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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耘庄教授的一生
来源:嵊州新闻网 作者:尹芙生 2012年06月07日17:05:30 

王耘庄像

  王耘庄(1904——1961),笔名怀西等,谱名宗德,出生于嵊县石璜镇三槐巷以耕耘数亩族田为生的家庭。祖为国学生、父为邑庠生,从小受“读圣贤书、行仁义事、学问无穷、切勿故步自封”的教导,更受民国初年任浙江省检察长的清廉、铁面的父亲王道伊的影响;他生活在民风强悍的嵊县西乡,而所处的是割地赔款国势阽危的时代。家庭、时代、地域哺育了王耘庄,使他成为极具嵊县人特性的爱国大学教授。

  王耘庄在石璜私塾读了三年书后,10岁时到杭州父亲处读小学。1919年8月起的四年,先后随父到开封英华、天津南开等中学念书,黄平、屈武是南开时的同学。1923年8月至1925年7月,与施蛰存同时考入上海大学,又同时转入上海大同大学中文系。上海大学当时的教师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等中共初期时的领导人,耘庄深受他们的影响。1925年5月30日,王耘庄参加发生在上海的反帝爱国“五卅”运动,他随大同大学学生宣传队到南京路上演讲、贴标语、散发传单。

  1925年秋,耘庄离沪到北京大学旁听一年,结识冯一航、岳劼恒等人。1925年9月,经黄平介绍耘庄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3月18日,由李大钊组织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集会在天安门召开,耘庄随北大学生一起参加集会、游行,遭北洋军阀政府残暴镇压,死伤200余人。7月,他写了《道经铁狮子胡同》的纪念诗一首,发表在《努力青年》创刊号上。1926年7月,耘庄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他对梁的学识敬佩,对梁的《饮冰室文集》中的文章,有的能背诵如流;耘庄熟读先秦诸子,尤好墨子,服膺王充、王安石,常称“吾家仲任”“吾家荆公”。课余,他与燕京大学学生一起出刊《努力青年》,这是以“学术研究、青年生活研究、各种创作”为内容的期刊,创刊号的扉页上画有大蛇紧缠的一巨人,下有“帝国主义缠绕的中国人”的说明,足见他们的忧国之情。第二期上有《列强侵略之末运》、《“三·一八”受伤者的礼物》等文。1927年7月,王耘庄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回到杭州,八月底,发现党的地下机关被破坏了,此后与党失去了联系。

  1927年9月起至1933年底,王耘庄先后在温州、无锡、嘉兴、上虞春晖等地的中学和杭州师范、江苏黄渡师范任国文教员。自己家景虽不好,但当陶家淦等数名嘉兴二中学生缴不起学杂费准备退学时,耘庄慷慨帮他们缴纳,得以继续升学。

  1934年2月至1937年上半年,应沈钧儒院长所聘,去上海法学院任教授,讲授文学概论、中国通史、逻辑学。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沪战,耘庄无法继续到上海授课,刚巧杭州师范一教师因病需耘庄代课。面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耘庄到杭师后,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阅读、讨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籍,演讲战争形势。也与宣传队一起到郊区宣传,耘庄常站在桌子上慷慨激昂地演说,深深打动了淳朴农民的心。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全公亭登陆,嘉兴沦陷。11月13日,杭师大部分师生到建德严州中学安身。但人心浮动,无法上课。王耘庄不失时机地

王耘庄创办的《抗战情报》

  组织同学创办经费自筹的《抗战情报》,由王听涛(又名王化鹏、嵊县东林人)、蔡文雄等同学当“记者”,采访地方新闻;还派同学到县政府听收音机,记录各地电台广播的战事;而各期的社论由王耘庄撰写,11月25日版的《抗战情报》的社论题为《全民众动员和民主》,指出“在此民族到了生死关头的时节,全国民众,不分老幼,不分男女,都应负起他所应尽的责任,献出他所能献出的力量,不容迟疑,不容后退,合力抢救国险!那便是全民众动员!”

  1937年底,杭州沦陷,学校奉教育厅之命解散。就在许多同学不知何去何从之际,一天晚上,王耘庄召集同学严肃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此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要挺身而出!”同学们一个个含着泪思索着,几天里,26位同学(17位男同学、9位女同学)自觉地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耘庄与这支宣传队一道从建德到浦江、从浦江到永康。1938年9月经永康派溪集训后,男同学编入省直属政工第一大队第二队,奔赴浙西前线,他们是倪柏年、徐玉书、王听涛、王梦非、蔡文雄、徐步尧、应世雄、翁铁华、吴贵生、尹荣生等

