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的吕学到淳熙年间，已发展成为学术上的婺学(因此时吕学的代表人物多在婺州)。吕祖谦(1137-1181)是婺学的开山鼻祖，又开启了南宋浙东学派的先声(因婺州归辖浙东路)。婺学以博综各家之说的姿态出现于世人面前，这是因为吕氏家族“学无常师”的治学风格，给祖谦以重大影响。由于祖谦的家学素有不主一说之传统，故能自觉地摈弃门户之见，“泛观广接”当世诸家学说，并不自立标的，不论是对前人还是同时代的学识见解，均能“公平观理所在”，持论公允。其次是祖谦一生所出仕的都是学官和史官，与当时学术界保持广泛接触，使之成为当时交游最广泛的思想家之一。三是祖谦为人平易随和，待人诚恳，具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良好士德，加上他本身学问广博，治学严谨，学术气度恢宏，使他在学人中间有很好的人缘。以致许多学术观点不同的学者都愿意与其往来。因此，与同时代任何一个学者相比。吕祖谦的相知友好最多，学术联系面也最广。他百般周旋，极力调停当时各家之间的争论。“未尝倚一偏而主一说”。由此造成四方学士辐辏而至，著述之外加上交友，忙得不亦乐乎。吕祖谦不愧为吕学的模范代表人物。

　　当然，吕祖谦对各家学说之所以采取兼容并蓄“委曲拥护”的方针，并非无原则的，而主要的是试图汲取各家学说中的合理因素，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为风雨飘摇中的南宋政权提供综合当世各家之说，“兼取其长”的理论基础，以摆脱政治、经济上的危机。

　　当时婺州辖有金华、义乌、永康、武义、浦江、兰溪、东阳七县，为学术昌盛之地。吕祖谦之叔吕规叔致仕后，迁入剡西办鹿门书院，可说是从地域上把婺学亦即吕学扩展到越州的嵊县，随着书院之间学术活动与大儒名流讲学活动的开展，吕祖谦学说中的思想之光也日益显示出来。

　　如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朱熹和吕祖谦各有自己的观点。朱熹认为决定于帝王“心术”的“正”与“不正”。吕祖谦对这种帝王“心术”决定论和君王“独运万机说”进行了抨击，他认为社会伦理制度并非由哪一位圣王建立，而是“借众人之力共建”(《书说·伊川第四》)。吕祖谦还抨击了后世封建君王的“自任一己聪明以临天下”的行为，主张“用众人聪明以临天下”(《易说·临》)吕祖谦还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云“盖国之根本，全在小民，其兴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诸侯，不在奸雄、盗贼，止在小民之身。”(《书说·召诰》)同时他还指出，国家兴亡，在于民心，如若“民心已离，虽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足恃。”(《左氏传说》卷二十)

　　同是南宋浙东学派的陈亮(1143-1194)，是永康人，与吕祖谦有亦师亦友的关系。他是坚决的主战派。多次上书孝宗、光宗，要求扭转妥协求和，文恬武嬉，苟且偷生的局面。为此受投降派构陷，三次下狱，受尽屈辱，几至于死。他与朱熹是好朋友，但对朱之学说批判最力，最厉害，几欲驳倒这个大儒。陈亮与朱熹关于“义理”与“事功”及关于“天理”与“人欲”的辩论，尤为著名。朱熹总是把“存天理，去人欲”挂在嘴边，如认为寡妇改嫁就背天理，纵人欲，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宁可饿死，也不得改嫁。朱熹还提出“三代(指百夏、商、周)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的论点。陈亮则从“道在物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批驳朱熹的复古主义思想。“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的核心理论，陈亮正是抓住这点深入批驳，揭穿了所谓理学家空谈道德性命的伪善面目，让人看清这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丑恶灵魂。

