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27个年头了。他是位列中华世纪坛的中华文化名人；是闻名中外的爱国学者、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及人口学家。他爱国爱乡、清正廉明；刚正执言、不屈不淫；光明磊落、一身正气。他尊师重教、治学严谨；真知灼见、高瞻远瞩；敢怒敢言、爱憎分明。他的高尚品格和伟大精神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弘扬他的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人对马寅初先生的高尚品格和伟大精神研究不多，不敢妄谈马老精神的全貌。我有一位亲戚曾在马老家工作过，所以从1958年到北京上学开始，到以后参加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曾多次到过北京东城东总布胡同马老的府上拜访过，亲耳聆听过他的教诲，跟他的家人至今还保持着联系。马老的高尚品格和浩然正气，对我影响很大。马老亲自对我讲的“做人要硬气，要讲真话”这两句话，我永远铭记在心头，也是我一生为人、做事的座右铭。

　　下面从几个方面，谈谈我学习马老精神的体会：

　　一、高尚风范，优秀品格

　　马老有许多优秀品格和良好习俗，我今天讲的虽是一件件的小事，却体现了马老的高大形象。

　　1、浓浓家乡情

　　树高千尺忘不了根。马老家有个不成文的家规，他早年就吩咐过家人，只要有嵊县家乡人到，不论是穿皮鞋还是穿草鞋，也不管什么时候，一定要马上领进来，好好招待他们吃住。他每次外出视察地方工作或调研，行程中常常有嵊县②。

　　他的《新人口论》和尚未出版而付之一炬的百万字著作《农书》中就有嵊县的社情民意。例如有一次他到嵊县调研时，在浦口看到小孩子特别多，农村人口成倍增长，就一连讲了三个“怎么得了！”，到绍兴他给在绍兴人民银行工作的侄子马本纳亲自算了一笔经济与人口账，力劝有7个孩子的侄子“生育应该有计划呀！”

　　马老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向来十分关心，早年曾担任过县城民义小学(今鹿山小学的前身)的校董。三十年代曾仗义执言，迫使县内某些豪绅将私下侵吞的土地附加税4万多银元交出，充当地方教育经费。每次回乡，他都要与剡山小学老校长裘翌芳和阳山中学冯农校长、嵊县中学刘章新校长等教育界知名人士推心置腹、披肝沥胆地切磋教育问题。他多次向家乡中小学师生发表演讲，纵论大局，剖析时政，新颖独到，鞭辟入里，使听者如沐春风，获益良多。

　　马老晚年，仍乡情绵绵，经常怀念故乡的人、事、物和山山水水，并多次向家人表示：“我要回去！”

　　2、洗冷水澡、登山

　　马老生活中有二个爱好：一是洗冷水澡，二是登山。从小天天坚持，直到晚年生活不能自理了，仍坚持让家人给他用冷水擦身，所以马老的肤色特别好，伤风感冒很难找他麻烦。

　　他回国初期在浙江工作时，工作之余就常去登山，杭州的天竺山、棋盘山、半军山和白鹤峰、北高峰、南高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有一次，时任公路局长的朋友，约他去雁荡山验收一条新修的公路，马老的回答是“你若愿同我作一次爬山比赛，我就与你同行。”公路局长比他年轻十来岁，就答应了。比赛结果，上山时不相上下，下山时马老遥遥领先，到了终点，马老先生衣服一脱就跳入山涧洗冷水澡，等公路局长赶到，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大汗淋漓，哪敢下水，只好甘拜下风。公路局长在路边找了一块木炭，在岩壁上写了“洗马池”三个字，聊以解嘲。

　　1957年，马老因《新人口论》遭批判时，当年他的侄女婿陈立任杭州师范学院校长，特地从杭州赶来北京劝说：“我看还是写个检讨吧！”马老沉着脸问：“这个检怎么写？”陈立说：“随便写几句敷衍就可以了。”马老不再作声。第二天陈立到马家，马老先生二话不说，当即邀陈立去西山登鬼见愁，以此回答陈立的劝说。

　　登山，洗冷水澡，不仅锻炼了身体，又磨炼了意志为与毅力，对马老优秀品格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3、爱古诗、爱竹子

　　马老生前爱好古诗，尤钟情于明代于谦的《石灰吟》，以石灰的“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形象自励。1946年3月，马老离开重庆时赠给他的学生许显忠(时任重庆大学学生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就是两句诗：“粉身碎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

