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乡土教育滋养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九一○年五月五日，农历三月廿六，甘霖镇下街头新兴弄一座临街的房宅中，传出了婴儿响亮的哭声。祖母喜不自禁地接过产婆手中的孩子说，明日就是立夏，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春天，就叫春郎吧！春郎是钟敬之的奶名，学名钟敬康。此时祖父已经辞世。

　　父亲钟黄是个新式的知识分子，曾就读于南洋公学和保定法政学堂，在嵊县城里做律师。母亲宋爱璇出身于嵊县县城的士绅家庭，曾在民国初年创办的爱华学校读书，心灵手巧，知书达理。

　　钟家大宅临街而建，最前面的是老酒坊，后面是新台门。这座砖木结构的房子是当时甘霖镇上最好的台门，宽敞的天井用青石和卵石铺设，中央摆放着一条染坊石和一口养金鱼的大荷花缸。正屋廊檐下立着四根合抱的柱子，四只浸润了岁月风烟的木刻雕雀栖息在梁柱下，显耀出钟家的泱泱大气。厅堂庄严而典雅，梁柱上精致的雀鸟和花卉及松鼠，栩栩如生，相映成趣。厅堂西半边的廊屋和二楼厢房，就居住着钟敬之一家。

　　钟敬之自幼喜欢越剧文化。一九○六年诞生的越剧发源地东王村离甘霖镇只有五里路，在他哇哇学语的时侯，唱遍古越大地的越剧已十分红火，他常常跟随父母去看戏，往往从早饭后一直看到红日西沉。然而，吸引他的不仅是戏剧中曲折的故事情节，更使他着迷的是油彩艳丽的人物扮相，还有艺人们色彩缤纷的服装和各式各样的道具。一九一五年，在他五岁时，父亲从县城回到镇上接办甘霖学堂，将家中大部分财产投入到教育事业当中，他又喜欢上了学习，书上的花草虫鱼和民间的飞禽走兽都使他怀有特殊的好感。

　　稍大一些，钟敬之进了甘霖小学读书。但是他不满足于课堂所学的知识，放学回家就在父亲的书房里找书看。这一下，可真让他找出了许多宝贝，祖父留下的大量遗物。

　　钟敬之的祖父因喉癌去世，在世时是名传一方的人物。他是家中的小儿子，没有继承“钟茂坊”老字号酒店，而是学习了父亲的医术和卜卦阴阳五行之术，同时还会看风水，擅长书画创作和民间工艺制作。祖父的遗物对钟敬之的影响是巨大的，满满的两框医书无法读懂，几十个大大小小刻满了天干地支的罗盘也不会使用，真正引起兴趣的是大量画稿和缮写精订的各种手制抄本。

　　一九二五年春夏之交，钟敬之收到在上海缫丝厂工作的堂兄钟敬尧的信，说有个投考上海中华书局当练习生的机会。信中还附上了详细的地图，以及介绍中华书局的报纸。钟黄看了来信，手里攥一把凑来的钞票，给儿子当路费。当时从甘霖到上海，交通并不便利，需要先走到三界渡口，乘船过曹娥江至绍兴，然后再经杭州到上海。几天后，钟敬之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挥别家人，踏上了赶赴上海的路途。

　　二、 堂兄引路造就了他顽强的求知个性

　　钟敬之投考中华书局的书栈科，负责人看了他的高小毕业证，问过在校情况，读过什么书后，拿出中华书局练习生管理章程，让他现场抄录一份。负责人看了钟敬之的毛笔小楷非常满意，于是一锤定音，录用为练习生。堂兄钟敬尧时年二十二岁，是钟敬之大伯的儿子。在“五卅”惨案发生之前，就秘密参与工会活动，串联劳工朋友，力图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惨案发生后，他愤然走出工厂大门，改名钟鼓，奔赴广州参加革命军，于当年十月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二团学习军事。临行时，他写了一封短信给钟敬之：“一个新时代，就要来临了。我除献身社会外，一无所有。青年就该走一条光明的道路，要让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得到解放。切切，勿念”。同时，钟敬尧还把他几年来阅读过的所有书籍杂志，都一并留给了钟敬之。

