嵊县的“武斗”是从内乱迅速升级所致，它始于1967年“5.18绝食静坐”，终止于1969年4月，嵊县“联委”领导机构大部分成员集体向进驻四明山区的解放军某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报到，时间长达2年之久。嵊县的“武斗”，虽有自身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蓄、冲突等这些内在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大环境的殃及。1966年10月初，林彪及《红旗》杂志发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蛊惑人心，使党政机关无法维护社会秩序，使种种越轨不法行为在“造反有理”的名义下可以不受约束，而对这些行为的干预都被加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从而使整个社会陷于不断的动乱之中。而上海的安亭事件①、攻打上海柴油机厂事件②、“一月夺权”事件③等等又为各地树立了大动乱、搞“武斗”的“样板”。嵊县一些野心分子、冒险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各种社会渣滓与外来势力勾集一起乘机依此类方法泡制了嵊县的“武斗”。

　　① 1966年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时为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干部)带领2000余人冲入上海北站强行登车，声称要赴京请愿。列车行至上海附近的安亭站被阻留。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断路，造成沪宁线全线运行中断30多个小时。这一事件被称作安亭事件。

　　② 1967年8月初，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制造了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打伤、关押数百人，用武力压制另一派。

　　③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前往上海，明确提出要“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权。1月6日，“工总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组织召开大会，宣布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上海市的党政大权随即落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操纵的造反派手中。上海“一月夺权”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一、两大造反派组织的形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发的造反浪潮突破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①。1966年11月初，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代表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12月，县委贯彻反映中央文革极左观点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两个文件，从而使工厂、农村建立群众造反组织合法化，并与学生造反浪潮联结起来。

　　由于各单位、各社队群众和红卫兵组织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不同，对本地区、本单位、本社队领导所持的态度不同，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嵊县就分成多派。不久，观点相同或相近的几派逐渐联合，形成两大对立的派别，但两派均打着“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

　　1967年1月26日，以嵊县锻压机床厂、印刷厂、竹编厂、电厂、电机厂、农机厂和食品公司、搬运公司等部分职工组成的嵊县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与城关镇居民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及“杭三司”支持的红卫兵组织联合发起成立嵊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县联总”)，不久嵊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加入“县联总”(当时群众称“县联总”为“三总”，指的是“工总”、“贫总”、“居总”)，而后来成立的嵊县革命干部造反联合总部(简称“机总”)成为“县联总”的“智囊团”。

　　2月8日，以嵊县汽车站(即浙江省汽车运输公司革命造反第五兵团、简称“五兵团”)职工为主体，联合全县各厂矿企业部分职工的嵊县革命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与嵊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嵊县革命师生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嵊县革命干部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含公社干部组成的“反修挖根”兵团)联合发起成立嵊县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为促使大联合，不久就更名为嵊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县联委”或称“四大联委”) ②。

　　嵊县两派在全县有多少“走资派”、是否掌权者都是“走资派”、生产队长是否也是“走资派”、县委内谁是“走资派”、如何批斗“走资派”、哪些人可组织造反派队伍等问题上有严重分歧。3月7日，“县联委”查封红卫军嵊县分部，成为两派严重对立的导火线。一派认为根据中央关于残废、退伍、复员、转业军人不准单独成立造反组织的通知精神，查封红卫军嵊县分部是革命行动，好得很；另一派中的某些人却认为这是“走资派”压制、打击群众运动的伎俩，是反动行为。两派相互指责，除组织三场大辩论外，大街小巷、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均展开了大辩论。与此同时，两派均从维护本派利益出发，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指示、通知精神各取所需。但在该有哪派“掌权”问题上，两派寸步不让，争夺激烈，不时发生纠纷和冲突，直至酿成残酷的“武斗”。

　　嵊县的两大派虽然在政治倾向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总体上都是在极左思潮支配下活动。