　　马老在杭州的住所前有一片绿茵茵的草地，周边没有达官贵人的豪宅，比较清静，房前有几丛修长的青竹，马老特别喜欢，他把住所取名“竹屋”，自称是“竹屋主人”。马老爱竹子的节直，又爱竹子的虚心，以为这是做人做事所必须的。

　　4、清政廉明痛恨贪官

　　20世纪30年代，马老在浙江工作时，曾任浙江省府委员、财政委员会主席，他为政清廉，力主禁烟(鸦片)，曾遭到几位吸鸦片的官员的百般刁难阻挠。马委员认真查案，不徇私情，当他得到他大哥偶尔吸过几口鸦片后，便亲自赶到他的家乡浦口，拿大哥作为典型，把乡亲召集起来做禁烟宣传，并当场定几条规矩，让众人监督，逼大哥痛下决心革除恶习。回到杭州，马老当众向禁烟委员宣布：“今若是我大哥再吸大烟，要罚要关，唯我马寅初是问，各位不必客气！”这事传开后，气得那几位暗暗吸大烟的省府官员伸舌，背后骂马老是“嵊县强盗”，马老的回答是“他们说我是‘嵊县强盗’，我不是，我是‘嵊县强道’，搞禁烟就是要强行讲道理，他们做了亏心事，才不敢强行，也说不出道理！”这是马老第一次被人骂为“嵊县强盗”，他一辈子有两次被别人骂为“嵊县强盗”，另一次是被蒋介石骂为“嵊县强盗”，以后还会讲到。

　　有一次，马老外出不在家，有一位穿戴十分讲究的人，拎着一个皮包来找他，来人给了佣人三百银元，让一定要将内装1000银元的小包交马老。原来马老在省府德高望重，与省里批放德清县长的某君是莫逆之交，来人是来请马老帮忙疏通批放德清县长的，来人临走时还留下一句话：“事情办成后还有重谢！”马老回来后眉头紧锁，非常生气，不等佣人讲完就骂道：“哼！真无耻之极！他这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这种人，今天用1300块大洋来打通关节，一旦当上县长，不知要搜刮多少钱财，单凭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当县长。”最后，马老不仅退回了银元，还以此为例子狠狠教训了那些以钱买官的人。

　　5、一天“四顿饭”

　　马老历来把天天看报当作吃饭一样重要，他看报不仅仅是看新闻、浏览消闲，还对一些重要的消息和文章仔细琢磨，加以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从不为别人的观点所左右。直到七、八十岁了，有一天保姆忘了取报，吃过晚饭，马老在房间转来转去，心里感到不踏实，感到今天有一件事情没有做，他突然想起来了笑眯眯地说：“马嫂，我今天好像少吃了一顿饭，你给我准备准备。”一经提醒，保姆才恍然大悟——今天忘了取报纸。从此，马老一天要吃四顿饭成为笑谈。马老一生勤读、勤学、勤思。原本他就精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七十多岁了还开始学习俄语，后来还看俄文原版书。他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令我们晚辈十分敬佩。

　　6、情谊重于泰山

　　马老先生一生中，有一位特殊的、最真挚的朋友周恩来。周总理比马老小16岁，对马老的爱国主义精神、骨气和才华十分赞赏与崇敬，在马老几次危难之中，帮助和拯救了马老。1941年周恩来亲自题写贺幛，以他本人、董必武、邓颖超的名义，为被蒋介石无理逮捕入狱的马先生祝寿。这幅贺幛为马家珍藏。马老对周总理的敬佩与感激之情，一直记在心头，经常对人家说周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永远不能忘记。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马老连续几天沉默不语。1月11日，马老接到通知，参加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马老一早起来，饭不吃，水不进，就在家人的陪同下早早来到吊唁大厅。当见到周总理的遗体时，坐在轮椅上的马老老泪纵横，默默地向总理的遗体三鞠躬。马老随吊唁的人群绕灵柩一圈后仍然不肯离去，工作人员只好让马老再绕一圈。轮椅推出吊唁大厅，马老再次要子女搀扶着他，回来再向周总理遗体三鞠躬，一出大门，就放声大哭。可见，马老对周总理的感情是何等深沉。

