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门书院位于嵊州市贵门乡贵门村北，现已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于2010年修建装修成为可以开放参观的文物古迹。原存建筑是清嘉庆五年(1800)重修的。整体建筑格式是，在两山鞍部就地取材，开山凿石，编砌为拱券石洞，在洞之上构成台基，“结构精庐三十楹”，联成四合院式房舍。这是家庭式的建筑，书院建成家庭式样，也是颇具特色的。

　　黉楼，书院的别称

　　鹿门书院创建于宋淳熙元年(1174)，创建人吕大椇是被清代学者黄宗羲列入宋元学案中的人物，他曾任婺州教授，主管一地文化教育工作，颇见政绩，后被举荐至朝廷任监察御史，因直言忤旨，被外放，后又被内用。到又在朝升职之时，他已无意仕途，竟提前20年退休，于50岁时举家迁入剡西，以办鹿门书院为业。当时人们叫他吕规叔先生，“先生”是学者间的称呼，大椇是其名讳，不大为人所知。

　　鹿门书院刚建成时，贵门还没有村庄，现辖的贵门乡境内人口也不多。鹿门书院与外地书院的学术交流，也就是东阳县郭宅的石洞书院和婺州的丽泽书院几个；外地学者来讲学和学人参加论辩的人数和次数也不多。所以，2004年时，我向知情的老人打听鹿门书院的史实，他们告诉我说，鹿门书院就是谈道处和讲堂。谈道处就是从南大门进来，往西一拐就到的房间，现在设计布置为图书室，面积约48平方米。讲堂就是谈道处旁三间教室，现在布置为朱熹讲学处。把谈道处与三间教室联系起来思考，我猜想，谈道处就是老师的办公室，就是老师编写教案、交流学习心得的所在。吕祖谦、朱熹来书院讲学，当在谈道处。学人们听讲，也在谈道处，是在讲学者近旁听讲，有些口音听不清，想必是可以问一下的。

　　鹿门书院又为吕姓义塾，学童求学全在里面，这三间教室民国初年仍有学童读书。所以，鹿门书院真正实用的建筑，应当是天井以西，屏风墙内的一边建筑，包括谈道处和三间教室。鹿门书院是以天井为中心的回廊式建筑，独有这一面筑屏风墙，那是为了不让学生看到天井里来往的人，以免分散注意力，其他三面都是木格护栏。

　　鹿门书院这座似楼非楼的建筑，当初又称黉楼，旧式宗谱在繁衍派别里还留存着这个名称。“黉”字，现在的词典解为古代学校，这也完全符合鹿门书院这处古建筑的用途。黉楼是对书院建筑的别称，一听就知道这是读四书、五经的地方。其实，鹿门书院还有宿舍厨房等一应俱全的生活场所，其南面开窗的房间就是鹿门书院宿舍，当年朱熹讲学就旅居于此，吕规叔则常年居住在靠近厨房的北向起居室里。

　　更楼，为演武之地

　　更楼是鹿门书院后来的名称。这名称也与“黉楼”有关，“黉”字古音为“庚”，这就是“更楼”名声的由来。

　　再说，鹿门书院也从来没有挂出“鹿门书院”的招牌，当时的匾额是“理学名宗”，意为理学中的显派，即吕氏家学，简称吕学。这“理学名宗”的匾额就挂在讲堂大门上方，其门联为：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未具何人所撰，后查实，与朱熹在江西白鹿洞书院写的对联相同。进入鹿门书院南大门，当初门楣上悬挂的匾额是“文献之家”，这四个字也解释了为何要把书院建成四合院式的家庭建筑。这里的“文献”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也不是阐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文选，而是宰相大臣写给皇上的奏、疏、表等，也经过封建社会的时间考验，被证明对治国平天下有用的，其中吕规叔的五世祖，曾任宰相的吕公著的奏、疏、表为最多。还有来自民间的，经过朝野认可，被认为对维持社会秩序有用的《吕氏乡约》也成为文献。“文献之家”，总的意思，无非是说吕氏为一望族，历朝以来是忠君爱国的。至于后来鹿门书院改称更楼，确实起因于吕规叔的儿子祖璟致仕回乡。吕祖璟以登仕郎的资格为官，从基层军官历练成淮南安抚使，为一省级军政长官。在任上，因治边安民有功，皇上奖赠武功大夫，后因韩俯胄把持朝政，对其用人不满，以亲老尽孝为由致仕。宋宁宗曾想挽留，但去意已决，宁宗只好写长诗辞行，鼓励他“爱亲奉国两不忘，令誉兼全忠与孝”，并根据祖璟意愿，赐建演武更楼。祖璟回到贵门，就一边帮助年迈的父亲办书院，一边组织演武更楼事宜。所谓赐建演武更楼，就是皇上允许训练乡兵，组织地方武装。“建”字多义，并非只有建筑、建造之意，还有设置、建立之意。有人以“赐建”为据，想当然地认为更楼为祖璟所建，那就不符合史实了。