　　吕祖谦、陈亮同为朱熹的朋友，但对其学说的批判又是毫不留情的，这才是朋友间的理智态度。“文革”中的“大批判”，搞坏了批判的声誉，以致今天“批判”这个词也不常见了。其实，“批判”是个好字眼，繁荣文化和学术，少不了批判，有批判才有鉴别，才有取舍。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奉为明、清朝廷的统治思想，就是因为批判不到位的缘故，把三纲五常解释为“天理”，封建统治者就控制了“真理”。一种能为封建统治利用的学说，决不是好学说，当时陈亮对朱熹学说的“大不敬”实在做得好。

　　接着陈亮对朱熹进行批判是叶适(1150-1223)，他与陈亮一样也是个主战派，是南宋浙东学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他肯定世界是物质的，所谓“天理”也只能是“物之理”，“物之所以在，道则在焉。”他官至吏部侍郎，对陈亮中了状元而后瘁死十分同情，曾给予陈家人以帮助。

　　南宋浙东学派，脱胎于吕学，到祖谦、陈亮相继去世后，浙东学派成了易姓继学的学派，吕学不再出头露面，而潜形民间吕氏家族，所以鹿门书院有“家传吕学成教化”的联语，吕学成了家庭教育的学说，这是一姓学说的正常归宿。

　　但对朱熹学说的批判仍然没有停止。界于南宋浙东学派与明清浙东学派之间，浙东出了个王阳明。王阳明本名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余姚人，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心即理也”的学说，以批判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主张“万事万物不外吾心”、“心明便是天理”，提出了“致良知”的学说。王阳明的“致良知”，虽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在当时对于宣扬客观唯心主义的朱学却是个不小的冲击，因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使人觉得离“天理”太遥远，如今王阳明的“致良知”，把“天理”移植到自己心中，那就不再遥远、不可企及的东西了。王阳明又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以反对程朱“知在行先”的说法。总之，王阳明的学说在思想界影响很大，只要看他的学生李贽竟激烈地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知道了，其后还产生了一批反传统的志士——东林党人。

　　明末清初的浙东学派，比起南宋的浙东学派来，思想更激烈，影响更深远。黄宗羲就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

　　黄宗羲(1619—1693)，字太冲，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个骨鲠之臣，因为上疏弹劾阉党魏忠贤，被魏害死。崇祯初，黄宗羲上京讼冤，到京时，阉党已垮台，魏已被正法，余党正在审讯中。黄宗羲出于义愤，在对簿公堂时，拿出藏在袖中的铁锥，向杀害其父的一个凶手锥去，使之流血遍身；又拔下另一凶手的胡须，归祭亡父灵前。

　　清兵入关南下，黄宗羲曾纠集乡里子弟抗清，武装队伍最多时达3000人。但清兵压境，所部不支遂溃，曾逃入四明山，来到剡中，因无资料可考，不知他来嵊县做过何事。只知他后来对程朱理学的所谓“君为臣纲”这一三纲五常之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罪状，说“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有人把黄宗羲比之为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和狄德罗，他们两人在18世纪初也反对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开明君主执政，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不过黄宗羲要比他们早一百多年。

　　本文由吕学而婺学，由婺学而南宋浙东学派，再过渡到明清的浙东学派，贯穿了一种批判精神，就是批判朱熹理学的核心观点，这种批判是步步深入，与时俱进的。直至黄宗羲惊人一跃——向皇权开炮，算是发出了社会变革的先声。这是有后来辛亥革命的事实作例证的。

　　问题想到了另一面，我们都说朱熹是个理学的集大成者，那么他集成的究竟是精华还是垃圾，或者有多少比例的精华与垃圾，我们是否理清了呢？

　　我还要说，南宋以来的浙东学派，是个了不起的学派，他们早于西方百多年，为我们造好了推翻皇权的舆论，至少在思想动员上为我们准备了条件。当年策划推翻封建王朝，发动辛亥革命，为什么浙东有那么多人积极参加，出生入死，叱咤当时，连鹿门书院也走出了吕韶美、吕峄两位早期同盟会会员。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之一，就是浙东早就有人发出了推翻皇权的正义之声。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在纪念先烈的同时，也不该忘记为我们准备思想炮弹的先辈们。

　　(本文作者：嵊州市贵门乡雅安村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退休干部，从事宣传文化工作30多年，边疆工作43年退休回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