　　马寅初先生能活到100岁，与周恩来的关爱和救助是分不开的。

　　第一次是1939年，马老与身为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第一次接触，周以真知灼见、民族大义深深打动了马老，让马老看清了方向，使他从单打独斗抨击国民党政府腐败、四大家族祸国殃民、宣传全民抗日到在中共帮助下依靠民众团体共同行动。在马老遭国民党特务逮捕迫害的两年里，1941年5月，周组织地下党、新华社重庆分社和爱国人士为在狱中的马老祝60大寿，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名义题贺幛“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新华社重庆分社贺联为“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送到马宅，体现对德高望重、坚持进步爱国学者的无限关怀和崇敬，崇扬了先生追求真理、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崇高品德。迫使国民党对马难以下手，只好于1942年8月将他释放。但他们对马先生的迫害并没有停止，他们把他软禁在歌乐山中，不让教书，不让发表文章，不让外出发表演说，而且在经济上断其生路。周获悉后，立即指示新华日报“马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有骨气，有正义感，我们必须给予支持。”此后，凡是马老被《中央日报》退回的稿子，都由《新华日报》登载，并给予最高标准的稿酬。

　　第二次是1957年，马的《新人口论》发表，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由于说不清的原因，当即在陈伯达、康生的煽动和指挥下，大字报、批判文章铺天盖地，有人因此欲将马老打成右派。周得知后立即指出，马是有骨气的，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不能划为右派。马在总理亲自的干预下才幸免于难。

　　第三次是1966年文革开始，马家是在劫难逃的。马老儿子马本寅清楚记得，文革刚开始不久的某一天，辖区的一位派出所所长突然到访，关照说：“根据总理指示，你们住宅是不允许任何人闯入抄家的，如果有人进来可以及时通知我们。”正是总理的关爱，使得马老在十年动乱中免遭了太多的冲击。

　　第四次是1971年，马老发现便血，患了直肠癌，亲属和医院在手术还是化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周见了请示报告后，立即批示：“病人自己愿意动手术，家属也同意，医院应以手术方案为主，请天津王大夫主持会诊，以后情况还要及时汇报。”卫生部专门组成了会诊小组，手术也相当成功。1975年周总理在自己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依然惦记着马老手术后的情况和用药，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上门诊治，马老因此也多活了十年。

　　马老对周的关怀与爱护，点点滴滴牢记在心。马老多次对家人说：“周总理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永远不能忘记。”

　　二、尊师重教，为人师表

　　马老热爱祖国，毕生关怀教育事业，他有经世之才，归国后当政者曾多方联络，仕途坦荡，但他励志“永不做官”，执着地走治学救国的道路，长期侧身于教苑，不倦地为祖国培养造就人才。在他的心目中，教师是最崇高的职业，最受人尊重的莫过于为人解惑授业的老师，所以回国后他首选是当老师。凡是到马老家作客的，不管是大学教授还是小学老师，他都视为上宾，热情接待，口口声声称对方为“先生”，把自己称为“兄弟”。

　　马老幼小聪明顽皮，父亲虽持家严谨，无数次严厉责罚都难以改变儿子贪玩惹事的秉性，成了父母的一块心病。当时，乡里有位学识渊博、秉性耿直的里东前岗村人俞桂轩先生，与马老的父亲是好朋友，看到马老天资聪明，虽然是一个出名的调皮蛋，俞先生独具慧眼，认为此子可教，便劝其父亲让马就读于自己的私垫(后称小书房)。俞先生教学有方，深知“玉不琢不成器”，便倾其心血，悉心教导，平日里不仅教授知识，还经常讲一些历史名人的故事启蒙学生的幼小心灵。日积月累，他不仅学业大有长进，而且脑子里充满了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岳飞的精忠报国，海瑞的刚直不阿，左光斗蔑视权贵等等名士名将的光辉形象，使他悟到了“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道理，立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到17岁那年，他决意赴上海继续上学，父亲却固执地要他接班“树记”酒坊。马说服不了父亲，甚至以欲投江赴死的决心作惨烈的抗争，父亲无奈之下终于同意了儿子的愿望。从此，马背起行囊，在父亲复杂的心情下和母亲依恋的目光中跳上了征途。马不时回头遥望浦口的山山水水，故乡从此成了他永远割舍不断的情结。后来马经上海育英书馆、天津北洋大学学习后，1905年，考取官费生留学美国，取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和哲学博士两个学位。