　　钟敬之敏锐地预感到，床下硬纸板箱里放着的《中国青年》和《向导》，将成为自已的新起点，也将成为他力量和信仰的源泉。

　　在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期间，钟敬之作为中华书局书栈科的工会小组组长，积极参与罢工，他和几位同事暗暗印刷了中共上海区委代表会议上宣读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四下秘密流传。上海的第三次武装起义组成了约三千人的工人纠察队，由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总指挥，钟敬之和书局工会领导人一起，给闸北纠察队送去食品和宣传资料。还上街散发传单，宣传革命思想，争取了一些市民群众的参与。在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前夕，钟敬之和五万名上海工人一起，参加了上海总工会的集会游行，欢迎革命军，庆祝北伐胜利。

　　一九二七年四月，钟敬之辞去中华书局的职务。九月间投考“上海国立劳动大学”的中等科(大学预科性质，后改为中学部)。一九三○年春天中等科学业完成后，被造型艺术的强烈爱好所驱使，他又报考杭州“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但是世事难料，他的两个大学梦都如露水一般破灭。

　　三、 为人师表铸成了他勤奋的工作风范

　　一九三一年，钟敬之离沪北上。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是钟敬之正式踏上社会的第一站，他从前的小名春郎，大名钟敬康，一概不用，改为钟敬之，以纪念人生中这个重大的转折点。

　　当时二师有一大批才华出众的进步青年教师，任白戈讲授历史，是中共党员；刘弄潮公开讲授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是李大钊先生介绍入党的党员；尚莫宗讲授美术，创作了木刻作品，揭露社会黑暗，学生称他为无产阶级的木刻家；王雪林教育音乐，教唱当时属于禁唱的《国际歌》。此外，肖寄语，刘盼遂，傅烈，乌世章等教师各有所长，进步思想激荡整个校园。

　　钟敬之利用空闲时间，努力学习大量的经典著作，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现代社会学》，还有《萌芽月刊》，《北斗》，《拓荒者》，《新月》。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钟敬之回到上海，寄居在同乡友人陈午韵处。经人介绍在同乡樊仲云为总编辑的新生命书局工作，负责出版校对等事务。住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园坊(今瑞金二路一二九弄)一O三号。

　　正当钟敬之在书局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时，一封“父急病，速归。”的加急电报，使他的心一下子坠入冰窟。他知道父亲办学失利，现在杭州市政府工作，由于心情苦闷，独自一人常去小酒馆喝酒，身体每况愈下。但又不知道情况究竟如何，便匆匆找他的大姐夫钱祖恩。钱祖恩在上海大中华造船厂任工程师，与钟湘霞一起住在江湾一带，已生一女。他看了加急电报后，二话不说，和妻子收拾了一下行装，把女托付给别人，三人连夜赶赴杭州西湖湖滨疗养院。听医生说，病人死于急性白喉，是在酒馆喝酒时传染上的。眼看着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已经被白布蒙上了面孔。钟敬之跪在父亲的面前，痛哭失声。

　　在父亲丧葬不久，当年九月，七十九岁的祖母也撒手人寰。二十二岁，作为长子的他，首次深切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和荒诞，钟敬之用少年老成的肩膀，咬牙扛起了一个家庭的重担。因为他不仅是家中的经济支柱，更是亲人们的心灵慰藉。一九三三年春夏，新生命书局先后出版了几本介绍苏联现状和文艺理论的译著，由于钟敬之通晓日文，他选择了一本日文本的《十月之声》。他不怕事务冗杂，邀请徐懋庸为译著作序。书出版后，反响热烈。

　　一九三四年，总编辑樊仲云模仿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小丛书》，开始编辑一套《大众文库》。茅盾编撰《百货商店》，黄源编写《父与子》，曹聚仁编写《李秀成》，徐懋庸编辑《罗斯福》、《甘地》、《印度革命史》、《罪与罚》等，钟敬之编写《亨利福特》、《电影》、《留声机》。其中，《电影》这个小册子，一面世，立即引起了文艺界人士的注意。钟敬之由左联常委，宣传部长徐懋庸介绍参加左联，后转到“左翼戏剧家联盟”(称剧联)。

　　四、 加入左联锤炼了他的舞台设计艺术

　　钟敬之参加左翼“剧联”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业余剧人协会”第一次公演《娜拉》一剧，进行舞台装置设计。《娜拉》由章泯任导演，赵丹、蓝苹(后改名江青)为男女主角。和钟敬之合作的还有徐渠，赵明，池宁等人。

