徐汇公学

　　1911年6月，谢冠生考入杭州省立第一中学。不久，转入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办的徐汇公学就读。徐汇公学的老师大都是外国神父。英语、法语，学生都得学习。学校更注重国文，执教的都是中国的名师宿儒。学校对学生的管教极严：学生必须住校，平时不准自由出入。凡晨起、晚息、洗脸、洗澡、用餐、上厕所都规定时间，排队进退，一切都受神父监视。如有违犯，学生便遭责打，毫不含糊。

　　校长法国人姚缵唐对谢冠生似乎特别钟爱，让他兼任附小教员，除免收学费，还给津贴，从此开始，谢冠生便自食其力，勤工俭学，后来去法留学，也是如此。

　　1912年春，南北议和后，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为此，谢冠生曾写过一篇课堂作文《送孙总统南归序》。姚校长见后赞赏不已，便将该文寄呈孙中山先生。孙先生阅后回信对谢冠生大加嘉勉，并奖赠北宋司马光编著之《资治通鉴》一部。后来，谢冠生将该书回赠母校。据说该书现存上海徐汇中学。

　　1914年，谢冠生以第一名毕业于徐汇公学，投考北京大学文科即被录取。但因为家庭经济原因，未赴就读而回归嵊县。后与嵊县黄泽白泥坎村人魏采君女士结婚。婚后，又回到上海，被母校聘为中学部教员。膳宿由学校供给，另送月薪30元。谢冠生一面教书一面努力自修。

　　参加《辞源》的编纂

　　1915年，商务印书馆正编辑《辞源》。书的“样张”分寄各校。谢冠生见后，发现了三条错误。于是写信给该馆编译所长张菊生，善意指出其中的错误。主编陆炜士先生接受了谢冠生所提的意见，并深表心服。于是礼聘谢冠生入馆参加《辞源》的编纂工作，成为50多个编纂人员中最年轻(年仅19岁)资望最浅(仅徐汇公学毕业)的一个。除了他，余皆30岁以上，且多为国内饱学之士，如吴稚晖、胡适、王云五……等。

　　《辞源》编纂工作甚为繁重，初稿之后，审核校对尤为重要。一次在“长城”一词的注释中，原稿仅注明“为秦始皇时所建”。而谢冠生则根据考证将长城分段、分地、分时、分国一一注明，最后归纳为“长城之长，决非秦朝短时期所可造成。秦之工程，不过联合若干段而贯通之而已”。总编辑张菊生先生看后大加赞赏，眉批“极是”、“传观”。于是谢冠生在商务印书馆中声誉鹊起。

　　事实证明，这位最年轻的编辑学问渊博，工作能力极强，于是很受该馆的重视。因为办公地点在“涵汾楼”，那里的藏书非常丰富，谢冠生近水楼台日夕钻研。谢冠生前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三、四年，在学问上得益极多。《辞源》脱稿后，又参加了《中国地名大辞典》的编纂工作。

　　正在谢冠生的学问突飞猛进之时，幸运的他又碰上了一个更好的上进机会，姚缵唐校长调任震旦大学校长后，邀请谢冠生担任该校秘书兼授预科班英文。于是谢冠生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的职务进了震旦大学。在震旦大学，谢冠生既教也学——在该校法学院听课。1920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不久便赴法留学。所需费用一方面靠震旦大学的补助，相当于现在的奖学金；另一方面是他当时又与人合作替商务印书馆编写了一本《模范法华字典》，得到了巨额稿费。这本字典于1923年初版。据宋希尚先生的文章说：“凡初习法文者，莫不知谢寿昌之模范法文字典焉”。

　　不一般的外交部秘书

　　谢冠生于1920年秋赴法留学，进巴黎大学法科研究院。两年后，荣膺法学博士学位。在法五年，1924年回国后，历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持志大学、中国公学、法政大学教授。

　　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抵武汉。与谢冠生在巴黎相识的陈友仁先生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便邀请谢冠生担任外交部秘书。当时的外交部，不设次长(即副部长)。部长之下，即为秘书，并置若干条约委员。秘书所负之责就是后来的副部长所处理的事务。当时在外交部任秘书的还有俞鸿钧、林语堂、彭学沛、甘介侯、张廷荣等。1927年，陈友仁部长出国访苏。行前，与谢冠生密商，指定谢冠生与甘、张组织代理部务委员会，行使部长职权。

　　1927年后，谢冠生仍留外交部任秘书。因精通英、法两文，所以每修订新约，谢冠生无役不与，献策良多。之前，谢冠生曾主持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事宜。周君亮曾著文赞“时中国承积弱之后，国家主权久失完整。公以法学家从事外交，于租界之收回不平等条约之修订，贡献尤宏。”

　　监蒋宣誓的“首席大法官”

　　1927年开始，谢冠生任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主任兼代法学院院长。1930年4月，出任司法院秘书长。1937年8月，转任司法行政部部长统筹全国法务：统一司法经费，提高法官待遇，增设法院，废除如戏剧舞台上那样的县长兼理司法制度，创行巡回审判，建立公设辩护人，推行公证制度，简化诉讼程序，实施监犯移垦等。“其功绩规模皆足垂之久远，尤关重要者为致力于取消外人在华领事裁判权，使司法权独立完整，又举办法官训练，曾三度主持司法官高等考试，陶育人才，得士甚多。”

　　1948年12月，谢冠生转任司法院秘书长；1950年在台湾当局任“司法院副院长”；1958年起任“司法院院长”直至去世。第二次连任“院长”时，80名“监察委员”中77名投“同意”票，“为历来得票记录中所罕见”。蒋介石在台两度连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两度在就职大典上宣誓，而两度监誓者便是“首席大法官”谢冠生博士。

　　谢冠生学贯中西古今，著作等身。主要有《历代刑法书存佚考》、《战时司法纪要》、《法理学大纲》、《罗马法大纲》、《簋笙堂文稿》、法文本《中国法制史》、英文本《中国宪法概论》等。

　　病逝台北

　　谢冠生毕生治学严谨，处事缜密，夙夜忧勤，殚精竭虑，事无巨细，莫不躬亲，以致积劳成疾，于1971年11月24日入宏恩医院诊断为急性白血症。12月6日转台北荣民总医院疗治，因肺炎症并发，病情恶化，药石无效，于12月21日9时5分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次日，蒋介石明令治丧。1972年1月30日，遗体安葬于台北阳明山主峰之麓。蒋介石亲临致祭。司法界下半旗致哀。之前，蒋介石为谢冠生题写墓碑“司法院谢故院长冠生之墓”。(本文资料主要来源：刊载于台北嵊县同乡会1997年编辑出版的《嵊讯》杂志总第19期上的燕诒、周君亮、朱镜宙、谢鸿轩、宋希尚等先生悼念谢冠生的文章；李德安先生的《法学泰斗谢冠生博士》、台湾当局“司法院谢故院长冠生先生治丧办事处”撰写的《司法院谢故院长冠生先生传略》。

　　谢冠生震旦大学毕业去法留学时间有两种说法，本文采用宋、周、谢、李四位先生的文中所述的时间即19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