　　马老先生胸怀祖国，报国心切，1915年，马33岁，谢绝美国的高薪聘请，学成归国。他不忘恩师，返乡第一件事是感谢俞桂轩老师，亲自走几十里山路把俞先生接到家中，奉为上席，亲自把盏敬酒。后来，马老当了浙大校长、北大校长后，也仍然忘不了经常问候俞先生的饮食起居。

　　马老在浙江工作时，有一年盛夏，上海交大给了一个到杭州北高峰避暑的机会，他把儿女们叫到面前说：“你们的老师平日教你们读书很辛苦，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们，这就邀他们一块去北高峰歇夏吧！”儿女们很高兴，就邀了教他们语文、算术的两位老师一块上山。到了山上，马老口口声声称他们为“先生”，十分崇敬，两位老师心里很过意不去，于是每天加班加点给马老的儿女们复习功课，夜里也很晚才休息。他知道后，把先生们请到院子里乘凉，又叫来了儿女们，马突然问：“你们说一个钟头加一个钟头是多少？”儿女们异口同声回答：“是二个钟头。”马把头摇摇“不对！我是搞经济学的，经常要搞计算，这道题我反复复验算过，一个钟头加一个钟头绝对不等于两个钟头。”大家对这位大学教授的算法好生奇怪。马笑着说：“我计算的是读书的效率，读一个钟头书后，接着再读一个钟头，它的效率不会是二个钟头，因为第二个钟头的学习效果，比前一个钟头差。如果中间能活动活动，锻炼半个小时，那么学习效果就比较好了，也许1+1会等于3。要巧读书，不要死读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马老读书也算经济账。

　　马老在天津北洋大学学的是矿业，与其他学子一样带着科学救国的愿望奔赴异国他乡学本事，到美国后，他感到国家要强大，就首先要富强，发展经济非常重要，就改学了经济。他先后就读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4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和哲学博士两个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纽约市的财政》。当时美国有上百位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一课题，马知难而上，花四个月时间查阅大量资料，深入调查，其独到的综合分析和精确计算，令人观止。论文一经发表，在美国财界引起轰动，被哥伦比亚大学列入教材，他的理论和观点被美国财界采纳。美国多家名校和哥大导师，希望他留校继续从事财政经济学研究，答应给予高薪，美国著名的金融机构也愿意高薪邀聘他前去工作，但均被他一一谢绝。马老而且做了个旁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不当先生当学生，继续到有关名校选修《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工商管理》、《西方经济学》、《经济哲学》等若干课程，多掌握几门知识，以备日后更好归国效力。

　　1915年回国后，很多部门和财政金融界多方设法做工作，希望这位留洋归来的高才生去他们那里工作。然而他励志“永不做官”，执着地选择走治学救国的道路，此后，他长期侧身于教苑，不倦地为国家造就人才，诚可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马老回国首选的职业是当教师。应蔡元培校长邀请到北京大学经济系当教授、系主任，讲授经济学和经济哲学，后又应蔡校长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协助蔡校长管理教学，推广“三育并举，民主办学”的方针。嗣后，马老曾发起创办东南大学商学院，并兼任过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客座教授，担任过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受中华职业教育社社长黄炎培先生邀请担任过上海工商专科学校政治经济学教授等。任教期间，他为学校首开了许多新的课程，引进了西方最新的经济学思想。

　　德智体全面发展和民主办校，是马老教育思想的精华和一生追求的目标。他无论从事教学和教育领导工作，总是把民主办学和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贯穿始终。他经常教导学生“读书要用功，不要死读书”，“读书要不忘记救国，要身体、道德、知识三不误，拿得起放得下”，主张“中国的大事，要大家都去干”，鼓励学生“幼年的人50年努力，成年的人30年努力，什么事都可以成功”。

　　马老与德高望重的两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和竺可侦先生都共过事，教育思想十分志同道合。马老受聘担任北大教务长期间，全力协助过蔡元培校长推行教育改革。1936年5月，竺可桢先生刚到浙大任校长，就邀请马老到浙大演讲《中国金融问题》、《非常时期中国之财政问题》，马对国民党政府和四大家族的罪恶行径作了深刻的揭露。抗战时期，马被软禁重庆歌乐山时，竺先生还冒险代表浙大师生去看望过马老。