　　二、夺取舆论工具和内乱局面的形成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967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社论直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嵊县的造反派深知要夺县委、县人委的权，首先要夺取舆论工具的权。当时嵊县只有两大舆论工具，即县印刷厂，县广播站。而“县联总”主要负责人是县印刷厂造反派的头头，故在“县联总”成立当日，即1月26日在阻力较小的情况下，全面控制了县印刷厂，并规定只准印“县联总”的传单、简报，县委、县人委、县人武部及“县联委”的文稿一律拒印。

　　1月24日，县广播站极少数造反派勾集“工总”、“居总”等造反派夺了县广播站的权，为组建“县联总”大造舆论。驻嵊部队奉县委之命夺回控制权。1月27日，“县联总”代表、县广播站文革代表在“省联总”①串联队代表的撮合下，达成协议，当日晚上八时起联合接管县广播站，并将嵊县广播站更名为嵊县人民广播站，规定嵊县人民广播站保持中立。2月12日，“县联总”单方撕毁协议，强占播音室，县人民广播站又被造反派控制。次日，县人民广播站内部职工在县人武部的支持下又夺回控制权。16日，“县联总”又组织几百人冲进县人民广播站，并全权接管，将县人民广播站再次更名为“嵊县革命造反广播站”，“县联总”终于掌握了嵊县两大主要舆论工具。为夺取“公检法”等专政机构权力和县委、县人委党政大权创造了必备条件。

　　①“文化大革命”期间，浙江的造反派由于造反的对象不同，迅速分化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即“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浙江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简称“省红暴”。

　　县人武部牵头的县生产办公室成立后连续召开的全县农业会议和抓革命、促生产广播电话会议，由于邮电局和广播站造反派的破坏，要么广播中断，要么电话不通。因此，1967年3月23日，邮电局造反派头头和县广播站造反派头头被县公安局拘留。同日，县人武部代表驻嵊陆海空三军支持“县联委”，三军均派员参加“县联委”大游行。但不久，空五军驻嵊雷达站与县人武部、驻嵊海军在支“左”①问题上出现分歧。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浙江的代理人授意下驻嵊雷达站转为支持“县联总”。从而嵊县出现了驻嵊陆海军参加“县联委”游行，驻嵊空军参加“县联总”游行的罕见的怪现象。“县联委”宣传队着陆军、海军服装，“县联总”宣传队着空军服装，加剧了两派对立。

　　拘留造反派头头和县人武部支持“县联委”等引起部分中学红卫兵的不满，认为这是“以生产压革命”、“支派不支左”。在“省联总”和“杭三司”等某些人的煽动下，700多名红卫兵以到浦口等地串连遭阻为由，于5月12日至18日到县府大楼(当时县人武部移至此楼办公)“绝食静坐”，要县人武部提供搞串连的交通工具和其他设备，并下令各社、队不得“以生产压革命”，不得阻拦串连，要县人武部命令县公安局交出整造反派头头的材料，并立即释放被拘留的造反派头头。县人武部指战员和县级机关干部向“绝食静坐”红卫兵送水送食，但遭拒绝。

　　参加这次“绝食静坐”的除嵊县中学、城关中学部分红卫兵外，还有“省联总”、“杭三司”、“新浙大总指”、“杭大东方红”、“浙农大总部”、“金(华)三司”、“绍(兴)革司”、“诸暨红总”、“新(昌)革司”、“仙(居)革司”等外地红卫兵。如此多外地人员参加，使事件变得更加复杂。

　　5月15日，县人武部和“绝食静坐”红卫兵接到向中央文革请示电的回复：“绝食群众：希望你们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请你们立即复食，有问题协商解决。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16日，县人武部代表与红卫兵代表谈判取得进展，部分红卫兵开始撤离。但“省联总”和“杭三司”少数人，一方面阻止红卫兵撤离，一方面向中央文革“告急”，把矛头指向驻嵊部队。17日，县人武部突然接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对绝食群众的合理要求，应给予解决，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与群众造成对立，如果你们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坚决改正”的来电，县人武部派员向“绝食静坐”红卫兵全文宣读此文，并表示坚决执行。