　　话剧的设计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一系列琐碎而繁杂的工作，都由钟敬之独挡一面。工匠在制作道具、绘制布景时，他每天都在一旁陪着，既是监督，同时也在悄悄地学习，将工匠的技法牢记在心。制作硬板的三夹板尺寸偏小，女主角裙上少了一粒扣子，钟敬之从来不放过这些小小的纰漏。很多时侯不愿麻烦工匠返工，他就自已动手，力求每一个细节的妥贴。到了布置舞台的阶段时，钟敬之搬来双脚梯，敲钉，拉铅丝，挂幕布，接电线，安灯头，他样样事情都会做，很少需要别人帮忙。钟敬之出色的设计创意和亲自制作，无疑给《娜拉》的公演成功作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于《娜拉》的成功，“剧联”开始精心筹备《钦差大臣》的演出。钟敬之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为“业余剧人协会”第二次公演进行舞台装置设计和实施。《钦差大臣》这出话剧由章泯、沈西苓、欧阳予倩、洪深、应云卫、万籁天等联合导演，金山、王莹、顾而已等主演。钟敬之一刻也不敢懈怠，白天去书店工作，下班立即投入到新一轮紧张而忙碌的设计中去。十一月份，《钦差大臣》在金城大戏院上映，造成了比《娜拉》更为轰动的反响。

　　一九三六年初，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文艺界响应“中共中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的号召，决定解散“左联”和“剧联”等左翼文化团体。转而成立两个协会，即由章泯，赵丹，金山，陈鲤庭等负责的“上海戏剧界联谊会”和由张庚，周钢鸣负责的“上海剧作者协会”，倡导“国防戏剧”的创作。

　　在国防戏剧和统一战线的号召下，钟敬之和张庚，吕骥，旅冈等一起，筹建了“戏剧生活社”，还邀请了原“东方剧社”的崔嵬、丁里及许秉铎、丁恺、田蔚等十余人参加。张庚为总负责人，钟敬之负责总务部，旅冈负责研究部。因为经费困难，还要躲开国民党政府的搜捕，钟敬之在吕班路一个洗染店的楼上租了一间房，定期开展活动。这一时期，国防剧的创作十分活跃。四月份，“戏剧生活社”因团体经费困难，无奈解散。钟敬之义无反顾地独立支撑了这个“摊子”。

　　入夏之后，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开始筹备第三次公演，共有三个剧目：一是欧阳予倩改编、导演的《欲魔》，二是章泯导演的《大雷雨》，三是沈西苓和宋之改编的《醉生梦死》。舞美设计人员除了钟敬之和先前几位同伴外，增加了贺孟斧、许坷、王为一。

　　《大雷雨》的筹备过程最为艰难，但是获得的成就也最大。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卡尔登大剧院连演十场，场场爆满。对钟敬之来说，无论是灯光，天幕，还是音乐，都属当时最高艺术成就。

　　有所不幸的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与世长辞。十月二十日，钟敬之和徐懋庸一起来到万国殡仪馆吊唁。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前往瞻仰鲁迅遗容。当钟敬之亲眼看到先生因枯瘦而深深凹陷的面颊时，泪水打湿了衣襟。而一旁的徐懋庸，早已泪流满面。两天后，钟敬之又和左联的人一起，为鲁迅送葬。出殡队伍延绵数里，低泣的声音在风中回旋，无数的挽联和花圈在灰色的天空中纷乱地翻飞。钟敬之走在队伍旁，一路高唱国际歌，呼喊着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直到和群众一起到达虹桥墓地。

　　与鲁迅先生的论争，对徐懋庸打击很大。他从浙江寄往上海的长信，却让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雪上加霜。徐懋庸对鲁迅爱之深，责之切，认为他“不看事而看人”，还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错误的，是和“国防文学”对立的。鲁迅将徐懋庸的来信视为一种故意挑衅，当时他刚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情绪难免激动，当即花了四天时间，抱病写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刊登在《作家》杂志八月刊上。鲁迅将徐信全文公开，同时他的遣词造句丝亳不留情面，说徐懋庸是“恶劣的青年”，“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此时事态发展急转直下，“国防文学”组成的战线动摇，人们纷纷指责徐懋庸。周扬还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批评他。