　　马老在浙大和北大先后担任过校长。在浙大时，他崇拜竺可桢老校长的办学思想，经常向师生员工说：“办好学校，一要靠共产党的领导，二要有师生员工的精诚团结，三要发扬民主。学校的师生员工都是学校的主人，要办好新浙大就要人人提提案，个个想办法。”他念念不忘1946年邀请过他到浙大为学生演讲，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学生领袖于子三烈士，多次在全校大会上号召师生员工学习于子三烈士的革命精神。多次带领子女和学生到墓前凭吊，亲手为烈士题写了墓碑。说自己“我九次上凤凰山叩墓，为的是学习先生的革命精神”。在北大，马老贯彻前任办学思想的同时，融入自己的办学理念，决心把学校办成一流的高等学府。他积极推行教学改革，提出“三育并举”，以全面发展观点去培养学生，使学生不仅有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有高尚的思想，强健的体魄及独立工作能力。他主张学习外国理论和经验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他一再动员凡是有条件上讲台的教授、教师都要到教学第一线教课，并力求把课讲好。他经常告诫自己和同事“在社会上的诸种恶习中，误人子弟是最大的恶习。”他力主海纳百川，民主办学，加强学术交流，亲自邀请著名专家学者、政府部长，乃至国家总理到学校讲学，使学校呈现一派百家争鸣，百舸竞游的繁荣景象。

　　三、严谨治学，献身科学真理

　　在治学救国，在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上，马老更是身体力行。

　　1、知难而上，追求真才实学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为博士论文选题，同去美国的同学悄悄地告诉他一个捷径，即：“要想论文轻易通过，最好是选择中国的经济问题，因为我们的指导老师是美国学者，他们从未去过中国，对中国的经济实情知之甚少，论文容易通过”。马听了摇摇头说：“不，我是来做学问的，要选就选指导老师最熟悉的内容。”那位同学大惑不解，反问：“老师最熟悉的是纽约经济，难道你要研究它！”“对！”马十分肯定地点点头。原来他早已为自己选定了一个难题——纽约市财政，这个题目当时有几百位美国财界专家学者在研究，一直没有真知灼见。马不怕当不上博士，勇于挑战自我，他花了足足四个月时间，到纽约查阅各种资料，到金融部门进行细致的调研，摸清了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思考，配以马老独特的计算方法，很快理清了纽约经济的问题，找到了抑制发展的瓶颈，写出了既有理论，又有实际价值的论文。他的独到见解获得了考试委员会的极高评价。论文发表后，在美国财政金融界引起一阵轰动。这就是马老勇于挑战，知难而上，追求真才实学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

　　2、严谨治学，献身科学真理

　　马老回国后虽首选教育，但不忘在国家财政金融经济发展上发挥作用。他作过无数次有关财政经济的演讲，写过几十部财政经济的著作。他主张治学要能匡世济时，做学问既要刻苦，要联系实际，又要高瞻远瞩，从眼前的现实情况出发，提出对国民经济发展、对民生有战略意义的理论和措施来。

　　建国后，马老先后担任过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协助陈云、薄一波、陈毅疏理和恢复建国初期的中国财政经济。他先后到过京郊、上海、四川、福建、山东、浙江、江西、安徽等地考察调研，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尤其重视农业经济和人口问题，把它作为有关国家发展大事加以研究。先后五年，马老运用他掌握的经济理论，结合中国农村、农业、人口、农民教育等问题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远见卓识的人口问题，在1957年3月15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他大胆地提出：“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最好，一定要使科学进步超过人口增长，那么人民生活、物质和文化水平才能提高……”，并在《新建设》上正式发表了《新人口论》。

　　马老的《新人口论》发表不久，一场政治运动就开始了，他本人连同他的《新人口论》遭到了陈伯达、康生自上而下煽动和指挥，批判文章、围攻声讨，铺天盖地。这种“与人斗”的结果，是中国开始了“批了一个人，误增了三个亿”的人口灾难。有一次，在北大的批判会上，马一听发言内容都是些老内容、老帽子，没有一点新意和说服力，一开始还认真听，后来便慢慢地垂下眼帘，闭目养神起来。这下楞急坏了坐镇的康生，他迫不及待地亲自发难说：“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听了康生的发言，马正气凛然，蔑视地回应：“你说我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从你的发言看来，你连马尔萨斯的书都没有看过，可怜呀，非常可怜！”，说着马就猛地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大声说：“康生先生，兄弟只说一句话，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当时，朋友与亲属都替他担心，家人和老朋友张治中、邵力子先生都亲自劝过他，让他避避风头，但马是一头犟马，他对友人说：“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论”。他以大无畏的精神，连续在《北大学报》、《光明日报》、《新建设》上发表文章，对那些所谓的批判文章，据理反驳。他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马老满怀自信地宣告：“对的就是对的，真理不怕批，它是批不倒的。”直到1962年后，一有机会，他照样宣传他的《新人口论》。

