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阶段

　　1949年5月22日，嵊县解放。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6月10日，宣布成立中共嵊县委员会，由宋宏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嗣后，全县陆续建立起党的各级组织和工作机构。嵊县解放后，匪患严重，危及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驻嵊人民解放军第一O四师三一二团和嵊县县大队、民兵及广大群众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剿匪斗争。经艰苦战斗，1953年1月，全部肃清县境内的武装土匪。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后，县委成立土改指挥部，组织工作队于10月进驻胜利乡和沙园乡先行试点，然后全县分批展开。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35.5万亩，其中33.7万亩分给贫雇农民。1951年颁发土地证，标志着土地改革工作结束。1950年11月，按照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精神，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逮捕和处理了一批反革命分子。1951年8月，嵊县抗美援朝分会成立。全县掀起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共捐献人民币76.26万元，报名参军1.3万人，为抗美援朝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1年12月，嵊县全面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翌年1月在工商部门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解放初，全县有党员230名，党支部25个。经过开展上述等运动的斗争，培养锻炼了一大批积极分子，据1952年下半年登记全县共有积极分子4689名，这为建党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但当时党员的发展工作县委根据中央“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和“在新区农村中，应集中力量在各种斗争中组织和教育广大农民，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待土地改革完成后，再进行发展党的工作”的指示精神，1949至1952年头四年中只在工人、贫雇农及贫苦中农中吸收个别先进分子入党，共计27名。

　　1952年10月，嵊县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开始整党。这次整党主要着眼于纯洁组织，提高战斗力。并在整党中贯彻以“严肃慎重”的精神和“教育为主”的方针，在“三反”运动基础上，结合中心运动进行整党。具体过程分思想动员、进行党的知识教育、检查个人历史和现实问题、党员登记等四个阶段。机关整党采取分批离职去地委干校集训及召开短期会议形式结合“新三反”进行；农村整党除长乐区有一个支部组织以支部为单位整党外，其余的都是抽农村空隙时间，由县委干校集中教育登记，然后回村结合补课教育，实际考察处理。通过整党教育，基本上解决了党员中滋长着的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迷失方向，工作上消极疲沓与部分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及对下层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等作风，明确农村发展方向与斗争目标，从而树立了信心，通过组织处理，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1953年1月，根据省委发出的《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指示》精神，县委提出“土地改革完成后，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使党的支部能成为乡村组织的领导核心”，并要求凡条件具备的乡可发展3至5名党员，建立乡支部，树立领导核心。并推出了公开建党的做法，即先征求群众意见，再经支部讨论通过，让群众帮助党组织审查积极分子，又能对广大干部与群众进行一次实际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宗旨的教育，树立正气，推动中心工作及生产互助运动。这一年全县共发展党员220名，党员总数增至684名，基层党支部由1952年的24个增至72个。

　　1953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说在整个过渡时期要实现“一化三改”。从此，嵊县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了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和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这一年，农业互助组有了大发展，各地都试办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并着手进行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1954年初，根据中央“逐步发展，逐步巩固”的农村建党方针和省委“春、夏两季农村面的建党暂停”的指示，集中力量加强支部的教育管理，巩固建党成果。9月，根据宁波地委指示，县委着重研究了组织工作为合作化服务的问题，停顿现象基本打开，建党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同时确定农村建党重点是合作社、国营农场和乡干部，同时注意城镇的手工业合作组织中的建党工作。这一年共发展党员452名，党员增至1498名，基层党支部由72个增至129个，各乡镇均建立了党支部。1954年5月，县委批转了《中共临城区委关于领导农村支部工作的经验》，介绍该区以抓好东郭支部为重点，并运用基点经验指导面上工作的经验做法，要求每一个区委委员帮助一个支部定期研究支部工作，建立健全组织生活制度，重要任务贯彻做到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树立支部领导核心，较好地领导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合作化运动。

