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室南迁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也因之南移。时两浙、两江、两淮、两湖、两广、福建等路的一些州县纷纷办起书院，大兴理学之风。浙东路的婺州文化更为昌盛，时有“小邹鲁”之称。当时的书院聘请名儒硕彦执掌师席，四方名士往来交游，会讲论辩，非执一家之言，著书立说，各圆一已观点，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吕学在此时也发展到全盛阶段。

　　吕规叔(1125—1206)于南宋淳熙元年(1174)从婺州迁入剡西办鹿门书院。把家传吕学也带到嵊州。在此之前，他担任婺州教授近十年，“四方学徒，迭有成造，才彦竞起”。而他自己则由地方长官推荐到朝廷当过监察御史，因个性刚直，以言忤旨，曾被外放降职，尔后虽然得以提升又当朝廷之官，但他已看透官场和家天下的形形色色，无意仕途。年已五十，他提前退休，隐逸民间办起了书院，这才是他喜欢的事业。他的侄子，比他小12岁的吕祖谦(1137—1181)，则坚守家学和学术，以婺州为根据地钻研发展他的学说，一生主要活动就是讲学和著述，虽然也参与政事当过官，时间都不长。吕规叔青年时曾与少年的祖谦四方求学，师从杨时游学最久，由此培养了叔侄情谊。吕规叔却把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官场，他的提前退休办学，可说是青春有悔，迷途知返。此时，他才又和侄子祖谦走到一起，走到共同弘扬吕学的道上。不能认为，只有著书立说才是弘扬一种学说，而把学说贯彻融化到民间不是弘扬学说。吕规叔的办学也是开创之举，他到没有人办过书院的地方办书院，就是开辟草莱，勇闯前程。在他儿子祖璟致仕，赐建演武更楼之时，又把书院改成文武兼修，这更是一种创举。从北宋到南宋，书院办了很多，文武兼修的书院却罕见。这就想到他对独子祖璟的培养，他自己是文官，却让儿子变成武官。在南宋一朝，文官治国，文官吃香之际，却顺从儿子的志向和兴趣，让他长成了武官，这在惯于传统思维，不能容忍代沟的人是不能做到的。他自己是以奉议大夫致仕，却安贫乐教，把书院办得四方学子趋附；他儿子是以武功大夫带粮税返乡，经朝廷批准赐建演武更楼，可谓是一门兼文武，父子皆大夫。再回过头来说规叔与侄子祖谦，要说当官的话，祖谦也是文官，叔侄都有办书院讲学的经历，而侄祖谦办书院比规叔早，它就是婺州的丽泽书院。祖谦正是以丽泽书院为阵地，借以弘扬吕学并发展学术的，这个书院至今已荡然无存，倒是他家族式的明招讲院(在武义县)，因千年古寺的陪伴，虽风雨沧桑，还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存在着。而吕规叔办的鹿门书院，经历过宋元明清至今837年的风波岁月，还旧貌犹存，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总算可以与侄辈办的书院平起平坐，也可以被人们相提并论了。

　　吕学初时为一家一姓之学，至南宋吕规叔、吕祖谦时形成声势，可谓渊源深长。说起来吕学还起源于一种社会实践。《蓝田乡约》即是吕氏家族付诸实践的重要创举，吕大钧(1031—1082)为规叔、祖谦的旁系先祖，他著《乡约》、《乡仪》，统称“吕氏乡约”，包括“德业相助，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部分，是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个村规民约，提出民间自治主张，教育深入民间，对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关中)的社会秩序和风俗习惯影响深远。这作为吕学的实践内容，与其学说不可分割。

　　吕公著(1017—1089)开启吕学端绪

　　吕规叔五世祖吕公著，登进士第后，与欧阳修同为讲学之友。后与司马光同朝辅政。司马光去世后，他独当国政，是北宋旧党的中坚人物，他强调讲学与“以治心养性为本”(《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很赏识周敦颐、程颢兄弟等人的学识，引为同调，程颢经吕公著保荐为官，吕公著和司马光同向哲宗皇帝推荐程颢，他在荐表上云：“(程颢)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仪……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士。”可见他对程颢的笃信无间。吕公著本人也受到二程(程颢、程颐)、邵康节等人的推崇，二程赞道：“晦叔(公著)谨严”(二程文集·遗书第六)，邵康节则认为：“晦叔之言简当……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击壤集·卷十九》)。这说明吕公著的政治观点与学术思想和二程等理学家相当接近。

