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中共嵊县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指示，也决定开展土改，并先搞试点，我也参加试点工作。正当土改进入中期阶段时，我们上东区委也要开始了，并决定在灵山乡搞试点，抽调区委、区公所大半班人员编入土改队、区委书记赵保德为指挥，这样开始了。
灵山乡解放初设立，1950年五、六月间分设许宅、灵山、石蟹三乡。小灵山乡有九个行政村(农会)包括五个自然村、九百来户、四千多人口。
开始我被分配在良村，一星期后调到庙山村，庙山村有庙里和山脚下二个自然村，合一个行政村。自西至东中间有个簟仙庙，庙东为山脚下，庙西为庙里，两个村各三十多户，合并只不过七十来户人家，看看村子小，想想很简单，要发动群众不烦难。
但事实并非如此。土改队员下去驻入村后，群众一点发动不起来。土改队人员：一个是区委农会主任张银生、一个是区妇联主任史兰香、一个是乡农会主任楼瑞三个主任一下去，就是进入村农会主任黄木林家。黄木林三间小屋，一个光棍，贫苦出身，中等年纪，朴实寡言，三人蹲在木林家，开始想想很安心、很放心。估计总不会走错路找错门，但后来和黄木林促膝谈心，启发他反映村中情况，他总是微微而笑，总说没事情。三人偶然出去串串门，丝毫收不到好坏反映。这个村，乍一看，好像是没有一点贫富矛盾，风平浪静的太平村。他们三人把这个情况，报到指挥那里一摊，指挥觉得为什么这个村中象铁桶一般，为什么？最后还是叫我去，因为我是乡长，情况比较熟悉，于是把我从良村调到庙山村。
从良村到庙山村三里路。我接到通知，卷起被铺，一口气到了庙山村民兵队。庙山村的民兵队就在庙里村的胡香林家。胡香林也是个老光棍，家里无子、无女，屋里狭窄，长长一间屋，好像长路廊，铺了一张长床铺，青年民兵大家躺在一床上。我就把被铺往床上一甩，开口道：和你们来做伙伴了，这些民兵，又都是廿岁上下的青年，和我相仿。听到我要睡到一起了，高兴极了，都说：高乡长，困到一起来，我们随时好反映事情，真好。从这天起，我就到他们家里吃饭，有时也跟着到他们地里干一下活。此后，我们就同吃同睡，结成好的伙伴了，有啥谈啥了。
原来，庙里村有个地主工商户，很不老实，听说要土改了，就把财产分散，把自己家酒坊产的酒转移到麻车村亲戚家(当时麻车是新昌县)。他叫季五毛，他想这是万全之计，并且还请去了多个老贫农吃饭，成立贫农团，团长就是黄木林，并吩咐他们：“土改队来了，千万不要同他们多讲多话”。木林家隔壁是季家台门，他们家兄弟三个，都入了贫农团。三弟年轻些，白面书生，戴眼镜，易算术，刚好当贫农团秘书，他布置：如果土改队来，一定要你们说真情况，你们可以把山脚下的周辅生情况多说些……。
我把这些情况一一向指挥部汇报，赵书记、张银生主任、张岑同志都气得发抖，好狡猾的家伙，我们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
第二天，我又召开庙山村群众大会，张岑同志冒雪赶来，在会上讲了些土改政策。土改是打倒压在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大家要觉悟起来，团结起来。最后，着重对那个不法地主工商业主训了一顿。这夜大会农民心里很痛快，大扫了地主坏人的威风。第二天一早发现不法地主工商业主连夜逃跑了，原来他在台湾还有一个哥哥，难怪他如此顽固。
通过这次大会，群众觉悟大大高涨，进一步团结起来，把山脚下村的所谓开明人士也揭发出来了，都说周辅生有电话机，还有枪支。地主周辅生是个中医外科医生，特别擅长医治枪伤，他用吸铁石吸出弹片，再用药粉膏药，伤口就会很快愈合。国民党时期，他是参议员，很有威望的。解放后，人民政府也利用他，在一次农民与佃主的交租问题上，该交多少租谷为宜，叫他也出来讲句公道话，因此他成了我县的开明人士。
这次土改开始，指挥部缺少电话机，向他借电话机，他说没有。并表示替赵书记去宁波修理电话机，修理及川资由他负责。我回来告诉赵书记，赵书记说：不要他去宁波修，防止他耍花样逃跑。这次我从庙山一口气到黄泽问他，他慢吞吞地说，那里会有这种事体。第二天大清早，庙山村民兵、青年背来二部水车，安装在周辅生家后门塘埠头车水。中午时分，塘底剩了浅浅的水，一只电话机、一支步枪半埋在塘泥中，好象与人招呼！与人控诉：周辅生不老实。
此时此刻，我深刻的体会到，没有广大群众，就没有这些成绩，群众要靠我们去发动，要发动群众，务必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把我们信心深入到群众心眼里，心连着心。嘴往一处讲，手往一处干，成了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
初解放到土改前，确实有不少农会是假农会，是地主保长的代理人、傀儡，是表面的“绅士”，难免被假象所蒙蔽，庙里村不法分子和山脚下村周辅生，就是一例。这是我在土改运动中所得到一点感受。
上东区灵山小乡的试点到1951年3月上旬结束。三月中旬，全上东区的土改运动全面铺开，甘霖区的土改工作队，全部合在上东队，他们是来援助的，指挥部设在上东晋溪，由臧效美书记任指挥，赵保德同志任副指挥。3月15日，全体土改队员都集合在指挥部内大厅、院子里，有说有笑，来迎接新的任务。