　　1955年7月，根据省委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及中央有关整党的指示，为迎接合作化高潮的需要，县委部署在农村开展一次全面整党，重点是对党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于1956年初基本结束。通过整党，推动了农村党员投入合作化运动，全县农村3351名党员中，参加合作社的3328人，占党员总数的99.3%，单干的只23人，占0.7%，为加快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政治和组织保证。与此同时，县委根据省委组织部《1955年组织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党支部建立了每月召开一次支部大会或支委会，重大问题及党员大会讨论决定的制度和党课教育制度，并由县、区培训党课教员，定期按区、乡上课，使农村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党支部的各项工作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阶段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总结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建设的经验，明确国内主要矛盾，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从党所处的执政党地位出发，对党自身的建设提出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要求。

　　党的“八大”以后，县委根据省委指示，组织全县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八大精神，并以整风的方法，联系实际，总结工作，转变作风，改进工作，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任务作好思想上的充分准备。在组织建设上，县委根据加强党对经济建设领导的需要和“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确定了大力建党，大胆、大量提拔干部的工作重点。对各区入党积极分子作出规划，抓紧培养考察。全县分6期对3600名建党对象进行培训，系统开展党课教育。要求各基层党组织，克服党不管党的现象，把中心工作与建党工作统一起来，定期总结检查。在发展新党员工作中，坚持党员标准，保证党员质量，同时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管理。

　　1956年全县发展新党员2366名，占年终党员总数42.3%。党员总数增至4533名，基层党支部由1954年的129个增至388个、总支41个，乡建立了总支，镇建立了党委。1957年，在上年党组织大发展的基础上抓好整顿巩固工作。县委根据中央、省委有关通知精神，决定在农村暂停吸收新党员，在城镇工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一般不吸收。暂停期间，主要做好整党和对预备党员的考察教育工作。通过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解决一些党员在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存在的骄傲自满、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等问题。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根据省委、宁波地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6月3日县委制订了《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提出这次整风运动，以毛泽东的两个讲话为指导思想，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学习，要求领会精神，提高认识，接触实际改进作风。随之，县委召开各类座谈会和县、区、乡三级干部大会，以引火烧身的精神开展大鸣大放。贯彻大争大改，做到：大胆改、坚决改、彻底改，通过整风运动，彻底改进领导作风，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调动干部积极性。

　　在整风运动的同时，县委根据1957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9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在全县广大工人和农民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围绕着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作了许多工作。但是，在全党整风运动开展以后，出现了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的情况。

　　1957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指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拉开了序幕。6月下旬，嵊县县委传达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对全县开展反右派斗争作了部署。提出机关整风反右的四个阶段：大放大鸣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在这次反右斗争中，由于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偏差和“宁左勿右”的气候下，在揭露右派过程中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把一些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虽然言词过激，但不是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视为右派，甚至还把许多出于善意向党和政府提出正确批评意见的人也视为资产阶级右派。导致嵊县有181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还有一些人被内定为中右分子。反右派运动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斗争严重扩大化，给被错划的同志及其家庭和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伤害，同时使党内外民主空气窒息，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遭到严重损害，造成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不少人有心里话不敢讲，有意见不愿提，处事小心翼翼，生怕以后再来什么运动而受到批判和处理。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年9月至10月，县委宣传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热潮。“大跃进”主要在农业生产中，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虚报高产，放“卫星”。工业生产贯彻“以钢为纲”，动员5至10万劳力大办小高炉，伐林烧炭3.3万担，导致劳力浪费，山林破坏。生产上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晖，推动着生产关系急于向所谓高级的形式过渡。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县只用一个月时间，一哄而起，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以区为单位成立公社，乡镇为大队，村为生产队。并大刮“一平二调查”共产风，提倡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特别是瞎指挥和强迫命令，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造成党群众关系和干群关系的一度紧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的错误严重泛滥起来，不但给经济建设带来极大破坏，也严重影响了党的建设。党中央对此虽有所察觉，一度欲作政策调整，纠正“左”的错误。但1959年8月后，又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继续“大跃进”，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此间，随着农业生产组织的变化和“大跃进”的影响，党建工作也提出了“大跃进”、“高速度”之类的要求。党建指标不断升温。还有的不少单位单纯追求发展数量，采取从上而下，分指标压任务，党建擂台赛等错误做法，影响了发展党员的质量。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中，共发展党员7410名，1960年底党员总数增至13979名，比1957年增加71%，党员数占总人口数的1.7%，全县党支部数增至1725个，比1957年增加160.5%(1958年11月新嵊合并，含新昌县)，1359个生产队(相当于村)中有1284个建立党支部，有个别党员的队73个，没有党员队只剩21个。