　　吕希哲(1037—1114)后形成治学家风

　　吕公著的长子希哲更是北宋道学中的重要人物，有“道学为世宗”之说。曾因元祐党人的缘故被排斥于京师之外。他和程颐的大弟子杨时经常在一起讲学，甚至“连日夜不厌”(《家传》)。但他不像杨时那样严守师说，而是“不私一说”、“不名一师”在学问上能“泛观广接”。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吕氏杂记提要”中也说：“吕希哲少从焦千之，孙复、石介学，又从二程子、张子及王安石父子游，故其学问亦出入于数家之中，醇疵互见。朱子语录称其学于程氏，意欲直造圣人。”可见吕希哲虽问学甚广，然仍不出程氏之道学。吕希哲开始形成的这一家风，一直影响着吕氏家族的治学趋向，也影响着吕学的发展。

　　自吕规叔祖父好问南迁后，虽然家道逐渐衰落，但在婺州还属著姓望族，好问之长子本中为中书舍人，次子弸中任右朝靖郎，三子(规叔父)用中任兵部员外郎，弸中长子大器为右朝散郎。家族中仍以“中原文献之学”为盛，一门之中认真研究历史文献而代代相传。吕好问“平生经籍之外，无他嗜”，吕本中身为中书舍人，也是读书广博的饱学之士，提出要“自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吕东莱文集》卷九)这种以儒为本，兼通诸家的主张，显然是吕希哲以来的“家风”。吕祖谦的治学风格也如是，“其文学术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滞”(《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他自幼勤奋好学，家藏图书，无不尽阅，及年稍长，游学四方，常向故家长老索求遗书，考问往事。凡私家撰述，无不搜求。

　　吕学渊源于程氏，“盖自其正献公(公著)与涑水司马公(司马光)同朝，往来河南二程间最契。荥阳公(希哲)则受业于二程之门，至于南渡，北方之学散而吕氏一家独得中原文献之传。”(王崇炳《重刻吕东莱文集叙》)“宋乾淳(1165—1189)以后，学派分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鲒奇亭集》外编十六《同谷三先生书院记》)这里说的吕学即祖谦的学术思想，其学说有更丰富的内涵，并易于为人所接受，所以影响也就更大。

　　吕祖谦的学术发祥地是丽泽书院，这书院“地在光孝观侧，四方学者皆受业于此。“(楼钥《东莱吕太史祠堂记》)院址系吕好问于建炎中迁居婺州时所借之官屋，因屋前临二湖，取堂名为“丽泽”。他在此教授生徒，著书立说，认为“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东莱集》卷五)，他又在《杂说》中进一步说，做学问若“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而不可用工费也”。

　　吕祖谦授徒的另一特点是不持一门之见。经常邀请当时著名学者前来讲学，以探讨学术，交流思想。当时各派学术的代表人物皆乐意与之交往。与朱熹、张南轩的关系更为密切。吕祖谦多次与朱熹结伴而游，在学术上讨论更多。淳熙二年(1175)四月，吕祖谦访朱熹于福建寒泉精舍，相与编纂《近思录》，选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之语623条，分类辑成十四卷，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学书。淳熙三年五月，吕祖谦与朱熹同往江西鹅湖寺，欲消解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的学术分歧。开始较紧张后有所缓和。这倒让朱、陆双方认识了祖谦的为人为学气质。朱熹说祖谦“……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宋史·儒林传》)。同样对祖谦之叔吕规叔，朱熹经过拜访、对话、论辩后也有很高的赞语：“人道公心如明月，我道明月不如公。明月照夜不照昼，公心昼夜一般同。”吕学以学术精进而论，是经过吕氏数代人的努力而形成的，也可以说是吕氏族人的集体创作，每一阶段有其代表人物。到南宋时吕学在学术上的代表人物当是吕祖谦。后来，学术界将朱熹、吕祖谦、张栻称为“东南三贤”，后人又评价，朱、吕、张同德同业，未易轩轾，只因张吕早卒，未将学术臻精到底，所以集大成者归于朱熹。这个分析不无道理，但毕竟是假设，不足为据。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吕祖谦当时带着病体在学者间奔波联系，协调关系，开启了论辩、会讲之风。这个工作是别人不愿做也做不来的。在这样浓厚的学术气氛中，朱熹是得益最多的，他的学说就是这样不断被人批评质疑中，自补漏洞自圆其说的。这一点他做得很聪明。不过，再聪明也没有跳出唯心主义。那么，就让我们把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观点与早逝的吕祖谦的思想观点来对照分析一番吧。我们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间是最公平的判官。