　　“绝食静坐”红卫兵认为这是中央文革对他们的支持，情绪更加激烈。“省联总”和“杭三司”某些人进一步煽动，称县人武部隐瞒中央文革其他指示，要县人武部交出来，县人武部再三解释未果。“绝食静坐”红卫兵贸然冲进县人武部机要室“搜查”，并殃及县委、县人委各科局的机要室，此举激怒围观群众，纷纷自觉捍卫机要室，从而造成肢体冲突。在县府大楼外，支持“绝食静坐”的“县联总”，号召罢课、罢工、罢市，造成城关镇一片混乱。在大街小巷激烈辩论中，反对“绝食静坐”的“县联委”有四人被揪押至县食品公司北仓库。“县联委”的“五兵团”发动职工包围北仓库，解救被拘押人员，因而导致大规模肢体冲突，双方受伤90余人，其中重伤住院16人。县人武部领导被迫答应“绝食静坐”红卫兵大部份要求后，事态才逐步平息。“5•18绝食静坐”，拉开了嵊县“武斗”的序幕。

　　1967年6月4日，“黄泽联总”打伤驻嵊部队到黄泽地区宣传的海、陆军战士各一名。21日又在黄泽非法扣押解放军宣传车17个小时，驾驶员被打成重伤，6位海军战士被毒打。“黄泽师生联委”向“黄泽联总”提出抗议，并没法解救受伤的解放军战士。“县联总”派嵊中东方红兵团师生支援“黄泽联总”，双方发生斗殴，“黄泽师生联委”10余人受伤，制造了黄泽事件。28日，嵊中两派学生对黄泽事件激烈辩论，并发生冲突，双方受伤70余人，其中重伤9人，被抓20余人，教学大楼及仪器设备被砸烂。29日，“黄泽师生联委”、“县师生联委”师生和机关干部计200余人，抬着重伤员到三军驻地要求制止武斗，惩办打人凶手。请愿队伍行至空军驻地时，埋伏在此地的“县联总”人员突然发起袭击，请愿队伍被逼折回嵊中操场。在嵊中操场又遭围攻，“五兵团”获悉后将请愿师生接走。局势急转直下，双方开始动用木棍、铁棒争斗。

　　由于县城内“县联总”的力量不及“县联委”，“县联总”制订了“发动农村，巩固集镇，包围城关”的方略，调集大批农民进城围困嵊县汽车站和人民医院，并断水、电、粮、菜六天六夜。邮电局造反派切断“县联委”与各社队联系电话，连县人武部打给各公社人武部的电话也被窃听，迫使县人武部用“暗语”通话。6月29日后半夜，在驻嵊三军的支持下，“县联委”与“县联总”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但30日上午“五兵团”运送伤员车辆途经县锻压厂门口时，驾驶员被抓进锻压厂。“五兵团”部分成员冲进锻压厂，救回受伤的驾驶员。从此，协议被毁，武斗重起。

　　7月l日，“县联总”成立突击队，“县联委”组织战斗队，开始在县城进行大规模的“石头战”。双方“石头战”愈战愈烈，从地面发展到屋顶，汽车站周围屋顶、保育院两旁屋顶、县人委招待所两旁屋顶均成为“战场”，特别是东后街，街两面房屋的瓦片、砖头成了双方的“炮弹”。这次“石头战”被毁房屋200余间、公私财物损失100万元以上，死亡4人、重伤400余人、轻伤700余人。5日，“县联委”遵照省军管会的命令撤出城关。“县联总”突出队以维护治安为名，搜捕滞留城关的县、区、社领导干部和“县联委”派群众，并成立所谓群众专政指挥部，将原机关保育院当监禁所，以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名，非法关押县、区、社干部和群众。

　　三、县军管会的成立和“武斗”升级

　　“支左”之初，绝大多数部队干部、战士倾向于支持那些党员多、老工人多、干部多，比较注意政策的群众组织，对与此相反的组织则持冷淡、消极的态度，而这又往往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指责。