　　建址，又在何处？

　　如果说，祖璟所建的更楼是在鹿门书院的地址上，那么我们来算算：鹿门书院创办于1174年，到规叔去世的1206年，相隔不到32年，到祖璟去世的1211年，相隔才37年，换句话说，祖璟独立办书院只有5年，若是在相隔32年前修建，应当是其父之事，就算是祖璟帮助经营修建，也不敢誉夺父名；若是相隔37年后修建，当是祖璟之事。但鹿门书院是聘用东阳工匠建造，又是一位文化学者聘用他们，质量应当是有保证的，连修建也不必，更不用说另起炉灶的“建”了。如果说，祖璟所建的更楼是在鹿门书院之外的地址上，为什么我们《贵门吕氏宗谱》不见一点记载呢？我们现在为什么寻访不到一点痕迹，不见只砖片瓦呢？我们正是对此寻访未果，对“祖璟建更楼”的记载产生怀疑的，子虚乌有之物，又何来踪迹呢？

　　还是回到记载上来，《贵门吕氏宗谱》对更楼的来历是有记载的。前面所说“赐建演武更楼”就是一段记载，只是我们的一些人只惯于浅阅读，没有理解清楚罢了。

　　还有，《贵门吕氏宗谱》在介绍贵门景迹中，先介绍贵门山、九州峰、三悬潭后，就介绍鹿门书院，更楼则放在“鹿门书院”里，低一格另起一行介绍。同样讲到祖璟致仕，赐建演武更楼之事，讲到建筑规模，与鹿门书院一样，“构屋三十楹”。下面还有一句“左更楼庵右鹿门书院”，宗谱中的文字是不加标点的，可以读作“左更楼，庵右鹿门书院”，显然不符文意，应读作“左更楼庵，右鹿门书院”。读到“左更楼”，以为是祖璟建了更楼；读到“左更楼庵”，以为是祖璟建了更楼庵，其实祖璟都没有建。更容易让人误解的是“右鹿门书院”，鹿门书院是一个整体建筑，是整个四合院，这里的“右鹿门书院”，应当是“右鹿门书院讲堂”才对，但并非学童读书处能代表书院，古代的书院有比现在的学校更必须具备的硬件和软件(即藏书楼和学术交流)。鹿门书院的藏书楼就在朝东的房间，这是唯一一间楼房，铺设有楼板，书籍就摆放在楼上。如果根据志书记载“东为更楼”的话，那么藏书楼也是更楼了。书院创办人吕规叔的起居室在朝北的房间。按照东、西方向来分的话，那也不能称鹿门书院了。所以一处四合院的整体建筑是不能以东、西来划分的(当然也不能以南、北来划分)。

　　更楼，是演武更楼的简称，也是鹿门书院的俗称。把鹿门书院放入更楼这个“概称”里去，那是本末倒置，好比做家谱颠倒了父子关系。本来就是先有鹿门书院的名称，后来才有更楼的名称。朱熹题书“贵门”后，按照现在傍名人的风气，似乎应当改为“贵门书院”，但这不符合吕规叔的为人处世原则，何况当时吕家也不必把朱熹看作了不起的名人。老百姓更不喜欢贵族化的名称，干脆把书院喊为更楼洞，连洞上的四合院也省略了。

　　宗谱中还有一篇《更楼庵记》是讲更楼庵来历的，庵以更楼名，同样少不了讲一遍祖璟还乡赐建演武更楼的事，但里面没有片言只语讲祖璟建更楼和更楼庵，“蓬莱公没演武之事，亦寻废遂舍其地为庵，而延僧以居之，此所以有更楼庵者也夫”，那是说，更楼庵是祖璟演武之余的产物，是成就了演武更楼之后的产物，祖璟根本没有建造演武更楼，所谓“延僧以居之”的是更楼庵，更楼庵也是“寻废遂舍地为庵”，就是利用现成的闲屋，作了一番布置，并没有讲到建庵。功绩，不在椽梁