我被分配在石蟹乡(就是从大灵山乡划出的石蟹小乡)，这是一个四明山西麓的小山乡，二年前，国民党县党部邢熙平、袁雄杰，都曾在此窝藏。石蟹乡土改队以我为首，王香岳、潘焕才、王法仁、王栽绍、张启松、刘桂花、杨苗芹、许相夫、王熙成一行十人，这天正檫树抽芽，喜鹊啼叫在树梢的大好春日。我们一路上有说有笑，在山路上行了一小时许，很快到了横路村。村口有人在欢迎我们，把我们接进乡政府。午饭后，开始分工：张灵根为副队长，因脚痛暂迟几天到；许相夫、杨苗芹负责石蟹一百多户，附近苎坑、坑西三四十户；东山王村一百多户，无另外自然村，叫王栽绍、潘焕才二人负责；渔溪村也一百多户，隔江孟东、高路头二自然村、五六十户，让王香岳、王法仁同志负责。再下来横路村，也有一百多户，但无附属自然村。我学着上级的样，由我自己蹲点，张启松、刘桂花二同志在横路，王熙成同志留在乡里，搞土地入册做调研工作。
分配安排下去后，唯渔溪一言难说，里面有个黄百坂，最进去，渔溪十八小组，行政小组以牛困昆为中心有十七个自然地名。这些情况够复杂。
我们分工下去后，每天早晨回来汇报工作，并接受新的任务，当我们的同志下去后，收到新的反映地主反坏分子，背后说：开头八百里刀锋，等到来，也不过几个土老头，红脚梗，没花头。针对这些反映，我们召开群众大会、老年会、妇女会，成立儿童团，各系统会到处讲土改政策，我们教他们说：“谁养活谁，大家来想一想”；大会说、小会说，墙街说，说得地主、剥削分子心慌慌。我们大长农会威风，大用农会证，到处查农会证，没有农会证就寸步难行。
划阶级大会后，地主反坏被管制起来，臂上挂起白布，不能乱走、乱说乱动，谁不老实，就斗争他。
我们初到之时，渔溪有人告状，告人民政府新建乡的王乡长，他背一支枪下村去，要学校学生、儿童，见了乡长要立正敬礼，他对农民竟用枪托打。黄百坂有个农民叫张小毛，被他在草子田里拉着脚拖，并用枪托打他，打断了枪托。我闻知，查明事实，汇报指挥部，结果叫他滚蛋回家。此后反映，土改队长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民政府的乡长。此后，农民对土改队同志亲热如一家人。
一场风浪过去，贫苦农民越发紧密团结，接着就是分配胜利果实。分配阶段我们就把自报公议、民主协商、有利生产、大公无私、群众满意等原则交给群众，群众把这几条原则，背得烂熟，反复运用。在自报会议中，特别是中农，自己少得，却特别做到公正人，成了外甥分家的舅父。这夜，自黄昏开始，会议始终是团结气氛。
由这件事中，我体会到，对敌要严，对干部积极分子要求要严，不得违纪贪私、要廉洁奉公，这是第二点心得。
第三点，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光渔溪村就一言说不清，除本村连黄百坂有三四十户，渔溪十八个行政小组就够复杂了。十七个小自然村怎么搞，土地小的亩怎么划？自古有个规矩，叫“喊山一亩”，一个人立在此，大喊一声风能听到处统算一亩。我为此发愁，以后总要找个机会上山去走一走，看一看，增长知识。
果然一个巧合的机会来了。指挥部旁一个关押犯人的地方不严，一个死罪犯人逃跑了。上东区委和人武部联合通知：全体民兵，上山抄匪。
这天，全乡民兵上山抄匪，是各村土改队员带队。这天，由于我和山里大伯多谈了一阵，他们无拘束了，高乡长啊，我们世代住在山上，没有田地吃不到白米饭，我们到外面去看到黄闪闪的谷子多眼热，你要为我们向上级反映。我说：这个领导早已为您们打算。这里的山里父老要土改，热情多高。平堂有个青年叫方全火，是个跛子，但他是个民兵队长，走起路来很快。乡里成立调查土地调研组，他参加调研组，工作很勤奋。这天，我对他们说：今夜我住在黄百板，你们十人小组人员都到王白坂来开会，我有话对你们说。傍晚时分，太阳快要下山，我们的抄山人员刚到黄百坂安排晚饭，谁想得到十八行政小组的人七零八落地赶来了，他们都带了一篓松明柴，有说有笑，走得还很快，我见到他们很热心，流下了感激的眼泪。
我们这次黄百坂会议上，又讲了毛主席共产党就是要为农民翻身，特别是山区农民，对于山区农民上级已解释过，山区农民在山靠山，首先要把山上各种竹木折合一年有多少收入，就等于多少田亩，按平原区农民平均分土地，少的部分适当在平原区上补给你们，让你们有山上松木、茶叶等物，又可种植稻谷，原则上是这个道理，你们可以放心。这夜吃下定心丸。
由于农民团结心齐了，乡里王熙成领导的土地调研工作也干得快，各村干调研工作的同志也，到了七月底，全乡各村把山塘土地都分到农民手中了，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没收征收中得到了许多农具、房屋，都适当地分给贫雇农民，他们喜笑颜开。正当兴高采烈的时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烧到我国边境，于是一个保家卫国、妻送夫、父母送子的参军热潮，烧遍各地。紧接着又是一个爱国捐献高潮，席卷遍地，真正达到了全国人民心连心，试看天下谁能敌。
四明山西麓的大地上，到处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凑合着锣鼓鞭炮声，响成一片。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农业正的插上了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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