  在永康,王耘庄遇到了同乡裘孟涵先生(解放后在上海司法局工作,后为浙江省文史馆员),他也参加到队伍里来,为他们集体提出“救亡以外无工作,吃饭以外无要求”的口号。裘还通过当地耆绅吕公望先生,使同学们在永康中学落脚,并解决了伙食费。同学们每天出去向群众宣传“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致抗日”的主张,四处贴标语、画漫画、作演讲,帮助当地组织人民自卫队,办民校夜校、编民报,营造抗日气氛。在各种活动中,王耘庄始终和学生站在一起,常和同学谈话。有一次,他向同学们说:“我们的国家,过去是‘中华帝国’,辛亥革命后是‘中华军国’,现在是‘中华党国’。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中华民国’”。言词犀利、含蓄,发人深思。学生的抗日活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时任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的注意。一天晚上,黄闻风而至永康中学。同学们集合听黄的讲话:“你们许多学生家在沦陷区,不愿做亡国奴,参加抗战救亡工作,我们欢迎。王先生放弃大学教授不当,和你们一起,也很难得!”他又问同学们:“要你们上前线,到敌人后方去,你们去不去?”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去!”此后许多同学上前线、去敌后,有的还以身殉国。

  王耘庄在1938年2月至1942年7月这段时间,经黄绍竑的推荐、委任,先后在浙江第四游击支队、浙江省抗敌自卫委员会政工队、浙江省第四战区战时政工室等处工作、任职。在任政工室主任时,他组织编印了《浙江沦陷区汉奸名录》、《战时政工队法令》;将《日寇暴行》画报等宣传资料发给县政工队;巡查、协调县政工队的工作。

  在开展工作中,遭到沦陷前为杭州市警察局长、时任第四战区专员兼任第四游击司令赵龙文(军统)等人多方制肘、刁难、打小报告告密等种种麻烦,使满怀抗日热情却脱不尽书生气的王耘庄痛心、无奈。在报国无门的苦闷中,他曾流着泪高声朗诵屈原的《离骚》,当念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一警句时,同学们情不自禁的同声痛哭。

  1939年7月,黄绍竑以赵龙文告密你等,劝王耘庄加入国民党。王耘庄没有深思,以为目前国共合作抗日,是对开展抗战工作有利的,经黄绍竑、谷正刚的介绍入了国民党(但在1946年国民党重新登记时,放弃登记而脱离)。

  1940年初,黄绍竑在丽水碧湖镇筹办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委派王耘庄作教官,讲授逻辑学、事务管理。黄绍竑兼任团长,教育长为东阳人陈希豪(解放后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陈希豪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但未参加中统、也非军统,在言谈中常说自己不得志,吃不开。王耘庄与他结识后,觉得他性格豪爽,平易近人,成为朋友。

  1940年12月,王耘庄被派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13期受训四周。同期印象最深的是蒋纬国,年青力壮的蒋纬国见王耘庄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常主动替他背枪跑步到操场。除简单的军事训练(枪上肩、正步走)外,主要是听报告、讨论。当时作报告的有:于右任的《抗战四年来中央艰苦支撑之经过及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根据》、杨杰的《国防之意义及要素》、陈立夫的《战时教育方针》、张治中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之任务》、冯玉祥的《如何使团长精神传达到民间、如何去领导机关工作》等。受训结束后,耘庄仍回浙江行政干训团教课。1942年1月,经黄绍竑推荐王耘庄到重庆任中训团党政训练班的训育干事。1942年夏,日军长驱直入,王耘庄于7月回碧湖探亲,染上疫病,避居山村。一次遭三名日军的搜索、抢掠。日军退后,举家迁移重庆。

  1942年11月,经朋友李肇基(民生轮船公司总务处长)介绍,王耘庄任总务处视察。制订职工工作制度和福利规章;办从业训练班,还请名人讲演,他先后邀沈雁冰、郭沫若、马寅初三位前辈,作要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要求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的报告,深受公司职工的欢迎。王耘庄到民生轮船公司任职后,辞去中训团的职务,又到重庆重辉商业专科学校任教二年,到重庆大学任教一年。之所以到处兼课,无非因国统区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别无生财之道。

  1946年夏,因友人陈希豪(时任新疆国民党主任委员)之邀,王耘庄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新疆学院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院长为鲍尔汉先生(常住南京)。

  1947年秋,耘庄奉鲍院长之命,到上海为学院购买图书、仪器,在沪购妥后,交中央航空公司托运,领到提货单。因航班少,到1948年春才运到。学院一副院长别有用心的指使几位同事怀疑王耘庄侵吞公款,未购图书、仪器,并迫不及待地在校内张贴小字报攻击。耘庄气愤,无法忍耐这种无根据的攻讦,遂以提货单为据,向法院起诉别有用心之人损害其名誉权。涉讼期间,数十箱图书、仪器全部运到,完整无损。几位同事自知理亏,经院方央求时任迪化市长的屈武(解放后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调解,以补偿耘庄全家返内地机票而撤诉结案。在迪化期间,王耘庄又任新疆文化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陈希豪)编辑《瀚海潮》杂志。此杂志介绍新疆特产、民俗、风土人情、各县的地理沿革等,分汉文与维吾尔语文两种版本,汉文版在上海印刷。