　　再是，马老认为发展中国经济，除人口问题外，农业问题也很重要，应早为之图。从写出《新人口论》不久，就开始搜集农业方面的材料，打算组织一个班子，写出一部像《齐民要术》那样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农书》。由于这场政治风暴来的太急太猛，根本来不及部署这项工作。1960年离职后，他便把写《农书》提到了他自己的议事日程中。每天早早起身，锻炼完毕，吃了早饭，埋头就写。他从来不用方格稿纸和钢笔，总是用毛笔在八开白纸或宣纸上书写，字迹工整而清楚。从左到右依次写来，用浆糊粘上，前后张相接，一个章节完成往往成了长长的一卷，用白纸封好，放入藤箱，历时5年，到1965年写出了《农书》初稿，全书约一百万字。有时亲朋好友不定期探望他，看到马老八十多岁高龄还在呕心沥血，以惊人的毅力写作《农书》，敬佩之余，明知他这本书写出来也无法出版，劝他不要枉费心机，而马老总是说：“我年纪大了，应该抓紧时间把我悟出的真理写出来，告之世人，不给发表就藏诸名山留待将来吧！总有一天，人们会知道我这本书对他们还是有用的。”我亲眼看到过马老用毛笔辛勤写作，也看到过马老藤箱里的许多长卷。可惜十年动乱中，家人怕招惹是非，把几十个手卷的《农书》手稿送进了炉膛。本该熠熠闪光的一部学术巨著，顿时化为灰烬，成为千古遗憾！

　　3、刚正不阿，一身正气

　　1960年春，马老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只保留全国政协常委的政治待遇。马老十分珍惜这个待遇，每次总是按时参加政协组织的一些学习活动。家人被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吓怕了，每次马老去参加学习之前，总要劝他，只带双耳去听，千万不要发言，万一讲出格就麻烦大了。但是，马老个性耿直，到时往往控制不住。有一次，政协学习时，一位政协委员发言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即使在一千年以后也是对的。所以要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还没等他讲完，马老就站起来说：“先生此话，兄弟不能赞同。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久不会过时的。但马恩列斯，或者毛泽东先生本人，他们写的书，他们说的话，特别是关于政策方面的言论，只能用一段时间，一个时期，并不是百年、千年之后，永远都适用的。”马见那位委员还想争辩，便挥挥手满有把握地说：“我相信毛泽东先生本人，如果听了你的今天的发言，也是会不赞成。”马与毛早年曾在北大共过事，国共谈判时在重庆也有过交往，建国后也见面交换过恢复经济和如何办好北京大学的看法。马对毛勤奋好学、才智敏捷、睿智而英明十分佩服，但马还是实话实说。会后，马老的这席讲话，被一些人认定是：从根本上反对毛主席，整理好材料上报全国政协领导层，建议对他进行批判，幸亏中央统战部知道马老的品行，周总理也在有人想把马老打成右派时，非常明确地说过：“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再次把马老保了下来，有人把这件事转告马，劝他日后“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以图“明哲保身”。马笑笑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别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是要言人之所欲言，人之所不敢言。”从这以后，家人怕他再次挨批，再也不让他去政协学习了。此后，他虽然没去参加会议，但并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关心，他经常找人谈话，了解当时政治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情况。不久，马老经过一番考虑，又上书给中央领导，对学习毛泽东思想、防止个人崇拜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唯意志论，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马老一生为捍卫科学真理，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努力。马老撰写过一副楹联，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宠辱不羁，闲看庭院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展云舒。”可见先生的心态之好。

　　四、敢怒敢言，爱憎分明

　　马老最伟大的品格是爱国，他的一生是爱国为民的一生，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生。他经常对师生和亲属说：“爱国之心是一国之命脉，爱国之心是国民最大义务，树立爱国主义和公而忘私的思想是国民素质教育的崇高目标。”马老是这样说的，自己更是这么做的。