　　嵊县的“反右倾”斗争是从1959年9月开始的。县委根据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指示，全县掀起揭发和批判各种“右倾言行”的运动。9月20至27日，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对县委书记处书记腾某等人错误地作出了重点批判。这些同志对公社化运动、农村粮食供应、大办工业等提出的一些正确的意见，被说成是“为富裕农民讲话”、“破坏党的团结”、“与党离心离德”等等。大会结束后，各公社都召开会议，开展“反右倾”斗争。一些生产队也出现“拔白旗”的错误做法。在整个“反右倾”斗争中，从县委到基层组织，有236名党员干部受到各种形式的批判或纪律处分。此后，“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左’比右好”的思想在党内扩散蔓延，讲真话、讲实话、实事求是倒成了难事。

　　1960年10月，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县委根据中央指示，开展肃清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次年6月，又发出讨论或试行《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的指示，农村政策逐步得到调整。撤销原大公社，复建区一级建制，以原乡(镇)设人民公社，把村改称生产大队并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全党抓支部建设工作的局面。到1962年3月止，全县有70名区委委员，301名公社党委委员，都固定联系一个支部，在组织生产、贯彻党的政策、安排社员生活等项工作中，一般都能做到首先从调查了解党支部、党员情况、统一党员思想、帮助支部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全县各级书记、委员还普遍亲自给支部党员上党课。并推广了上八洋村党支部搞科学实验基地和孙村做好党支部工作等经验，进一步推动了“比、学、赶、帮”活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对最近几年受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和纠正的指示”。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委、宁波地委的部署，县委自1961年6月开始，对1958年至1961年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受批判和处分的1425名党员进行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甄别平反。通过甄别平反，分清是非，增强团结，活跃民主生活，调动积极性，推动了工作和生产。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0月9日至1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学习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阶级斗争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后下发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等一系列文件。

　　1963年10月，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组织学习，动员部署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期农村的“社教”主要是开展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小四清”运动。在“小四清”运动中，不少大队干部自觉检查“四不清”问题，主动退赔，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群关系得到改善。并结合开展大学毛泽东著作、大学解放军、学大寨、学大庆以及反对修正主义的宣传教育。

　　1964年9月始，后期农村“社教”是根据中央、省委指示，社教内容统一称为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大“四清”。11月中旬起，县委组织工作组先后进驻白鹤公社上路西、明山公社石蟹大队开展大“四清”的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试点。1965年2月，省委决定嵊县社教运动由省委上虞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简称“社教四分团”)领导。1966年2月起，省委上虞社教工作团派出工作队先后进驻绿溪、长乐、太平、开源、方口、石璜、通源、剡源、大昆、白鹤、横山、汉溪、奖山、毫石、中南、新山、玠溪、城关等18个公社(镇)，开展“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运动。社教工作队下去撇开党的基层组织，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建立和依靠贫协组织，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一时间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一些基层干部。嵊县的农村“四清”运动，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扩展和冲击，运动于同年12月停止。

　　嵊县农村的“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党内和干部队伍中脱离群众，多吃多占的思想作风，改善干群关系，整顿集体经济管理制度，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运动始终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扩大了阶级斗争形势，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否定了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措施，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由于农村“四清”运动是有领导、分期分批地进行，同时又能自始至终注意和强调与农业生产的紧密结合，这一时期嵊县的农业生产还是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本文作者：系中共嵊州市委组织部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