　　徐懋庸受到鲁迅的公开指斥和同仁的冷淡与不信任，但他坚信有朝一日可以向先生说清楚后得到谅解的。但他非常苦闷，处境十分困难。钟敬之天天陪伴在他身边，开导他，安慰他。然而仅仅两个月后，鲁迅先生化鹤西去。哭红了双眼的徐懋庸颤抖着双手，在宣纸上落下了“敌乎友乎，余唯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十六个大字.一九三七年，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此时，已经分裂成碎片的左翼文化，只能各奔前程。钟敬之返回甘霖老家。

　　五、 奔赴延安实现了他钟爱的戏剧事业

　　一九三七年夏秋时节，许久未归的钟敬之出现在“钟茂丰”的新台门里，全家人喜出望外。在家中的日子，钟敬之天天陪伴母亲宋爱璇，讲上海发生的事，也常常跟呀呀学语的儿子(与前妻周苓枝所生)游玩。

　　嵊县当地的南鹿学社，开始频繁地为抗战救国呼号。社长为邢尊谋，聚集了大批嵊新两县的知识分子，提倡文艺大众化，出版社刊《橄榄》。钟敬之参加南鹿学社，以文会友，参与活动，进一步受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熏陶。比他小十七年的小弟钟敬又也十岁了，经常跟着出去活动。

　　与此同时返回老家的徐懋庸，受到鲁迅公开驳斥之后，又受周扬等人批评，内心不服，便下定决心要找机会去延安寻找答案。在送妻小到黄岩岳母家去的路上，途经嵊县便在钟家住了两个晚上，细细地告诉了他的打算。钟敬之深受震动，顿生向往。不久，徐懋庸返回嵊县。钟敬之告别家庭和刚满一岁的儿子，双双踏上一别家乡三十五年的旅途。

　　一九三八年初，钟敬之与徐懋庸前去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接见了他俩，并鼓励他俩去延安参加抗战活动。二月份他俩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接见了他俩，同时答应送他俩去延安的要求。三月六日清晨，他俩终于如愿以偿地搭上开往延安的汽车。

　　到达延安，钟敬之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的第一批戏剧系教员。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延安城内的中央礼堂隆重地举行了鲁艺的开学典礼。同年八月一日，鲁艺创立了一个专业性戏剧团体《鲁艺实验剧团》，主任及教育科长为王震之，钟敬之任演出科长。八月七日，钟敬之由吕骥、张庚作为介绍人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十一月七日转为正式党员。

　　战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有限，更不用说戏剧演出所需的道具器材，几乎约等于零。钟敬之看着燃烧的汽灯研究，儿时制作马灯的景色一闪而来，他立刻奔出屋子，到街上找了一家洋铁铺，让铁匠依照他的思路制作灯罩。它的罩筒和遮盖部分用洋铁皮制成，连同汽灯悬挂在一定的位置上，依靠小滑轮和细麻绳，能从后台侧旁操作开闭，更换光效，造出舞台面光、顶光、天幕照光和两侧集中聚光的效果。在这方小小的舞台上，钟敬之不仅挥洒着汗水，还将无数五光十色的梦想投诸于实践。

　　一九三九年春天，“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钟敬之担任理事。同年秋天，陕甘宁剧协组成“业余剧人协会”，钟敬之担任筹委。一九四○年一月，钟敬之参加“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鲁艺这样的土法上马中，不仅上演了中国戏剧名家大戏《日出》，而且国外名家大戏《钦差大臣》也相继上演。同时也上演了不少地方特色浓厚的爱国戏剧。

　　一九四○年初，为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鲁迅艺术学院”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并将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各专业系的学制从六个月改为三年。并各设一个工作团，美术团又名美术工场。在美术工场中，钟敬之的雕塑天赋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无论是小八路的塑像，还是领袖们侧面的像章都得到参观者的众口赞誉和广泛流传。钟敬之继任鲁艺美术工场主任后，被推选为边区美术家协会执行委员。并且综合实践经验编写出《舞台设计讲授提纲》一书，应用于戏剧系的教学当中。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月，中央发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延安掀起全面整风运动。四月二十七日，钟敬之收到一封署名毛泽东、凯丰的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到会后，一一与参会人员握手。钟敬之只觉得他的手温暖有力，与人握手时双目注视对方，这种目光仿佛会使人永不忘记。文艺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一周之后，毛泽东亲自来到鲁艺，坐在学校篮球场边的木质长凳上同全体师生谈话，号召大家从“小鲁艺”走向人民群众间的“大鲁艺”。为此，鲁艺组织起一百余人的秧歌队在延安城各处宣传演出。