　　他对日本帝国义侵占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向日本帝国主义让出大片河山，非常着急，义愤填膺。早在1932年他就联名祝星五向政府提出《提议募集义捐接济东北义勇军继续抗日案》，提案中悲愤地写道：“东北义军耐寒血战，子弹皮衣两感缺乏，若不迅加援助，将来噬脐何及？”

　　后来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日本侵略者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恶行一天天逼近。读书不忘救国的马寅初先生毅然决定，暂时中止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全身心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他到处演讲宣传抗日，动员民众。1936年他利用清明节到嵊县扫墓之际，主动找县长要在保长训练班上演讲，他对县长说：“兄弟想作一次抗日演讲，酬金不取分文，只是讲话要不限时间，让兄弟把话说尽才是。”当天马住在旅馆，时过午夜，隔壁房间的几个保长还在喝酒、打麻将、赌博，气得马老从床上跳下来，赶过去劈头就说：“你们知道中国要同日本交战能打胜吗？”，“国难当头，你们还通宵达旦地赌钱，真是岂有此理！”把几个赌钱的保长训斥得面红耳赤。同年5月，马老再一次到嵊县发表演讲《非常时期的经济问题》，第一次提出要《征收战时财产税》，要实行战时统制经济。五十五岁的马老还激情地说：“兄弟呢，虽不是富人，到时候有钱一定会拿出来，可惜兄弟年龄大了，如果在三十岁，也一定去当兵。”马还响亮地提出“人定胜天”的口号，号召大家不要怕日本人，“尤其是我们嵊县人，性情硬直，如果敌人打到浙江，我们嵊县人就要去打仗”。

　　马老最痛恨的是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抗战期间，他举家从庐山搬到重庆后，面对战时形势混乱，一些贪官污吏、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的状况，富有正义感的马老立即向立法院提出，为了筹措抗战经费，收取《临时财产税》、《战时过份利得税》。他经常应邀演讲宣传抗日。他大胆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痛斥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祸国殃民。开始蒋介石企图拉拢他，也是想法支开他，拟委派他去美国任要职。马认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怎能出国避难”，便拒绝了蒋的任命；蒋又想让他到财政部供职，他更是严词拒绝。马继续当他的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因为马早就看穿了国民党那一套威迫引诱的手段，义无反顾地继续到学校到抗日团体集会上去演讲，以大无畏的精神痛斥时弊，宣传抗日。

　　1939年5月，在重庆马老第一次认识了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从此开始了两位伟人的世交。第一次会见，周对这位年长自己16岁的绍兴籍学者、同乡十分尊重，对马提出的为抗战征收临时财产税的主张十分支持。同时，周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中国革命该走的道路。两人的谈话心心相印，相见恨晚。这次会见成为马老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马后来在不同场合以及文章中多次说：“以前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1939年以后逐渐靠拢中国共产党，走向革命。”这就是一位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真情。

　　马老在重庆痛斥时弊，写文章、发表演讲，宣传抗日的言行一天也没有停止。国民党特务对他的跟踪迫害也一天没有停止过。一日，马与黄炎培先生在一家餐馆吃饭，刚要离开时，餐馆跑堂的过来，递过两个厚的信封，马问“留下名字了吗？”跑堂的回答：“没有，他们说马先生今后会碰到他们的。”跑堂的走了后，黄炎培对马说：“不用问了，来者是谁，不是很清楚了吗！快拆开信看看吧！”马拆开一个信封，内装一支派克笔，内附一张纸条上写“请马先生笔下留情”，黄说“这是文昭关”；马又拆开第二个信封，里面装有两颗子弹，附条上写着“你不识相，还要开口攻击党国要人，就叫你尝尝这种卫生球的味道。”黄说这是个武的，这回让你过过武昭关。