　　吕祖谦生活在动荡的南宋，又出身于与赵宋政权休戚相关的吕氏望族，因此非常重视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研究历史应从具体的实际出发。他说，观史“当如身在其中”(《史说》)，就是说研究历史要回到历史的现实中，他的这种强调从历史实际出发了解历史的观点，反而引起了朱熹及其门人们一时的批评，说“东莱教学者看历史，亦被史给坏了”(《朱子语类》卷一二三)。祖谦仍不为批评所动，认为研究历史是一门科学。读史书应从历史的发展次序有系统地“上下首尾”、“无失其序”地学习。这样人们的“学问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吕东莱先生文集·杂说》)这表明吕祖谦在治史问题上，已脱离了理学家们的窠臼，已接近了唯物史观。

　　吕祖谦认为历史是前进的，反对历史不变论和复古论，指出历史的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认为凡前代所不完备的东西，后一代“当激励而振起”加以改革。凡后一代发展了前一代所没有的新东西，更应当“爱护而扶持”(《淳熙四年轮对札子》)。吕祖谦高度重视人在历史变革中的地位和其重要性，如果安于现状，社会亦将永远贫弱、愚昧和落后。“人得自安于弱，而终于弱矣；人得自安于愚，而终于愚矣。”(《东莱博议》卷三)吕祖谦不同意朱熹所说的“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的说法，而提出“天下之事，向前则有功”的观点，“天下事若不向前，安能向其大。”(《易说·蠱》)这种积极进取的思想，今天仍值得肯定和学习。

　　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呢？朱熹认为决定于帝王“心术”的“正”与“不正”，吕祖谦却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从理论上驳斥了君主“独运万机之说”。他认为社会伦理制度并非哪一位圣王建立，而是“借众人之力而共建”，又认为国家的大事只有主政者和豪杰共集事功才行。凡要作出重大决策，总要事先互相质疑不轻易决定，决不是由勾践、刘邦这些帝王的“心术”可决定的，连处理郡县小事，尚且要再三斟酌才付之实行，涉及天下大计就更应该尽其所疑，论其所难，做到“再三商榷，胸中了然无疑，然后敢以身任之”(《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他的这一观点，实际是对帝王“心术”论的否定和匡正。吕祖谦还抨击了后世封建君主的“自任一已聪明以临天下”的行为，主张“用众人聪明以临天下，此乃大君之所宜”(《易说·临》)他认为尧舜之所以能成为伟大君主，就在于他们处理问题不是“师心自用”，而是注意吸取“众人聪明”。他说：“是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是上下远近俱无雍蔽不通下情者。此舜接位第一件事。”(《书说·尧典》)吕祖谦还敏锐地觉察到国家的兴亡，与“下情通塞”与否有密切关系：“国之存亡，只看下情通塞否。”(《杂说》)

　　吕祖谦在某些议论中也闪现出对老百姓产生作用的正确认识，“盖国之根本，全在小民，其兴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诸侯，不在奸雄、盗贼，止在小民之身。”(《书说·召诰》)同时他还进一步认为国家兴亡，在于民心，如若“民心已离，虽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足恃。”(《左氏传说》卷二十)说明了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一种封建时代的思想学说，能有如此见地，足证其思想光芒。

　　当然，无论吕学、朱学，其时代局限是明显的。我们今天仍以当时的是否名重来评判其作用，未免失之偏颇。当时学说思想之扬名，全看封建统治者接纳利用的程度。朱熹生前被打成伪学逆党之首，倍遭磨难，死后又被尊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饱赏哀荣，这种天壤之别的待遇并非只是个人的悲哀。以“存天理，灭人欲”概括的朱子学说居然可以纳入封建统治者认可的“三纲五常”之中，成为明清时期的正统思想，这是否可认为其学说内涵有本真上的缺陷呢？而吕学正是“家学相承，后先相望”，与时俱进，才发出思想光芒的。

　　(本文作者：嵊州市贵门乡雅安村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退休干部，从事宣传文化工作30多年，边疆工作43年退休回沪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