　　其时忙于领导鲁艺校内整风学习的钟敬之，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秧歌队的演出，却时常在人群中驻足观看，一场不期而遇的恋情使他露出甜美的笑容。三十二岁的钟敬之与秧歌队二十岁的高维进相爱了。高维进原名高启民，出身河南邓县，一九三六年十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离开家乡参加新四军，辗转各地。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是钟敬之与高维进结婚的日子，证婚人是鲁艺副校长周扬。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钟敬之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与艾青，陈波儿，王大化等文艺界的十五人一起获得甲等劳模奖，得到边区自织的毛呢衣料一件和资金数百元。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一九四五年三月，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落在钟敬之肩上，这就是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布置会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的喜悦未尽，钟敬之随华北文工团奔赴新解放区张家口市，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工作，以华北文工团的名义与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联合演出歌剧《白毛女》，导演舒强，钟敬之与许珂担任舞台设计。在延安不足十年的时光里，他为近三十部戏剧进行了舞美设计。他是出色的舞台艺术家，亦是神奇的造梦人。

　　六、 主席面谈奠定了他中国的电影先驱

　　一九四六年五月，钟敬之接到上级通知，与妻高维进、同事凌子风从张家界一道返回延安。电报明确指示，筹备拍摄电影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回到延安的最初几天，他被人拉着四处奔忙，商量剧本，准备器材，敲定演员。

　　面对即将开始的电影拍摄工作，钟敬之有些彷徨无措。从前在上海他曾编写过一本名为《电影》的小册子，介绍电影的原理和种类，阐述自己对于电影未来的设想。然而，他却从没预想有一天会真正地制作电影。

　　就在钟敬之陷入犹豫之时，他忽然接到来自江青的邀请。她专程派人邀请钟敬之、陈永清、高维进到家中做客吃饭。

　　钟敬之料想定是关于电影的事情，便很快去了。待进到屋里才发现，毛泽东竟然也在坐，钟敬之感到十分意外和欣喜。印象中，这次在内，是第四次近距离见面。如今再次见到毛泽东，感到非常高兴，而毛泽东也和他们同席吃饭。当毛泽东得知钟敬之的家乡是浙江嵊县时，他侃侃而谈，说“嵊县是山林幽秀之处，晋朝有戴逵和戴勋父子二人弃官遁世，隐居于此，琴画娱终。”钟敬之愉快地点头，回忆少年时期听说县城有个“二戴书院”，想必是此典故。席间，毛泽东还谈了许多家常话，说他在大革命时期和长征路上的往事，谈他秋收暴动时期的工运活动，以及参加革命前后自己几个孩子的苦难生涯。这是钟敬之第一次私下里听到毛泽东说了如此之长的一番话，字字恳切真挚，听得钟敬之时而激动时而唏嘘。拉完家常，毛泽东问他们三人如今在搞什么，他们回答在搞电影。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道：“电影要搞，小米加步枪也要搞。”

　　毛泽东转而又问钟敬之的工作情况，钟敬之坦白说出心中的忧虑，说过去从没搞过电影，这次接受这项新工作，恐怕做不好。毛泽东听罢，含着笑意，热情地鼓励道：“你过去在舞台上搞布景，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搞着搞着，现在你就会了。电影工作还不是一样的吗？怕它什么！”说罢顺势“咚”的拍了一下桌子。钟敬之仿佛被这“咚”的一声敲醒了，义无反顾地参与其中。一九四六年七月，延安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为董事长，陈伯达、江青、安子文、李伯钊、鲁直等组成董事会。电影厂人员有翟强、冯白鲁、程默、凌子风、钟敬之、高维进等。

　　岂料天不作美，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悍然扩大内战，向陕甘宁边区进犯。《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拍摄被迫暂停。高维进被分配到中央党校文艺工作室，钟敬之在边区文协。

　　一九四七年八月之后，战局急转，在共产党追击残敌的间隙中，钟敬之一行与随军摄影小组的凌子风、程默在西北局驻地会合。随军摄影小组已拍摄纪录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行军中的镜头，累积素材十四本，十分宝贵。经中央同意成立西北电影工学队。当时的成员有：钟敬之、成荫、凌子风、程默、赵伟、石联星、高维进等，队长钟敬之。一九四八年五月底，西北电影工学队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中共东北局，此后全体队员参加已有二年历史的“东北电影制片厂”，钟敬之任艺术处副处长。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解放。三月，钟敬之、高维进等工作人员赶赴北平。四月，“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在北平成立。袁牧之任局长，指派于伶和钟敬之南下接管宁沪地区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经营的电影企业。随着南京解放，钟敬之、于伶随军入城，迅速办理了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农业教育电影厂等电影机械器材的军事接管。为接管上海，“中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其中“上海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为陈毅，副主任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白韬，下设新闻、出版、文艺、教育等处。钟敬之任文艺处副处长并与于伶一同负责下属电影部门的接管。