　　7月11日，“嵊县联总控告团”同“省联总”人员一起在杭州劫持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逼其表态同意改支持嵊县“联委”为支持嵊县“联总”，对嵊县实行军事管制等事项。双方僵持七个多小时，张秀龙在上下威逼下答应了“县联总”的无理要求。而15日准备回到嵊县开庆祝大会的“嵊县联总控告团”途经柳岸时，被“县联委”截获、关押。后，除几个主要头头外，绝大部分被陆续释放。

　　1967年7月12日，省军管会、省军区作出《关于嵊县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嵊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军管会)，对嵊县实行军事管制，任命卞庸中为嵊县军管会主任(未到职，28日，省军管会又任命肖殿湘为主任)。同月，6541部队3分队来嵊支“左”。

　　县军管会刚成立，7月15日夜，“县联总”突击队就抢劫县物资局仓库，计雷管4.7万余个、炸药1720斤、导火线5000余米，交县农机厂、缎压厂制造土枪土炮。

　　7月25日，“县联总”成立嵊县武卫司令部，并连续强索县人武部、县公安局及城关镇、西郊公社、富润公社等战备仓库武器，计重机枪8挺、轻机枪16挺、步枪250多支、沖锋抢40多支、手榴弹3000多枚、子弹80多万发；连体委搞体训的枪支也遭强索，计小口经步枪11支、双筒猎枪2支、气枪11支、子弹1万多发。县人武部干部的自卫手枪、县中队的自卫武器也被索走。26日晚，“县联总”武卫司令部动用机枪、步枪、冲锋枪袭击新明公社，1人被杀害、3人受伤。28日又袭击崇仁王圣堂民兵。“县联委”试图动用民兵武器抵抗，但因民兵武器枪身、枪柄、弹药是分开保管的，持枪杆没有实际作用，不得不退却。事后，“县联委”下令快速结集、快速装备各公社民兵，并成立两个指挥部，即东片指挥部(总指挥部) ①和西片指挥部(即以“县联委”首批人员从城关撤离的7月3日命名的“703”指挥部)，试图包围城关。但因弹药缺乏，无力进攻。8月5日，驻嵊海军的全部枪枝弹药被“县联总”索走，连岗哨步枪也被索走。

　　县军管会主要任务应是对嵊县实行军事管制，制止武斗，恢复秩序。但在江青“文攻武卫”②的煽动下，行动恰恰相反，而是支持一派以武力打压另一派，使内乱升级至“武斗”。8月2日，县人武部发表《关于坚决贯彻执行省军管会〈关于嵊县问题的决定〉的声明》，改支持“县联委”为支持“县联总”。

　　8月6日，“县联总”在省军管会、“省联总”的支持下，在杭州招募在杭的“县联总”人员组建有百余人参加的“武卫连”，8月17日扩建为“武卫营”(对外称“嵊县联总”文攻武卫兵团)共470人。

　　8月7日夜，茹某某带领100余名武卫司令部成员包围新市公社，被俘的某公社主任、组宣委员等13人当日遭枪杀。

　　16日，县军管会发布《第一号通告》，宣称贯彻执行省军管会《关于嵊县问题的决定》，坚持支持“县联总”。

　　8月19日夜，“县联总”武卫司令部200多人，武装控制新昌县邮电局、汽车站、招待所等单位，强索新昌县人武部步枪120支、子弹7万余发、手榴弹2000余枚、重机枪2挺、炮2门。20日凌晨，接获情报的“县联委”试图在黄泥桥拦截，但因武器装备悬殊，未能成功。21日，“县联委”所属的“黄泽联委”以报仇为名，擅自在黄泽杀害在黄泥桥拦截中被俘的“县联总”文攻武卫指挥部通讯员(未成年)等3人。

　　8月22日，经林彪、江青等人的直接策划，中共中央改组了省军管会省军区①，使一派用武力打压另一派的势头加剧。

　　9月5日白天，“县联总”武卫司令部派人武力侦察蛟镇。10日凌晨，张某某率500余名“县联总”武卫司令部成员包围蛟镇，袭击“县联委”武装驻地仰高亭。“县联委”被迫退却，武卫司令部地毯式搜索独秀山，当日将被俘的锻压厂人事干部夫妇、某区人武部长等17人抢杀。13日，武卫司令部包围甘霖，21人遭枪杀。