　　并非没有建造房屋就没有功绩。吕祖璟的最大功绩，是成就了演武之事，将练武纳入书院教学，增新了教学内容，实现了保境安民的心愿。《贵门吕氏宗谱》在吕祖璟的行传中，说到“建更楼演武场”，这就是选择一块平地加以平整，购置一些兵器，作为练武之用。在吕祖璟成就演武更楼的岁月，房舍都是现成的，那就是父亲为他建造的规模三十楹、百椽屋的鹿门书院。吕祖璟的演武之事，颇有排场，骑马射箭，舞刀弄枪的，动作很大，影响也很大。人们知道演武场上有功夫表演，都来观看，更楼的名声也传扬开来了。这就是鹿门书院“改名”更楼的缘由。但从历史古迹来龙去脉上去分析，还是应当称之为鹿门书院。在祖璟的行传中，还记载有“浚辟万工沼”的功绩，万工沼是雅安村万工塘的前身，经祖璟公疏浚后有十亩水面，在当时算得上一项水利大工程。在《普济庵记》中写到，此庵原称“普济龙祠”，为龙能施雨，普济众生之意。后来由祖璟设计经营，重修为普济庵。这又是一项与“水”(雨)有关的工程。对祖先做过的功德之事，宗谱是不会遗留的。当然，没有做过的事，也不能移花接木。这就是找不到祖璟建更楼的记载的原因。有人将宗谱中“左更楼庵，右鹿门书院”改为“东更楼，西鹿门书院”，虽然方位没有错，但漏缺“庵”字，已严重失实。至于祖璟在历史上的功绩，根据宗谱记载，可以这样概括，作为一名级别不低的武官，致仕回乡仍然演武，这在封建王朝极为罕见。他帮助父亲办书院，又独出心裁，把书院办成了文武兼修，这确实是开历史先河。有这两项，不建更楼，不造房子，不立柱横梁，又有什么关系呢？

　　书剑，贵门的光芒

　　对于鹿门书院的有关史实，因有错误的记叙公布于前，已经造成了以讹传讹的影响，要纠正过来得花点工夫和时间，但只要不坚持错误，勇于尊重事实，总是能改错归正的。既然祖先的劳迹已成为历史古迹，作为后裔发现史实不对，是有责任指出的；又不是为了改变基本历史事实，为祖先争功或是平反，光耀门第什么的。鹿门书院已升格为省级文保单位，要求志书记载符合史实，改变以前的差错，这不算是苛求吧！

　　鹿门书院在朱熹题字“贵门”，鹿门山改为贵门山后，称之黉楼是名符其实的。但“更楼”是贵门演武更楼的简称，与后来清代设置“延僧以居之”的更楼庵就太不相称了。鹿门书院和演武更楼，才代表了贵门的书剑精神，才堪称为嵊州文化的发祥地。

　　贵门的书剑没有沉埋，而是深入民间磨砺，每逢历史转折时期，它就会高高扬起，例如清朝末年，鹿门书院就涌现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辛亥革命志士。以吕规叔为代表人物的吕学，本初为中原文化，潜形江南迁入剡西后，逐渐与本土吴越文化相融合，并与随身而学的湖湘文化、闽南文化相渗透，衍生出独特的剡溪文化。这说明，吕学是可以落地生根的，吕氏是随迁而安的宗族。

　　由于规叔父子经营文武兼修的鹿门书院时，他们的家卜筑于白宅墅，而近在书院的贵门还没有形成村庄，元明以后才形成杂姓的村庄。所以，白宅墅才是吕氏人口最早的发祥地，《贵门吕氏宗谱》中说，吕氏聚居地“以梅墅最古龙山最盛”，梅墅即白宅墅，龙山就是雅安村。后来，雅安、后宅等村也成了吕氏人口的发祥地。独有离鹿门书院最近的贵门村不是吕氏人口的发祥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吕氏没有定居在此发族。后来有不少采访鹿门书院的人，想当然地认为，贵门村人一定了解鹿门书院情况，就找他们采访，结果所得材料往往不符合史实。贵门村人只看见表面现象，他们不知“赐建演武更楼”之事，难免不把黉楼庵也看作更楼。你向一般人打听鹿门书院，可能全然不知，一听说更楼洞，就把手向北一指，你走去就是。

　　这真是：

　　黉楼原指书院地，更楼不宜僧人栖；

　　刀枪表演大家看，朱熹讲学无人知。

　　(本文作者：嵊州市贵门乡雅安村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退休干部，从事宣传文化工作30多年，边疆工作43年退休回沪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