  1948年秋,王耘庄离新疆回到杭州。在周亚卫之弟周进三为校长的浙江省立农民学校师资训练班任导师兼乙班班主任,工作一年。1949年7月,省教育厅派王耘庄任杭州初级中学校务委员兼授国文。8月,送次子德操三子于一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年2月,耘庄应在西安的西北大学教务长岳劼恒之邀,去西北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长(1950年7月至1953年2月)。他到图书馆后,立即与同事们紧张地整理封存的数十万册图书,并联系20多位爱校的学生,义务整理书籍,重新分类、编目,忙了一个暑假,才有了眉目。因创造新的图书编目法,受到陕西省教育厅通报表彰。

  1951年11月,经冯一航等介绍,王耘庄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2年2—7月,王耘庄参加了西北大学开展的“三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1952年6月,因新疆学院的购图书、仪器之旧事仍被怀疑,加之态度耿直被视作傲慢而受到警告处分。经屈武作出证明才于1953年5月撤销警告的处分,但学校没有在同样范围的会议上宣布撤销。

  1954年4月,请病假三个月。病假期间到北京,他一方面通过清华时的同学刘盼遂到北京图书馆抄录了十多万字突厥史料,为开新课作准备。同时,他以西北大学三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中不实事求是、冤屈无辜等事向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办公厅、人民日报社等处上访、反映。

  1955年暑假,西大开展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王耘庄又受到冲击,家中遭多次搜查,抄走了日记、笔记、书信及向上级反映的材料底稿,没打收条。开学后,一面上课,一面受到批判,折腾了半年,才恢复正常,幸未戴胡风分子帽子。1957年6月9日晚上,在西大的一次帮助党整风的大放大鸣会议上,王耘庄站起来倾诉了当时西大党委对他不公平的政治待遇,他说:“少先队员举手高呼:时刻准备着为祖国建设服务。而我则要时刻准备着交待历史问题……”。不久,他就成了西大第一批被揪出的四个右派之一。白天在大礼堂批斗,晚上在数百瓦灯泡下的操场上批斗,连日连夜的批斗,使王耘庄身心憔悴,结核病复发,又吐了几次血,但仍不放过他。1958年9月,王耘庄以历史反革命罪被逮捕。与此同时,其妻及子女受到株连,影响一生。1961年2月,王耘庄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同年5月病死在狱中。1979年底西大党委经复查,认为王耘庄右派问题属错划,作了改正。1980年9月19日,经沈楚及子女向有关部门申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陕高法刑二〔1980〕603号刑事判决书,认为“其历史问题,未构成犯罪,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判决“撤销本院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60)院刑初字第15号刑事判决书,宣告王耘庄无罪”。与此同时,其妻及子女的错案也得到平反昭雪。这是王耘庄生前所日夜企盼的,但他已长眠九泉无法知晓了。至于王耘庄的右派改正决定历经数年、六易其稿(家属对改正决定的文字,五次表示不同意),到1986年9月16日西北大学党委作出党复字(86)001号的改正决定,去掉了1980年5月21日所发(80)第22号改正决定上的所留的“尾巴”,才了结这桩公案。

  王耘庄博识多才、勤于笔耕,著作颇丰。早在1926年北京大学旁听时,应世界书局之约,出版他编写的《高中本国史教科书》。他作的《七言诗起源考》一文,登载在《两周评论》第1卷第1期上,被文学史界认为是对七言诗起源有重要成果的最早著作。1929年《文学概论》、1931年《道德论集》都为杭州非社出版社出版。1934年的《晚明流寇》、《东林与复社》都为开明书店出版。1941年的《王阳明》为杭州正中书局出版。其中《东林与复社》(93页)一书近年的一次拍卖会以8000元之价拍去。尚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突厥史》、《中文新疆书目补》、《新疆艺文志》、《新疆民族地狱》等未付印的稿件。还有《说大》、《一种政治观》等著作。他主编的《瀚海潮》共出版16期,内有陈希豪、张治中、宋希濂、梁佐华等人的文章。

  纵观王耘庄的一生,他聪颖勤学,一生从教,博识多才,课余著书,为国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忧国爱国,在抗日战争国难来临之际,毅然走上救亡第一线;他性格刚强,宁死不改变正确信念,正如其同学、作家施蛰存所说的:“王郎博识辩才雄,赢得人呼拗相公”;其妻沈楚作《长相忆、永相别》一文纪念他,她以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红”两句诗献给九泉之下的耘庄,并“愿他化为春泥,护卫我中华大地改革开放的红花”。王耘庄教授的一生,有教训可鉴,但其忧国爱国的精神,学术研究中卓有成效的创新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本文作者:嵊州市石璜镇人,毕业于杭州大学政治系,现退休在家。)

  注释

  :见1940年《剡西素风堂宗谱》楼光振的撰文。

  ‚:参见杭州政协编的1988年2月《杭州文史资料第七辑》李益中写的《高唱战歌上征途》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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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东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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