　　令钟敬之大感意外的是，从前的花园坊房东商师娘将钟敬之离开上海时，来不及带走的书籍，保存了十二年，完好无损地送来了。这里面有他翻译的文集，有父亲钟黄的诗集，以及家人的信函。这些信函唤起了他对家人的思念。不久，钟敬之写信盼来了白发苍苍的母亲宋爱璇，还有儿子钟大辛及小妹钟湘华的小女儿石元。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钟敬之作为上影厂的代表在天安门出席开国大典观礼，高维进作为纪录片《新中国的诞生》的导演在华表前指挥摄影，钟大辛作为北京学生代表行进于北师大附中的队列里。同年十一月十六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式宣布成立，厂长于伶，副厂长钟敬之。上海自此迎来一个全新的电影时代。

　　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文化部根据政务院《关于电影局应积极准备条件，争取四五年内创办电影艺术学院》的决定，成立电影学院筹建小组，任命钟敬之、章泯为召集人。隔年六月，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建制，院址定于新街口外大街二十五号。九月开学，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宣读任命：院长为王阑西，副院长为章泯、钟敬之、吴印咸、卢梦。

　　一九六四年十月九日，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钟敬之为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鲁明、申伸为副书记。

　　七、尾声委婉陶冶了他崇高的革命情操

　　一九六六年七月，北京电影学院学生“踢开党委闹革命”，称钟敬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次年冬天，北京特别寒冷，但离奇的是没有供应暖气。就在这年冬天，钟敬之的母亲宋爱璇在北京儿子的住所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八十岁。政治风暴席卷家属，大儿子钟大辛前往江西，女儿钟弥儿发送内蒙古，二儿子钟大年下放陕北，小儿钟大丰北上黑龙江。此时的钟敬之和高维进正受冲击，不能送行。只有小表姐石元为他们送去车站。不久，高维进下放湖北参加围湖造田运动。又过了两年，钟敬之被组织宣布：“钟敬之为人民内部矛盾，予以解放。”允许与全校师生同去保定第三十八军整训。

　　一九七二年五月，部队给予钟敬之两周的探亲假，在外甥女石元的陪同下，六十二岁的钟敬之踏上了一别三十五年的家乡故土甘霖下街头，久违的“钟茂丰”大宅已毁于侵华日军的战火。他住在钟湘荷家里四天。钟敬之返回保定后，一直保持着温文敦厚，与世无争的性情。第二年四月十日，钟敬之结束了三年来下放部队的生活，当地部队政委，副政委及相关干部多人设宴为他送行。然而，返回北京电影学院工作，此时的老朋友田方，章泯已病逝。钟敬之终于落泪，收集起在延安文化活动的照片，整理成《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秧歌与戏剧》一册，以永远纪念。一九七七年二月，徐懋庸在南京旅居病逝。钟敬之深为悲痛，他用毛笔小楷将徐懋庸诗稿抄录并装订成册，为他少年挚友一生坎坷的不公正待遇深表遗憾。

　　一九七八年三月，王阑西回文化部接管电影学院工作，钟敬之与申伸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开始恢复电影教育。此时的钟敬之，走路要拄拐杖。经上级批准，钟敬之于一九七九年担任电影学院顾问。十月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列入主席团，并被选为文联全国委员。在受邀编写院史概述时，一九八二年九月瘫坐轮椅，不能行走。一九八四年辞去顾问一职，办理离休，享受副部级待遇。

　　但是，钟敬之在轮椅上还编写了不少文艺史料。一九九三年，获北京电影学院首届“金烛奖”，一九九四年获广播电影电视部“老有所为奖”，一九九六年获“夏衍电影荣誉奖”。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五日，钟敬之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妻子高维进和儿女们围在床边看着他。夜晚的时侯，雪越下越大，而钟敬之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享年八十八岁。

　　(本文作者：嵊州市同济房地产公司高级经济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