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已经开始，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经取得全国人民的拥护，抗日救亡运动已蓬勃开展。人民的觉醒和日寇无止境的侵略，迫使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一方面被迫转变它的不抵抗政策，开始实行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仍没有放弃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压制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国民党CC派应惠生、袁雄杰为首的嵊县统治者，卖力地推行国民党的这种两重政策。代表商业资本家的汪正金、高云帆等人，最担心的是怎样保持他们的财产。对他们来说，蒋介石执政也好，日本天皇统治也好，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以张珂表同志为首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代表嵊县的进步力量，他们满腔热情，积极主张抗日救亡，由于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深入农村，依靠和发动工农群众，因而找不到正确领导和依靠力量。正当动荡不安，犹豫难决的时刻，沪杭等城市的产业工人和在外地求学的知识青年，一批一批地回到了嵊县。他们遭受失业和失学的痛苦，怀着满腔革命热情，积极要求抗日，有的工人和学生还受过进步思想的教育，对抗日的要求更为坚决。他们与原在嵊县的以张珂表同志为首的进步青年相结合，便成为当时我县的一支可靠的，坚强的进步力量。

　　(二)

　　上海大批失业工人回到嵊县，虽然多数是避难回乡，但其中也有受上海党组织派遣来嵊的，王寄松等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上海党组织提出“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号召，并有组织地派遣党员回乡，以便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王寄松离开上海时，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特地告诉他到嵊县后，首先去找张珂表，和他一起开展嵊县的工作。王寄松回嵊后，找到了当时已经在抗敌后援会负责宣传股工作的张珂表，并与之研讨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一致认为除了利用抗敌后援会这个组织，进行一般性的宣传工作外，还应组织一支专门宣传队伍，深入农村，把工农群众发动组织起来。于是决定首先把回乡失业工人、失学青年组织起来，以他们为骨干成立宣传队，通过他们去进一步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从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为便于开展工作，决定将宣传队置于嵊县抗敌后援会领导之下，以合法的身份利于向各地流动宣传。

　　方针决定以后，王寄松先找尹仲芳(俞林)、张欣淼(张朗)商办，两人一致赞同，进而分头串联发动。几天后，先后会聚了回乡工人、进步青年三、四十人，如上海罢工积极公子樊宏法、章文君、王伯泉，石荣昌等十余人；失学青年王庄霄、沈彩虹、裘宽君等，和写得一手好字的过圹行学徒沈天麟(钟林)，以及闻讯而来参加的曾在上海美亚绸厂任过罢工代表，被捕入狱而又一度动摇的周云韦。接着研究怎样成立宣传队的问题，一致认为人员要少而精，应该吸收政治上要求进步，生活上能吃苦耐劳，又有宣传活动能力的人参加。几度协商的结果，最后决定十六人参加，其中工人十二名、学生四名，女同志三人。

　　九月上旬，全体队员集中在城关西后街钱业公所一座破屋里开会，成立组织，进行分工。当时共分总务、组织、宣传三个大组。队长兼总务是张欣淼；组织是王寄松；宣传是尹仲芳，其他队员分担具体工作。不久，宁绍特委和嵊县工委成立，特委委员邢子陶来队秘密组织了党支部，成为队的领导核心。支部书记张欣淼，支委王寄松、尹仲芳，以后又发展章文君为党员。

　　成立流动宣传队的过程，也是和各种困难斗争的过程。从分散的怀有各种思想倾向的工人、学生、小职员、学徒，在抗日救亡的目标下组织起来，使它成为有战斗力的集体，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十几个人集合起来，决不能算是一个宣传队，首先要掌握宣传武器，要以生动的戏剧，热血沸腾的救亡歌曲，鲜明的漫画等方式，去激励人们的抗战热情，去开展我们的工作。同时又估计到深入农村之后，如何组织群众，首先是组织失业工人、失学青年，同他们交朋友，这也是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一项艰巨繁重的学习任务，压在我们身上，学习抗日救亡的理论，学习演戏、唱歌、写标语，而且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会它。党组织动员一位小学教师钱叔亮(不久即入党)来帮助我们排演，以后又动员一位曾在上海当过电影演员的邢圣招作为我们短期的导演，在同志们热情、顽强的学习之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学会了“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活捉东洋兵”等五、六个话剧，二三十只救亡歌曲和几幅漫画。另一方面，张珂表已向国民党的抗敌后援会活动好了，同意我们成立“嵊县第一流动宣传队”，每月津贴十一块钱的化装费。

