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为迎接台湾光复，专门派员前去接收，在接收大员中就有嵊州人，他就是王文熙。

　　王雍皞，字文熙，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谷来镇谷来一村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接收台湾等重大历史事件。他又是台湾光复后台湾省首任地政局长，著有《土地测量之商榷》等文。出生贫寒之家 投身革命之路

　　王文熙出生在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人。王文熙祖上一直秉承“耕读传家”之风，延至其曾祖王景章，便步入仕途，官居长沙知府。其虽为知府，但为政清廉，靠平时省吃俭用留得不少家业。咸丰年间，太平军率部攻入嵊县北乡，家宅焚毁，家道中落，家境变得贫寒，但重教之风不减。王文熙祖父王恩洽坚持耕读，白天劳作，晚上读书，当时已贫寒到用不起油灯的境地，夜间读书，靠竹片照明。王文熙祖父生有瑞丰、瑞岐、瑞彬三子。瑞丰，字颂年，即王文熙的父亲，自幼博学，于光绪年间便得中秀才，准备参加乡试时不幸身患天花，经医治，保全了性命，成了麻子，曾参加民国《嵊县志》采访工作，又任余姚县盐场知市，是嵊县当时声望很高的士绅。

　　王颂年望子成才，常常教育他们要好好读书，虽然穷，但一定要争气，为国为民作出贡献。因此，五个儿子所取之名皆使用“四点底”作偏旁的字，意寓五子要打实基础、脚踏实地、为国效力，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长子便是王文熙，次子文煦、三子文照、四子文烈、幼子文熊。

　　王文熙自幼好学，博览群书，熟读经典，善工书法，自小被村人称之为“神童”。光绪三十年(1904)，邻村新修了一座关岳庙，请王颂年撰写正殿的楹联，父亲认为这是个测试他才学的好机会，便让文熙独自出联并撰写。王文熙对联一出，围观的乡民无不称奇，接着的一手好字，让在场的人无不拍手称好，这年他才十三岁，通过这么一试，父亲认定文熙是个可造之才。

　　当时清廷腐败，割地赔款，课税繁重，百姓怨声载道，人民苦不堪言。王文熙为挽民族之危亡，救生灵于水火，毅然投身革命军旅，立志推翻满清统治，不久，便考入省陆军小学。宣统三年(1911)，国民革命军在湖北武昌发动起义，浙省陆军小学积极响应，他不顾个人安危，随校师生赶赴武昌参加辛亥革命。

　　1914年，他考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两年后于步科第二期四连卒业，遂服役于原属于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第三师(即浙江陆军第二师)，师长为周凤岐，驻防衢州。1926年，他随周凤岐部被军阀孙传芳调往江西九江。占领九江后，返回杭州，驻防开化、常山、建德、桐庐一带。12月11日，周凤岐在衢州发表起义通电，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参加北伐战争，讨伐孙传芳、吴佩孚等地方军阀，他先后被任为连长、营附、中校团参谋等职，在北伐战争中身先士卒，英勇无畏，为南北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次年在征途中落马摔伤，从此结束了军旅生涯。主政浙省测量 负责地政工作

　　1927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百业待兴。是年7月，王文熙被任命为参谋本部浙江省陆军(1929年1月改陆地)测量局上校局长，1928年，他又任浙江测量协(学)会常务委员。当时我国测量事业尚在探索阶段，他为推进测量事业，一面潜心研读陆地测量著作，一面聘请当时国内著名的测量先驱裘仲曼、蔡秉长分别担任三角科科长、地形科科长，于1929年重新建造了杭州紫微园天文台，采用无线电授时法测定经度，还布置了浙江全省大三角测量纲，又在玉环县坎门等地设立验潮所，每日记录潮汐涨落，到年终求得海面高值，以定海面平均高程为零点，后来规定以吴淞口验潮所海面平均高值为全国测高依据，陆地以此推算山河地形高低。1928年1月，支持蔡公刚等人成立浙江测量讲习所，1930年创办《浙江测量杂志》，1932年，完成全省五万分之一军用速测地形图，浙江测量事业因此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这时，王的很多友人都建起了小洋楼，他贵为局长，却只能租得一幢比较简陋的两层小楼，后来才勉强购得老式民房一幢，共有十几间破旧的房子，略加修理后就入住，家具较为简陋，门窗都是用最普通的黑色油漆涂刷。

　　那时，淮河苏北段连年洪水，泛滥成灾，哀鸿遍野。政府下决心进行彻底治理，在南京成立了导淮委员会，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江苏省主席陈果夫任副主任，计划南引淮水入长江，东导淮水出东海。因疏导工程涉及土地清查、测量等一系列繁杂的工作，没有一定经验的人是难当此重任的。这时，省主席陈果夫想到了陆军小学的同学王文熙。1932年3月，经商得参谋本部同意，调王文熙为导淮委员会简任土地科科长。由于刚到苏北，一切都很陌生，而导淮工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土地的清查和测量问题，因此任务相当艰巨。在清查时，当地封建顽固势力不愿配合，认为打桩测量破坏了他们祖上的风水，进行层层阻扰，工作困难重重。由于他未带眷属，独自一人身居南京，衣食起居皆自理，落马成伤，痔疾又起，生活诸多不便，但他没有丝毫怨言，坚持抱病工作。不久，母亲马氏过世，他因公务繁忙，未能返乡守孝，交夫人代为处理。他公而忘私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得到了上级及同仁们的钦佩，省主席陈果夫还专门为其母亲题写了墓铭志。