　　9月17日，怕遭迫害躲避在新昌回山的51名嵊县干部、群众被“新昌县联总”抓获，交给“嵊县联总”，押送车至黄泥桥时，城关镇镇政府秘书等3人被抢杀。18日，又有14名嵊县干部、群众被“新昌县联总”抓获，回山广大干部群众不约而同赶到公路上，拦车阻挡，据理驳斥，才使14名干部、群众免遭厄运。此事却被“新昌县联总”定为“九一八反革命事件”，多人遭到迫害。“黄泥桥事件”致使仍留在城关的参加“县联委”的干部、群众和外逃邻县人员再次大批外逃至上海、舟山、南京等地或“县联委”控制地区。

　　①1967年8月22日，经林彪、江青等人的直接策划，中共中央决定以“20军、空五军”为基础改组浙江省军管会、省军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省军区政委龙潜、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被停职，南萍任省军管会主任、省军区代政委，陈励耘、陈明汉等人任省军管会副主任，熊应堂任省军区代司令员。

　　9月初，省军管会、“省联总”策划绍兴地区五县一市攻打“嵊县联委”(不是绍兴地区的萧山、余姚也派员参加)。由绍兴军分区制订作战图，并在嵊县北山召开会议，传达《关于调动几县、帮助嵊县消灭县联委的命令》。此前，“县联委”向县军管会提出过和平谈判，但遭拒绝。9月1日，在杭的“县联总”武卫营由“省联总”派13辆车送到绍兴，军训一星期后，从北山进入县内，攻打“县联委”。13日，新昌县人武部、“新昌县联总”在绍兴军分区“支左”人员的指使下，调动新昌县中队、武装民兵和“新昌县联总”人员1500余人，发放枪炮1000余支(门)、动用战备经费1.8万余元，公粮2万多斤，攻打“嵊县联委”驻地黄泽，时间达12天之久，打死打伤“嵊县联委”人员各两人。15日，县军管会发布《第二号公告》，勒令“县联委一小撮坏头头，必须立即放下武器，听候处理。”19日，几县大批不明真相的民兵及武装群众、围剿嵊县西片的“县联委”。“县联委”放弃西片退据上东、里东等东片地区，但仍被层层包围。“县联委”为冲破包围圈，于10月4日发动浦口突围战，终因子弹告罄，退回四明山。这场突围战死伤惨重，“县联委”死26人(含7名受伤、无力逃脱而被补枪杀害人员，其中浦口大队民兵排长受伤被俘，在解押途中被枪杀)，“县联总”死4人。

　　1967年10月24日，县军管会遵照省军管会命令，主持“县联总”和“县联委”在里东上店村谈判。11月9日，双方达成放下武器上缴封存、停止武斗；人员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恢复交通邮电；正常开展“四大”；释放双方被关押人员；双方政治生活待遇一视同仁等为主要内容的八条协议。上店村谈判标志着县内“武斗”的基本结束。上店村谈判后，“县联委”遵照协议，解除武装并将武器缴给县军管会，并将“县联总”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钱某某等人释放。放下武器的民兵和机关干部陆续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但次日即遭关押毒打，逼使打算返回或已在返回途中的“县联委”人员重新逃往四明山区。

　　由于“县联总”违反上店村谈判协议，“县联委”被逼退据东坑公社，总部迁至下猫乌村。12月下旬，“县联总”再次进山清剿，“县联委”被逼向余姚方向撤离。1968年1月，“县联委”970多人分路经裘村岭、董家年，到达余姚县梨洲，并要求与“县联委”相同观点的“余姚联总”武装保护。

　　此前，“县联总”虽夺取了舆论工具，夺取了“公、检、法”大权，并召开了所谓“三代会”(即嵊县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人革命派代表大会、革命农民代表大会)，但由于“县联委”在县内影响甚大，故不敢贸然成立革委会。“县联委”总部被逼撤离嵊县，退据余姚后，有县军管会支持的“县联总”认为全面夺权的阻力已清除，因而加速了成立革委会的速度。1968年6月14日，嵊县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7月5日，县军管会撤销。