　　一切准备就绪，确定了路线：从嵊县城关出发，经沙园、里坂、禹溪、屠家阜、过港、张村、三界茶场、三界，再经仙岩、圹岙、浦口等地返城。即将出发之际，却又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有几个女队员家庭拖后腿。如果几个女队员不到，那排演的节目就有全部垮台的危险。女队员王庄霄的叔父是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秘书科长，在嵊县甘霖镇算得上是一个有钱有势的新兴人物，王家也自认为做官的人家。这次听说庄霄和一批绸厂工人混在一起演戏，觉得太不成体统。这件事特别引起王家的狗腿子、“军师”、小地主出身的倪某的不满，他三番五次用自己和庄霄父亲的名义写信给她，大谈其“读书救国”的歪理，促庄霄离队返家，并扬言如不听劝，父母将赶往城里押王回去。队员章文君的家里只有一个老娘，母亲对独生女爱护备至，一心想给二十几岁的姑娘，找一位乘龙快婿以作终身依靠。不料女儿从上海回乡后，竟去演什么文明戏，干什么打东洋人的事情，真气得浑身发抖，就用母亲危急的名义，把她骗回家去，用倒锁门把她紧紧地关在房里不准出门一步。

　　党支部立即开了紧急会议，分析情况，研究措施。家庭拖后腿是落后的封建意识的反映，说我们是“戏班子”是对宣传抗日意义的不理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现有十六个队员，不仅抗日热情较高，而且都受过进步思想教育，只要本人意志坚定，眼前的阻力是完全可以冲破的。经过分析，我们提示了“抗日救亡高于一切”、“谨防拖后腿”等口号。并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帮助王庄霄驳斥了倪的“读书救国”的谬论，使王的思想更加坚定了。章文君由于事先有了充分准备，便在半夜跳窗逃回流宣队，第二天我们终于如期出发。

　　(三)

　　“一流”的活动是成功的。每到一个村庄，首先绕村一圈，吹着军号、唱着响亮的救亡歌曲。这一吹一唱，把村里的小伙子都吹出来了。他们热情地招待，并为我们借演戏的道具，介绍情况，我们也主动地找他们交朋友，作为开辟工作的立脚点。看热闹的小朋友来多了，就找块空地，教一只“义勇军进行曲”或“大刀进行曲”。漫画组则忙把几十幅漫画挂起来，标语组又忙于找最适当的地方，去贴上或写上几条醒目的标语。不到几小时，一个几百户的村子就轰动、热闹起来了。

　　晚上的演出则是效果最好，也是宣传工作的高潮。我们十几个人虽然没有演出经验，但由于剧本写得好，剧中人的感情往往也是我们自己的感情，因而仍能演得逼真。农民一天劳动之后，站着看戏，一站就是二、三小时，始终保持热烈的情绪。记得每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剧中一个青年工人突然从台下跳到台上，为那受苦的流浪姑娘打不平，台下观众总是叫好不绝，有时甚至发生误会，观众也有跟上台去打抱不平。这种宣传的成功，不仅是演出的内容、形式比较新鲜，主要的还在于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确实是人民最关心的大事。

　　除了宣传演出外，我们还做群众工作。利用他们吃饭、休息的机会，深入到台门家庭调查访问，根据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回答群众提出的，诸如：现在前方打得怎样了？中国真的会亡国吗？日本佬真的会打到我们这里吗？这类问题，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每到一个村子，住上一、二天后，就在那里酝酿组织农民协会，举办民众夜校，并把这个村子的情况和积极分子报告县委，由县委派人与他们联系，宣传队起到了一种开拓和播种的作用。

　　一面战斗，一面学习，在实际斗争中不断丰富宣传内容和改进工作方法，这是我们的工作特点之一。无论是宣传演出，还是做群众工作都是如此。例如：到三界茶厂演出时，承蒙国民党左派吴觉农、王芸生两先生的协助，还有东北进步作家张璞君(现名骆宾基)，对我们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张还介绍给我们两个新的剧本和一些新歌曲，我记得“流亡三部曲”就是在那里学会的。然而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离开三界的第三天到张村宣传时，那个肥头大耳的张保长招待十分殷勤，到晚上演出时他笑眯眯地说：“你们辛苦啦，今晚得休息休息，开个群众大会，你们唱一、两只歌就得啦！”我们感到奇怪：“我们不辛苦，为了抗日救亡，即使再辛苦也甘愿。”他见我们一定要演出，态度反而强硬起来，说什么兄弟与文教馆馆长袁(雄杰)先生有交情，他对这里的民众工作做得很满意。言下之意不用我们再宣传了。他用袁雄杰的衔头来压我们，感到又气愤又好笑。我们派了两名队员到群众中一打听，原来这个地主恶棍，想利用宣传名义开个群众大会，然后再演小歌班，乘机大聚赌博，他就可以捞一把钱。掌握这一情况后，就与他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一问他：“为什么不要演出？”、“难道聚赌能救国吗？”他矢口否认聚赌，说什么演演小歌班为民娱乐也需要的。“国难临头，救亡工作重要还是娱乐重要”、“如果今晚不演出，请你打电话到县抗敌后援会去，他们批准了，今晚就不演。”我们同样用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压他。这位张保长被逼迫得面红耳赤、怏怏而退。这一晚我们觉得很精彩，群众情绪也很高，事后群众痛快地说：“这一面张胖子碰了钉子啦！”

　　(四)

