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彭湃领导的震动全国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中，有一支农民自卫军中。在这支农民自卫军中，有3位黄埔军校出身的外省籍军事指挥员：吴振民、钟鼓、李芳歧。

　　吴振民(1898～1927)，字志卿，浙江嵊县人，其父是小学教师，家境清贫。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科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秘密组织“火星社”从事进步青年活动。1925年2月，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攻下海丰后，吴振民任中共海陆丰地委军事委员、海丰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以后任中共东江特别支部委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海陆丰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吴振民于起义前夕(4月13日)，在致家乡父亲的家书中写道：“我除献身社会而外，一无所有。我所做(走)的确实是一条光明的道路。要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得到解放，不能不使我的家庭苦些。这就是大人说的天下没有(忠孝)两全的道理，不然，庸碌一生，父亲何必要这样一个儿子。”表明他革命到底的决心，这封信成了他的绝命书。

　　钟鼓，又名钟敬尧(1902～1982)，浙江嵊县人，家道中落。少年时在上海闸北长安路大来丝厂的秤茧间做一名小职工，长年与超负荷劳作的男女工人和童工呼息与共，对他们的悲惨境遇愤激不平。他参加工会活动，秘密阅读《中国青年》、《向导》等革命书刊，寻求救国拯民的出路。1925年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抢杀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涛。钟敬尧愤然走出工厂大门，改名钟鼓，奔赴广东参加革命军。此时，他在浙江家乡的妻子刚产下一个女婴，顾不得回去辞别妻子，即乘轮南下。当年10月，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二团学习军事。1926年9月黄埔军校毕业后，调派到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干训队继续学习。结业后与黄埔军校同学李芳歧、崔舒等一同被派到汕头农民协会工作，钟鼓被分派到潮阳县任农民自卫军中队长，后任大队长。

　　李芳歧，又名李运昌(1908～　)，河北乐亭县人，是李大钊烈士的同乡。上中学时接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临行前，他没有告诉他的母亲和妻子。李大钊同志告诫他们：“到黄埔军校去，要好好学习，你们年轻人学了军事，将来对革命有用处。”李芳歧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编入政治大队学习。中共广东区委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中抽调17人，准备组织农民武装，先送他们到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干训队学习3个月，以了解中国的农民问题。17位同学中有钟鼓和崔舒等，由李芳歧带领，进所后一齐去拜会毛泽东所长。毛泽东热情接见他们，当知道李芳歧是李大钊介绍到黄埔军校学习的，他说：“李大钊同志是我的老师，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馆长时，我是受大钊同志的帮助和影响，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所长鼓励他们要好好读一读李大钊同志写的《土地与农民》这篇文章。干训队的第一课是毛泽东讲的《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结业前夕，17名干训队员再次拜望毛泽东所长，毛泽东告诉他们，广东正处在革命高潮时期，要在革命实践中，把农民运动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几个同志到汕头地区后，一个县分配一个，李芳歧在彭湃任主任的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下设的农军部负责联系各县的工作，钟鼓在潮阳县任农军大队长。在此期间，李芳歧和潮阳县委书记文农介绍钟鼓加入中国共产党。钟鼓常到汕头向地委汇报请示工作，得以跟彭湃多次接触。彭湃同志为人诚恳爽直，作风民主，生活艰苦朴素，和农军战士同桌吃饭，谈笑风生，毫无隔阂，给钟鼓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广东的国民党右派跟着发动“四一二”、“清党”反共，残杀农民协会干部和农军人员。海丰人民于4月30日举行武装起义，分别成立海丰、陆丰两县临时革命政府。5月8日，驻惠州的国民党第十八师攻打海陆丰。在强大敌人进攻下，第一次武装起义遭到失败。潮阳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被迫转移到乡区。彭湃来到乡区，勉励农军人员说：这一次遭到失败，革命胜利可能要推迟10年到20年。我们要保存实力，坚持革命。钟鼓指挥潮阳农军坚持战斗到只剩下百余人，以后不得不转移到海丰与及海丰邻县的农军联合。中共东江特委把海陆丰、普宁、潮阳各县农军组编为惠(州)潮(州)梅(县)农工救党军(后改称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由海丰农军大队长吴振民任总指挥。总指挥部下辖的第一团由吴振民兼任团长和党代表。第二团由钟鼓任团长，李芳歧任党代表。吴振民、李芳歧等7人为前方委员会委员。前委决定将农工救党军拉到五华县进行整编，沿途不断遭到地方反动武装截击，后面又有强大敌军穷追不舍。前委决定经兴宁、梅县、蕉峰县境北上江西寻乌，一路与后追的敌军及地方保安队血战不停。进入江西省境，两面高山夹峙，农军冲过关隘，进占寻乌县城，县长和警察都已逃走。农军继续急行军，经信丰、南康诸县北进。