　　对国民党特务这种下流作法，马面色坦然，将两个信封装在口袋，然后招呼送信跑堂的说：“回头见到那两位送信的朋友，请转告一声，两份厚礼我马某人都收下了！”。对此，黄炎培先生钦佩地说：“寅初兄，你有胆有识，常人不能及呀！”马激动地说：“二万里的江山都已落入胡人之手，何敢再惜这区区五尺之躯呢！你的诗句说得好‘和若春风，肃若秋霜’，有言必信，无言必刚。现在是山河破败，国耻难消之时，是何等人，胸中还要揣着一个欲字！没有欲，没有私，还怕它个啥！”分手时黄劝马“话虽如此说，你还是避避这个风头为好，下星期的演讲会你还是别去了”。马说道：“这么件小插曲，算不了什么。别说这几个家伙，那天就是天上下刀子，我照旧还是要去演讲，一分钟也不迟到。”一次，演讲台下混进了国民党特务，情况很危险，工作人员十分紧张。马老毫无惧色，他带着女儿和一口棺材上台，说：“为了国家，为了真理，我不能不讲，我带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的子弹；带着女儿来是让她亲眼看看，特务是怎样卑鄙地向她爸爸开黑枪的，以便让她坚定地继承我的遗志。”接着话峰一转，针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四大家族的祸害，淋漓尽致地宣讲起来。最后他大声疾呼：“如今老百姓穷，连饭都吃不饱，还要这个捐，那个税，我看要捐要税，首先要向四大家族开刀！”他的演讲，赢得台下听众春雷般掌声，吓得混在台下的特务不敢贸然下手，只好偷偷溜走。蒋介石看到马软硬不吃，他的言行越发不可收拾，影响越来越大，只好亲自出马。蒋亲自派人去请马，说“有要事叙谈”，马直截了当地对来人说：“我不去！蒋介石听过我的课，是我的学生。只有学生来找先生，哪有学生叫先生去谈话的道理！”气得蒋介石七窍生烟，大骂“娘希匹！”，骂马是“嵊县强盗”。这话传到马的耳朵里，马说：“他说我是‘嵊县强盗’，只说对了一半，我不是‘强盗’，是‘强道’。我就是要强行道出他们的祸国殃民的行径”。“强盗”与“强道”一字之改，也为嵊县人民争了口气。

　　从此，国民党蒋介石就开始下毒手，一心想把马置于死地了。1940年12月6日早晨，国民党的宪兵队包围了马宅，马被无理逮捕，先囚贵州息烽，后又送到江西上饶软禁。为了蒙蔽舆论，对外以送马上前线调查经济为名，继续囚禁，身边派两个特务日夜监视，又准备暗暗在饭菜中掺进少量毒药，企图让马慢性中毒，时间一长让一命归天。想不到，两个特务都很年轻，天天形影不离，马向他们讲抗日形势，讲爱国道理，讲做人品行，讲中国前途。这两个特务被感动了，觉得马先生光明磊落，学识渊博，确是一位无私无畏的好人，心想如这样偷偷将他害死，岂不是伤天害理，被世人唾骂？一天，两个特务终于流着泪把这个“底”向马老和盘托出，表示不愿再干下去了。马大吃一惊，想不到国民党会如此卑鄙，忙向他们致谢，并关切地问：“那你俩怎么办？”，俩人说准备逃走。马忙说：“要逃，只有逃到延安去，到共产党那里去才安全”。不几天，他俩果然辞别马，弃暗投明，投奔延安去了。

　　讲了那么多，我们究竟向马老学习些什么呢？我认为，我们要学习马老：一、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爱国胸怀；二、清政廉明，不屈不淫，清白做人的高尚品格；三、敢怒敢言，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的一身正气；四、严谨治学，敢于创新，誓为真理献身的顽强毅力和科学态度。

　　综上所述，我们可把马老的精神概括为两个字“爱国”。爱国既是马老的一生言论行动的出发点，也是他人生的动力和崇高目标。为了国家，他可以拒绝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老师的真诚挽留和美国财政金融界的高薪聘请，毅然归国效力，舍弃任何个人利益；为了国家，他可以义无反顾地把生命置之度外，献身抗日救国；为了国家，他可以顶住高压，捍卫科学真理。

　　今天，我以马老的两句诗作为本次演讲的结束语，这两句诗是1946年3月，马老在离开重庆前亲自题写，赠他的学生(时任重庆大学爱国学生运动委员会主席)许显忠的：“粉身碎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正是马老一生的写照。

　　2008年3月于北京

　　本文作者:马先一，1940年6月出生在嵊州市鹿山街道下马村，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后先后担任电大中科院分校校长、中科院职工科技大学校长、中科院管理干部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校副院长。系绍兴市人民政府科技顾问，嵊州市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发展顾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本文系作者近年来向大、专、中院校师生开展爱国主义精神讲座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