　　四、“县联委”和“县联总”的终结

　　1968得2月，经“省红暴”的撮合，“余姚联总”、“嵊县联委”和同期退到余姚的“新昌联委”、“天台联总”联合成立“浙东指挥部”。“嵊县联委”主要负责与南京军区、舟山要塞区某部的联络工作及控告任务。武装由“余姚联总”统一指挥，“嵊县联委”、“新昌联委”虽从舟山搞到少量的枪支、弹药，但均归“余姚联总”统一安排。“余姚联总”将“嵊县联委”、“新昌联委”、“天台联总”人员分别安置到“余姚联总”控制的四明山区各社队。这些外逃人员得到革命老区四明山人民的庇护。“嵊县联委”总部安置在黄明公社，后迁至梁辉公社。“嵊县联委”总部虽迁至余姚，但仍通过嵊县县内近200余个联络站，散发传单，传达信息。

　　2月底，“省联总”在嵊县召开八县一市联防会议。嵊县、新昌、上虞、镇海、奉化、鄞县、余姚、慈溪及宁波市派人参加，讨论用武力解决四明山“浙东指挥部”问题。3月至10月，南京军区多次派员到嵊县、新昌等地调查核实“县联委”控告县军管会支持“县联总”强索战备武器和枪杀区社人武部长等案件，使八县一市武装不敢贸然进攻四明山“浙东指挥部”。

　　8月，县革委会组建“赴浙南地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赴永嘉县等地支持“省联总”派。

　　1969年2月，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决定用武力“统一”浙江，实现全省“一片红”，向中共九大献礼。嵊县被列为全省用武力解决的28个县(市)之一；而在中共九大上，南萍被选为主席团成员。这两件事在政治上给“浙东指挥部”造成巨大冲击。“余姚联总”武装总指挥与解放军某部秘密谈判后，未经“浙东指挥部”领导层商量，就向“浙东指挥部”武装人员下达“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命令。4月初解放军某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黄明、梁辉等公社。“嵊县联委”总部成员除连夜逃往南京、舟山的少量人员外，其余人员包括为躲避迫害而重上四明山的老干部不得不集体向解放军某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报到，在梁辉公社操场举行所谓“投降仪式”，全部报到人员列队，然后“县联委”代理主住(主任5个月前去舟山路上被抓)交出“县联委”印信。报到人员被押至绍兴党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县联委”代理主任被移至杭州关押，逼其交待与南京军区的关系，企图“倒许(世友)乱军”，但未得逞。

　　“文化大革命”期间嵊县的“武斗”范围之大、牵涉面之广、时间之长、死伤人员之多，浙江省内少有。两派对阵中死亡69人，武斗中被抓后杀害122人，武斗死亡总人数达191人①，占全省武斗死亡人数的8.9%。

　　“武斗”的终结、“县联委”总部的消失、各级革委会的成立，全面夺权的目的基本达到。1969年7月12日，“县联总”召开大会，宣告已完成“历史使命”，即日起不再打“县联总”旗号。

　　“武斗”不但严重破坏了嵊县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生活秩序，使工农业生产停滞甚至倒退，而且损伤了人民群众对党对政府的深厚感情，人民群众自身也留下了伤痕。中国共产党是有政治勇气的党，是有领导能力的党，它在不断科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时，继续带领亿万人民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武斗”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决不可以重蹈覆辙。这个教训也提醒人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安定团结，科学发展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福祉。

　　①1973年县革委会组织人员清查两派武斗中死亡人员情况，1978年落实有关政策时进行全面复核。嵊县武斗时战死的69人，其中干部3人、职工5人、农民58人、居民1人、学生2人；武斗中被抓后打死的122人，其中干部16人、职工13人、农民89人、居民1人、学生3人。

　　(本文作者:系嵊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