　　在强敌穷追不舍的危境中，他们采用“兵不厌诈”的战术，打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的番号迷惑敌人，诱敌上当，得以休整部队。到达上犹县时，摆下“鸿门宴”，诱使守城敌军的头目和县城土豪劣绅前来吃请。席间，吴振民一声令下，一举抓捕反动县长、土豪劣绅和血债累累的“清党”委员，就地处决。同时查抄县署，缴获大量烟土武器，开监释放政治犯，大快人心，鼓舞了士气。

　　一路辗转作战数十天，他们从上犹县沿罗霄山脉又行军3天，进入湘赣边界的酃县。又南进桂东县境到达汝城县。前委派出两路代表赴武汉向中央报告，准备把队伍带往武汉。部队历经长途作战，逐渐减员，东江农军已剩下不足千人。前委决定继续北上永兴县，再向耒阳衡阳进发。到达衡阳时，已临近南昌起义的时日。此时，去武汉返回的同志带来了汪精卫右派政府已反共的消息。中共中央指示东江农军中止北上，立即返回湘南组织武装割据。农军返回汝城后，与湖南的部队合编为湖南革命军第二师，吴振民任临时特委兼副师长。钟鼓、李芳歧仍分别任第二团团长和党代表。孰料，汝城的反动豪绅暗下勾结国民党军范石生部，于8月15日突然重兵包围正在县城休整的农军部队。惠潮梅农军对驻地地形不熟，仓促应战，全力反击，激战终日，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损失惨重。总指挥吴振民在指挥作战中身负重伤，腹部中弹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29岁。钟鼓、李芳歧带领部分农军战士突破重围，冲出城门，撤往事先约定的集合点濠头圩集中。由于部队被敌人冲散，战士伤亡过半，特委决定部分本地同志回汝城工作；从广东转战出来的战士只剩下十多人，并入宜章的游击队；指派钟鼓和一位林姓连长一同回海丰汇报工作，另行接受任务。

　　海丰人民受“八一”南昌起义的鼓舞，于9月15日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恢复海丰县临时革命政府。由于反动势力强大，撤到了边界中峒山区坚持斗争。钟鼓和林同志从汝城县濠头圩出发奔赴香港，钟鼓身上只剩下一元多港币，不够买张赴海丰的船票。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在旅馆巧遇黄埔军校的同学崔舒，崔舒立即报告香港的党组织。第二天，张太雷同志到钟鼓住处看望，听取他的汇报，并征询他的去向。钟鼓表明仍须回海丰干革命。张太雷即让崔舒替钟鼓领来30元港币作生活费，并组集10多个同志一同赴海丰工作。他们搭乘的渔船在大鹏湾海面漂流了两天，突然遭遇海盗的袭击。海盗把这艘渔船上的10多个旅客关进海盗船的底舱。海盗不时拿烧红的烟头烫炙他们的胸脯，胁逼他们交出钱财。这些革命者除了光身一人，一无所有。一个凶狠的海盗持枪在舱口监押他们，不得行动，10多人一天只给吃一小萝黄米饭，外加一小尾生咸鱼。海盗时时叫嚷要枪毙他们。他们在茫茫大海上插翅难飞，互相暗中计议伺机抢海盗的枪枝，拼个你死我活同归于尽。在船舱下关押一个多星期后，海盗摸清了这伙光棍汉确是分文不名，就逼令他们派代表到海丰去拿钱来赎身，否则就枪毙他们。他们只好推出两位同志由海海盗跟着到海丰去找彭湃救助。临时苏维埃在经济极困难的境况下，凑集了2000个银角子，海盗才把这10几个同志原船放回。彭湃同志见到钟鼓，高兴地说：“钟鼓同志啊！我原先以为钱是拿去，恐怕10多个同志的性命还是保不住的。今天你们终于回来了，正好有广州同志来，我们设宴欢迎他们，你们也同农民代表一起吃饭吧。”

　　海陆丰农民武装与八一起义后南下的红军第二师配合，于11月初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重新解放了海陆丰。彭湃任东江特委书记，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彭湃指派钟鼓到邻近惠阳的赤石区任农军大队长。这个大队有农军战士百余人，配备有土造单响枪、毛瑟套筒枪、汉阳造等武器。开大会时，农军手持梭标和红旗，雄纠纠气昂昂。1928年4月，敌人以一个师的兵力向海丰县进攻，农军彻夜进行抵抗。敌我兵力悬殊，农军退到梅陇区，后来又撤到大安洞山里。在赤石区委领导下，农军和赤卫队发动群众，在山头上遍插红旗，放鞭炮，敲锣击鼓，四面喊杀。山下部队一鼓作气冲入区内，打退了来犯之敌。接着，红四师和红二师在海丰会合，配合农军保卫苏维埃政权，在赤石消灭蔡腾辉部1000多人，取得赤石战役的全胜。