　　1934年，陈仪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商得陈果夫同意，调王文熙来闽主政地政工作。7月25日，任命王文熙为地政局长。地政乃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建国方略之基础，而这一工作在我国尚处于初创阶段，很多业务亟待探索，他就先从整理地籍着手，要求各县土地陈报处下设土地陈报编查队、土地陈报调解委员会两个临时机构，负责各县的地籍整理与管理，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福建地政工作初见成效，得到了省政府的认可。

　　1937年，抗战爆发，战火很快延及沿海各省，福州沦陷，他被迫撤离，率家眷移居上海法租界避难。不久，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听闻王文熙在沪，就派爪牙对其进行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许以要职，企图拉其下水，王文熙坚守民族气节，予以断然拒绝。1940年，因不愿屈居于沦陷区做汪伪顺民，遂率家眷西奔，经历千辛万苦，到达陪都重庆。

　　到渝后，随即呈文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陈仪，表示愿继续为国效劳。陈仪深知其为人，乃委以财政部(后改粮食部)田赋管理委员会为简任级地籍整理处处长。当时，田赋是国家最为主要的财政来源，因此，地籍整理的任务更加繁重。重庆一地又汇集了全国的高级官员，有的手持权势与奸商勾结，发国难财；有的继续过着醉生梦死的腐败生活。在地籍整理过程中，经常受到一些权贵的阻扰，但他能顶住压力、坚持原则、洁身自好、艰苦朴素。那时，很多官员都居住在重庆的繁华地段，住洋楼大厦，坐高档小车，而他却租住在需步行两个小时的重庆南岸之黄角垭农村之中，居舍是几间十分破旧的泥墙小屋，里面的陈设也相当简陋，仅有几张陈旧的床铺和桌椅，夜晚也靠便宜的桐油灯照明。平时也很难与家人团聚，少则半月，多则月余，其艰苦的生活状况，可以想象。出任地政局长 负责台拓接收

　　1945年8月，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宝岛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为迎接台湾光复，在重庆专门设立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陈仪任“行政长官”。是年10月24日，陈仪率员到台负责接收。接收大员或戎装佩剑、或西装革履，但有一个人穿得格外特别，一套半新旧的哔叽中山装，谈笑在接收大员之中。这件中山装还是专门为了接收工作从重庆旧衣市场买的，后来还留给他的儿子穿，足见其俭朴，他就是台湾首任地政局长王文熙，同时负责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简称“台拓”)的接收工作。

　　台拓是日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企图通过经济侵略以解决国内困境，于1936年11月成立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大肆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之一。它总管着日本侵占的国有土地及山林、围海滩涂，规模甚大。因此台拓拥有庞大的土地资产，而且性质比较复杂，时任台湾地政局长的王文熙担任了这一工作的接收委员。

　　台拓投资最大的两项事业是土地和林木。接管后，对于土地，首先是废除中间榨取,将社有地收回,直接与农民订定耕契约。但台拓做为中间剥削者的印象在台民心中已根深蒂固，他们反对台拓继续存在,也无法接受改组。台拓接收委员会在反对声中决定结束台拓。遂于7 月10日成立接收委员会清理处,任命王文熙为清理处主任，朱其爙为副主任，负责清算工作，以结束台拓业务。日方为了顺利将在台一切事业及社有财产移交给中国，专门设立了土地部，由参事土肥庆太郎担任部长，负责准备与整理工作。

　　王文熙上任后，将清理处分为秘书、审查、清理、总务四个小组，负责承办台拓资产之审查、清算及未了事件与结束事宜。由于清理处刚刚成立，接收委员会各部课原有人员多未报到，致使四个小组在办理审查清算工作时无人接洽，有些人员还不听指挥，调度困难，运转不畅，还有一些人员心怀不轨，使整个清理工作迟迟没有得到推进。但迫于陈仪限期结束的命令，清理工作不得不在艰难中继续进行。特别是与土肥庆太郎等日方代表办理移交时，由于语言不通，常常以书写汉字表示。

　　台拓土地规模宏大，面对接收工作事多人少、业务千头万绪、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接收人员始终认为任务虽然艰巨，但使命却非常光荣。王文熙一面以身作则，带头先干；一面亲自致电各部各课要求他们安心踏实地工作，并指定次级负责人员切实负起清理业务之责，还出台奖励办法来鼓励大家努力工作，提高效率，不久就初见成效。