　　第一流动宣传队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大的流动宣传共四次，每次约一个月，然后返城休整，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下步工作。第一次北乡(三界方向)，宣传结束回城休整时，宁绍特委书记顾玉良同志亲自到队讲话，鼓励我们继续下乡做好工作。第二次流动的重点是东乡：东郭、官地、白泥坎、许宅、北漳、华堂等地；第三次是西南乡：花甸、甘林，大王庙、开元、大平、辅仁、崇仁等地；第四次则是专门到从上海抗战撤退下来的国民党第十六师驻地----三界一线巡回演出。这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官兵纷纷反映：你们一场演出，等于几个月的政治训话。该师四十八旅旅长刘熏浩，通过吴觉农先生要求我们宣传队参加该师，成为他们部队的宣传工作队。

　　流宣队经过五、六个月的工作，走遍了嵊县的主要村镇，到过四明山、会稽山的一些偏僻山村，有力地推动了我县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展开。宣传队本身也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如第一次流动回来时，上海有部分工厂重新开工，老板来信催人回厂，不少同志思想动摇，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宣传工作能做一辈子吗？个别的如丁仕农离队去沪，队长张欣淼是胜旦绸厂重要技工，几次来信催他速回。党支部针对情况及时提出：“坚决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来说服大家，张欣淼同志举头表态，决心留队。终于把“一流”坚持了下来。同时吸收了一批抗日热情高的新同志，旧的出去，新的进来，流宣队不是削弱，而是更加坚强了，真正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富有战斗力的宣传工作队了。他们过着军队般的集体生活，纪律严明，生活艰苦，“行军”自己背背包，抬道具，沿途贴标语、教唱歌、画漫画，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每到一个村子就把群众发动起来，搞得热热闹闹的。通过实际斗争，使我们的队员亲眼看到了工人、农民、学生与地主豪绅、伪乡保长对抗日所持完全不同的态度；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假抗日的虚伪面目，和共产党真诚的抗日精神。因而，更加坚定了在我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党抗日救亡的道路。

　　流宣队的积极抗日的宣传活动，引起了以县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和恐慌。一九三八年春节期间，突然接到了嵊县励志社社长、文教馆长袁雄杰邀请开茶话会的通知。我们作了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了解活动情况；二是要我们参加国民党、励志社。果然，袁作了一番客套后，以爱护青年的口吻动员参加励志社、国民党，说什么抗战要有领导，青年要有领导，参加党、社就有了正确的领导等等一派胡言。我们一面吃着糖果，一面婉言谢绝。茶话会并没有结果，但曾经在罢工斗争中动摇过的周云青，口口声声馆长长馆长短，那种吹拍奉承的手段，引起了党支部的警惕和同志们的不满和厌恶。一个星期后，抗敌后援会通知我们，由于抗战经费困难，每月十一块钱的化装费取消了。这就是那次茶话会后提出的一个警告，我们的斗争将走入更艰苦的历程。

　　(五)

　　特委分析了第一流宣队的处境：一方面由于我们积极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目；另一方面，国民党十六师尚有抗日倾向，它要求我们参加它的部队。为适应环境，并估计日寇可能向浙东进攻，决定在能够自由退出的前提下，参加十六师的活动。

　　为参加十六师的问题，在全队中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有的认识到处境困难，同意有条件地参加；有的担心被派去当兵；队员周云青则认为这是找出路的好机会。大家一致批判了周的错误思想，同时提出参加十六师活动的两个条件：一是以团体的名义参加做宣传工作。不能分散；二是允许自由退出。经过支部研究，把政治上不可靠的周云青调出，另调黄公石同志加入流宣队，并根据这两个条件，经吴觉农先生、张璞君同志和旅长刘熏浩谈判，刘完全同意，于一九三八年四月，我们“一流”正式参加国民党陆军第十六师四十八旅政治宣传队。

　　到了十六师，他们即派一个姓卢的少校政训员为队长。不久，该师开赴肖山、绍兴，富春江以南前线，与日寇仅一江之隔。两个月后，日寇沿长江向武汉进攻，十六师急调江西守马当要塞，行军半月抵江西湖口等地集结。三天之后，日寇攻占马当，国民党五个师纷纷溃退下来，进不敢阻击日寇沿长江之进路，撤退又无命令，许多溃军徘徊于鄱阳湖两侧。这段时间，我们也被拖垮了。大部分同志患了疟疾病，难以行动，加上那个特务政训员的百般刁难，如要我们写自传，烧毁进步书籍等等，同时又发现了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等秘密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支部决定撤退回乡，以患疾病为理由，于一九三八年九月集体退出了十六师。回到嵊县后，一部分同志奉党的指示参加了新四军，一部分同志在嵊县坚持斗争，除了个别人员之外，都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流宣队从成立到结束，先后历时一年。

　　附记：张朗(原名张欣淼)系第一流动宣传队队长，党支部书记。“一流”停止活动后，由党组织派往新四军，在军内历任教导员，团师政委；转地方后任上海机床厂、江南造船厂党委第一书记，于1963年3月病逝。此材料系张朗同志生前与王寄松、俞林两同志一起讨论，由张执笔整理成稿中，现由张朗同志爱人杨敏同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