　　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农军几次从山区反攻县城，敌人从城楼上扔下大量手榴弹，许多农军战士被炸重伤牺牲。钟鼓在恶战中两次受伤。他们撤回山区后，农军大量减员。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仍坚持与凶残的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搏斗。队伍在山顶、溪涧和树丛中，长年经受饥饿雨淋虫咬，病亡增多，粮食不继。受伤的大队长钟鼓拖着红肿的脚板，踩着火烫的石级，亲自下山领取给养，肩挑几十斤芋艿上山，供伤病员调养。由于缺医少药，环境恶劣，伤病员躺在茅蓬内奄奄一息。在敌人频繁扫荡下，农军的活动范围愈来愈小，给养更加困难。继续坚持一年多，仅剩下几十个农军战士，战斗力愈来愈薄弱，成为组织上的负担。已经转入地下的赤石区委书记刘克定决定，先将农军中的外省人和南昌起义退下的红军战士向外疏散。钟鼓和吴楚及排长罗湘3人，夜间由区委书记带领下山到一户农家。3人都身无一文作路费，幸得吴、罗二人各有一枚金戒子，遂向村民换来毫角100多枚充作川资。钟鼓身无分文，吴、罗二人仗义将所得的钱平分3份，分给钟鼓40多枚角子。他们和其他同行者连夜急奔向惠阳撤退。经过艰难曲折，流落到上海后，钟鼓得悉家庭发生了惊心的惨剧。他的妻子尹南枝因丈夫久失音讯，又传闻广东农运遭遇失败，加上蒋介石在浙江各县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四围，使这个农村妇女深感陷入绝境，悲情无告，竞遽然举刀自尽，血洒满地，身边遗下一个两岁待哺的孤女。这一惨剧当年震撼了嵊县城乡，嵊县县报登载了这则惨烈的新闻。

　　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从高潮转入低潮。国民党右派以重兵进占海陆丰地区后，残酷镇压农民协会干部，屠杀革命群众，焚烧民房，抢掠财物。仅海丰一县，被杀群众5900多人，房屋被焚烧7000多间，耕牛被抢走2900多头。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终告失败。钟鼓(钟敬尧)回到家乡，无法再找到东江的党组织和农军队伍。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下，他到温州的税务部门做一个普通职员以糊口。解放后，他感到自己早先的革命理想得到实现，意气风发，积极投入本职工作，受到表彰。先后担任宁波市江北区和海曙区税务分局局长，又被选为海曙区人民代表。钟敬尧退休后活到80岁高龄逝世。

　　汝城一场鏖战，东江农军第二团被打散，少数人冲出重围到濠头圩集中后，二团团长钟鼓奉派回海丰汇报工作。团党代表李芳歧集合残部，补充人枪，编成一个团。湖南省委指示他们进攻桂东县城，然后取汝城，以响应秋收起义。不料，占领汝城后又被潜伏城内的敌人袭击，队伍被打散。李芳歧和一农会干部急赴赣州、九江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未果。得知“八一”起义已失败，起义部队已撤离南昌不知去向。李芳歧心急如焚，最后决定回北方去闹革命。在当时白色恐怖环境中，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回到了河北乐亭县故乡。

　　李芳歧以后改名李运昌，在家乡长期进行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他在白区建立党的组织，担任中共乐亭县委书记。又在冀东地区从事工运，组织救亡工作。抗战期间，任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组织游击战争，狠打日本侵略军，战绩累累，是名闻遐迩的抗日猛将。日本投降后，李运昌率领部队先期挺进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以及热河省委书记、省主席，省军区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李运昌被任命为交通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文革”中受林彪打击迫害，被囚狱中达7年之久。1979年，李运昌奉命重建司法部，任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同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离休后任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第四任会长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

　　李运昌老将军戎马倥偬战斗一生，今年喜迎百岁整寿，老人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是位慈祥和蔼备受崇敬的期颐寿星。

　　本文作者:钟敬又，(1927—)浙江嵊州人。高级编辑，司局级离休干部。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解放前参加皖南游击队，1949年后历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新文化报编辑、记者，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组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史研究部负责人。曾主持编纂《中国电影年鉴》及其他文集。拍摄《伟大的孙中山》、《大陈岛的新生》等纪录影片10多部，发表散文、杂文、评论、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数十篇，著有传记《苦竹记——农运领袖竺清旦和他的妻女》，已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作为珍贵党史资料永久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