　　那时，王文熙既负责地政工作，又负责台拓接收，其任务之重、责任之大可以想象。因此，年过半百的他在艰苦的条件下，还要超负荷地工作，身体每况日下，由于过度劳累，经常犯头晕病，但他从未去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一直坚持抱病工作。在台拓清理中势必会涉及机构、人员的遣散、安排等敏感问题，难免会引起一些纠纷和麻烦。为了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他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最终积劳成疾，体力不支，在家人的再三劝说下提出辞呈，获得批准，调任设计考核委员会专门委员。

　　当时赴台的接收人员都十分关心和爱护台湾同胞，注意同台湾各族同胞处理好关系，维护好他们的利益。1946年7月，王文熙与副局长马飞扬(嵊县竹溪乡上周村人)等人根据高山族同胞的要求，同意他们依法申请准租赁国有林野以供耕种，租金征收与本省同胞无异，此举深得台湾高山族同胞的赞颂。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在台北松山铁道机厂工作的王文熙长子王仁下班乘火车回家，二位台籍同事让他穿上台湾同胞的服装并主动护送他安全到家，这是都是他们关爱台湾同胞的结果。

　　王文熙在台工作期间，根据规定，所居之所位于幸町之一座花园式洋楼，出入有汽车代步，且有日籍佣仆服侍，然其公私分明，严以律己，其抽的香烟与汽车司机一样都是平价纸烟，足见其生活之俭朴。在与日方办理交接时，土肥庆太郎悄悄附上一张小纸条，上书“此中有滋味”五字，王文熙阅后，把“滋”字改成“苦”字，并交土肥庆太郎，意为“余为国效劳，唯有能吃苦，办实事，方是我职责之所在”，日方代表对此深为敬佩。留杭安度晚年 终老西子湖畔

　　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时年已经56岁的王文熙因年近花甲，操劳过度，头晕频发，身体逐渐衰弱，工作力不从心，且身居异乡，归乡心切，乃决心辞职离台。辞文得到批准，遂率家眷迁居杭州。

　　王文熙居官数十年，于国则抱赤子之心，洁身自好；于家则教育儿女，化育成才。辞职归乡时没有一件像样的行李，惟一起眼的就是他从台北旧货市场买来的《中华书法大全》精装版共四十大册，以及一个装有极乐鸟标本(原产新西兰)的玻璃框(后赠浙江省博物馆收藏)，其他都是一些破旧衣衫。

　　定居杭州后，他深居简出，寡交友，经常在家读读古书，习习书法，特别喜欢临摹王羲之、董其昌的碑帖。不久，陈仪、周碞先后主政浙江，他们曾多次派员邀其出山，继续效劳，还曾亲自上门造访，都被他婉言相拒。

　　解放前夕，很多友人纷纷逃亡台湾。王文熙曾在台湾任过要职，在国民党政权也有很多故交，去台湾是完全有条件的。可他包括他的子女都不愿意这样做，表示不想再为国民党政权效力了。再者他一生清白，光明磊落，为国为民有所贡献，于心无愧，有功无过，毅然决定留在杭州安度晚年。

　　他的幼婿原来住在南京，老家举家于1948年匆匆迁往台湾。只有幼婿汪积功一家由于受到岳父的影响却坚持留在大陆，王文熙让他们住到杭州家中，并为女婿找到了工作。他的长子王仁于建国前去美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王文熙夫妇希望他能回来报效祖国，其子就放弃了美国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到了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建国后，虽然进行了一些政治运动，但他为人正派，与民无怨，没有受到太大的惊扰和过分的折磨，每每都能平平安安地度过。更为幸运的是子女都已成家立业，家庭都十分和睦，对两老又非常孝顺，生活无忧，身边还有一位孙子和一位外孙女陪伴。1970年12月19日，因高血压及心脏病复发，离开了人世，享年七十九岁。其夫人于1976年病故，夫妻长眠于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杨家牌楼。

　　举人王景章一脉耕读传家，后继有人。现在，王文熙父亲王颂年派下的子孙分居全国各地，甚至定居海外，但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聚会，一起缅怀先人，传承先辈风范，激励后人奋发进取、继往开来。

　　(本文作者：嵊州市谷来镇人，绍兴市乡土文化研究会会员，现供职于杭州市房产管理局。)

　　主要参考文献及资料来源

　　1、《王文熙先生传略》(见嵊县台北同乡会编辑的《嵊讯》)，作者：启愚。

　　2、《王文熙先生传略》(见省政协文史委编辑的《史海拾珍》)，作者为王文熙外甥女解莉华。

　　3、《嵊州谷来王颂年后代谱系》，2010年王文熙幼子王林编著。

　　4、《辛亥革命老人王文熙遗墨集》，2010年王文熙次子王化整理编写。

　　5、《抗日战争回忆诗集——打油诗》，2010年王文熙次子王化编写。

　　6、《战后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社有地的接收与处理》，作者：何凤娇，2006年。

　　7、《福建省土地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福建省土管局编撰，2000年。

　　8、文中照片由王文熙的次子王化、幼子王林提供。

　　9、本人在杭州柳莺宾馆采访王文熙的次子王化、幼子王林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