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烈士陵园的前身是开元烈士墓群。它建造于1987年，当时只有25位烈士安眠在那里。2005年开元镇并入长乐镇后，它改名为长乐革命烈士陵园。现在安葬在那里的共有71位烈士，其中男67人，女4人。这71位烈士牺牲的大体时间是这样的：

　　(1)在大革命时期牺牲的有1人，是华伦初同志。他是长乐镇石阳村人。1926年任国民党县党部(左派)执行委员会农工部长，1927年4月11日被国民党右派枪杀，时年仅26岁。

　　(2)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有7位，即山口村的钱立民、钱松泉；开元五村的周淑影、周秋谱；长乐四村钱日新；长乐二村王大芬；大昆孔村钱高金。

　　(3)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有金义县委书记兼县长应怀易、组织部长龚增喜、长乐区委书记钱松初等30人。

　　(4)1949年5月22日嵊县解放后，在剿匪中牺牲的有15人，如绿溪乡麻家村麻香棠同志(当时任长乐区中队排长)等。

　　(5)抗美援朝中牺牲的有13人，如：山口村钱章方、王公坑村钱元千等。

　　(6)其他原因牺牲被追认为烈士的有5人。

　　上述71位革命烈士，在牺牲时年龄最大的是开元一村周友弟，时年52岁。年龄最小的是雅张村张林樵，时年18岁。长乐烈士陵园内烈士牺牲时平均年龄为24.5岁。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献出了自己最年轻、最宝贵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尊敬革命烈士，发扬革命烈士的精神！

　　1949年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进入县城标志着嵊县解放。6月10日，嵊县县委和嵊县人民政府成立。当时虽然建立了新的政权，但在乡村，政权还不够巩固和健全，土匪活动还比较频繁，如：甘霖、长乐、南山一带土匪活动比较猖獗。特别是上东济渡地区土匪多如牛毛，有上千人集聚在那里。原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碞把大批枪支弹药运送到那里，武装土匪与共产党、人民政府对抗，并封竺洪挺为司令员。竺洪挺勾结原嵊县国民党政府邢熙平、袁雄杰、操家政等人活动频繁。7月10日，嵊县县委、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回剿上东土匪。

　　上东济渡剿匪参战的成员由驻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一二团一个加强连、嵊县县大队(当时称为钱春泉大队)、新昌县大队(当时称为戴功炳部队)、还有解放大队(当时称为安喜老部队)。这四个部队合并统一由第三一二团加强连连长(后提升为副营长)吴副营长统一指挥。因他不是本地人，对地形情况不够熟悉，对敌人也估计不足，造成指挥不当，战斗失利。这场战斗是我们同土匪进行最大的一次较量，我们组织了几百人部队，但是土匪人数大大超过我们。这次战斗也是我们嵊县在剿匪中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据统计有41位同志为人民捐躯，我们长乐镇有六位烈士，占总数的15%，如：开元周官求、周林尖；王公坑钱高山；半联村李慧；雅王村张岳亭；坎二村邢金樵。

　　这场战斗土匪手段非常残忍和毒辣，他们把抓捕到的人用铅丝穿在肋骨上，两个人一串，然后活活枪杀。

　　我原本在戴功炳部队任第三排排长，因工作需要已调我到长乐区政府工作，所以我对戴功炳部队的情况比较了解。该部队的武器装备是比较好的，每一个班配有一挺轻机枪，总共有九挺轻机枪、两挺重机枪。济渡战后，这些武器基本上丢掉了，戴部本来有100多人，死的死，跑的跑。有的逃回家后不再参加工作，有的逃出后不想回部队反而去当土匪。如：大队长戴功炳本人也当了土匪。戴功炳原是解放前开元缴枪的有功之人，一枪不发缴出了长短枪80余支、机枪6挺，他也从一个班长升为大队长。他因此事被国民党登报通缉：悬赏四百万，通缉戴功炳，包庇隐匿戴者以通匪论罪。

　　戴部的中队长陆加友，也跟着戴功炳一道当了土匪。还有戴部的第七班班长机枪手陈金权，他是石璜朱村人，也当上了土匪头子，亲手杀害我们长乐区南下干部张恒夫同志。这几个土匪，在1950年镇反高潮中都被我们人民政府镇压，他们罪有应得，真是大快人心！

　　我们长乐镇在上东济渡战中牺牲的6位同志，其中有一个烈士叫周官求。1930年12月，周官求出生于开元三村，别名竟明。父亲当过私塾先生，要求儿子一心一意读好书。但官求很讨厌父亲的封建传统思想，坚持自己的观点，经常与农民子弟在一起，下田干活、上山砍柴，决心要做一个有意义的农民。当时，官求已有一个未婚妻，名叫严菊凤(又名严婉君)，她已受地下党的影响，参加了三五支队，在路东县政府担任交通员。周官求本来就思想比较进步，这样一来加速了他参加三五支队的愿望。在姨表兄周德伟同志的帮助、教育下，周官求于1949年3月参加了三五支队，在路东县政府警卫队任队员。有一次，由于工作需要路过开元回家看望父亲，那时其父亲不但不支持官求工作反而把他关了起来，但这只能关他的身不能关住他的心，最后还是让他逃出了家庭，回归路东县政府，继续为革命事业做好工作。这说明他参加革命的决心是毫不动摇的。

　　1949年5月，嵊县解放后，部队整编，周官求同志调新昌县大队工作。他积极工作，每次出发打仗总是勇敢地冲锋在前。

　　7月10号，上东济渡战打响，在这次大规模的剿匪战斗中，周官求表现十分勇敢，不幸的是在决战时刻他的一条腿被土匪打断，不能行走。那时有一位同排战士、太平枣园村人名叫积福，一定要背他逃出。

　　官求说：“你一个人有逃出的希望，如果背着我逃，两个人一定都会被打死，要撤出这个地区，一定得经过敌人机枪封锁的道路，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能背我。”

　　积福说：“要死两个人共同死，决不能让你一个人死在战场上。”

　　官求说：“实事求事地讲，你一个人逃，可以不走这条被敌人封锁的道路，可往山上走，敌人是发现不了你的，这样逃出的可能性很大。”

　　这样两个人僵持了一段时间。最后，官求说：“时间不等人，要快点逃了，不必再犹豫了。当土匪开始搜山时，你就逃不出去。”

　　积福说服不了官求，只有眼泪汪汪地看了看官求受伤的腿，告别了官求，避开敌人的封锁线向奉化方向逃走。后来他再没有参加工作，现在已过世！

　　当土匪搜山时，周官求同志被发现了，当场被枪杀。他这种共产主义精神、高尚风格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周官求同志万古长春！

　　这场战斗中当时认为有44位同志牺牲，实际上只有41位烈士，还有三位逃出并没有死，如：开元山口村的钱章浦和钱汀老；太平村的周根土。后来，我曾同钱章浦、周根土当面谈过，了解了一些真实情况，摘录如下：

　　钱章浦：当时被土匪抓住后，我双手被反绑着吊在祠堂屋柱上，专门有一个土匪看管我。后来我对这个看管的土匪讲：“请你去报告竺长官的太太。她是我妈妈远房的亲戚，就说我叫钱章浦，是嵊西瑠家田村人。”我这样一说，使这个看管我的土匪进退两难，如果真的是亲戚，他不去及时报告是吃罪不起的。但他如果一去报告，无人看管我，怕被我逃掉，他要吃上司苦头的。当这个土匪犹豫不决之际，我又说：“我被你们反绑着，逃！是逃勿掉的。”这个土匪看了我一眼，就迅速地跑到竺洪挺的老婆面前，原原本本地把我的话讲了。当时竺的老婆开了口：“这个豆刁鬼，介勿听话，溜来溜去溜溜，(一边说着，一边暗视这个土匪)，让他走算了。”这个土匪马上三脚两步跑回原处，偷偷地把我放走了。

　　后来钱章浦同志逃到杭州，继续参加革命队伍，晚年是离休干部，现在他已过世二十几年了。

　　周根土：我是死里逃生的人，在华堂济渡剿匪战斗中，我们共有30余人被土匪抓去，我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我被关了两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第三天下午，天下着蒙蒙细雨，全部被抓捕人员都双手反绑着，两个人一串，手与手结在一起，被押解去集体枪毙，在队伍行走时，我因口渴要求喝口冷水，得到看押匪兵的同意后，一个人蹲勿下去，只有并手的两个人一起蹲下去才能喝几口冷水。我们被押解到一处叫鸟头山的平坦地面，土匪要我们一排排站好，我站在中间，前面已架好了两挺机枪。那时匪首竺洪挺对大家训话，他说：“过去是国民党掌权，我随便杀几个人也没有人敢来管我，现在是共产党掌权了，我要东躲西藏，你们这些人都是共党分子，今天落在我的手中，我要送你们上西天去了！就是要统统把你们枪毙！”接着，竺洪挺下了命令，两挺机枪同时打响，罪恶的子弹射向我们，同志们全部倒下去了。那时，我在中间，一听到枪声就自动地倒下，实际上我没有被子弹击中，其实不是被打死，而是已被这种场面吓死了。直到后半夜，天下了一场大雨，把我惊醒了，我感觉自己并没有死。因为是徐新益同志压在我的身上。那时，我用全身之力，一点点地把徐的尸体推开，自己慢慢地坐起来，爬出尸体堆。当时，我没有别的想法，只想一定要爬出去，不能等到天亮让土匪来收尸。我就试着站起来，但四肢酸痛无力，只得边爬边走，避开村庄，跋山涉水，向西快走。直到第二天夜里，才返回家中。此后，我就重操旧业，到砖瓦厂当工人。

　　周根土近年也已过世。

　　(本文作者：系开元镇离休干部，现住长乐镇开元五村松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