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农民大都是文盲，不懂科学种田，只能用古老的耕作方法，靠老天碰运气来收成。政府也不对农民进行科学知识的教育，他们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只管收取各种苛捐杂税和抽丁派夫，因此，当时的每亩田产量很低，人们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之中。

　　当时的农业以双季稻为主，早嵌两作，正常年份最高产量只能收五百斤，这是丰收年的产量了，碰到旱涝虫灾，产量就没法说了。当时的土地百分之八十在地主富农手中，百分之八十的种地农民靠租田耕种。租谷每亩按正常年计算，要交二百五十斤给地主，地主不负各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歉收年地租还是不能少交。因此，种田的农民吃不饱，穿不暖，许多农民只能糠菜半年粮来过日子。

　　就我自己家为例，解放前的四十年代，全家包括外婆共五个人。我们只有外婆的两亩己田，我们不得不每年再向别人租来三亩田地。按正常年计算可收稻谷二千五百斤左右，除交租七百五十斤，剩下的还有一千七百五十斤左右，平均每人有三百五十斤稻谷，加工成米以七折算，每人只能吃二百四十五斤，每人每日不到一斤米，缺口很大。因此，每年只好种大麦一亩，收麦二百斤来补充口粮。不过还是不够吃的。平时我和我父亲给别人做木匠挣点钱，补贴家用。春荒不接时，如果有钱就到市场上去购买，没钱时只好向亲友借几斗米，来度春荒之不足。

　　我自从知事起，几乎每年都是这样度过的。种五亩田还吃不饱，对现在的人来说一定感到很奇怪吧，但在当时的社会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正常年的计算法。

　　古老的耕作方法，种稻谷的肥料是冬季种的草籽作基肥。那时没有化肥，也没有农药，人粪是最好的有机肥。人粪这种土肥只能用于麦田作基肥。我家除了人粪外，没有其它的土肥，因此大麦只能种一亩，不能多种。碰到旱年和虫灾时，人们束手无策，只能求老天保佑了。

　　我记得很清楚，在日寇进驻甘霖的那一年，我家向胡家租来三亩田。这几亩田在村口，既近又肥沃。由于过于勤劳，将十月初六会期时的垃圾、糖梗渣扫起来，散在草籽田里。到春耕时草籽长得特别好，有半人高，我们把草籽全部耕倒，作田的基肥，满想有一个好年成。

　　结果适得其反，草籽基肥过多，土壤发涨，早稻秧苗发黄。按现在的说法氮肥过多影响秧苗前期生长，而到后期又生长过猛，在大肚抽穗时，一阵大风把所有稻杆吹倒了。在稻谷灌浆期间倒伏，收割起来的稻谷全部都是瘪谷。不但早稻无收，连嵌稻也被压烂，只剩下稻根头。经过扶直，嵌稻重新抽枝，稻丛大如钵头。嫩绿的嵌稻，使人看了也心欢。我们还以为早稻无收，嵌稻可以补回来。到抽稻头时，结果抽一个白一个，抽齐了田里一片白漂。

　　当时我们不知是什么原因，只知道有虫在吃稻心。原来水稻过于嫩绿，周边的螟蛾都飞到我们的田里生虫子，这也是解放后才知道的原因。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三亩稻田颗粒无收。租谷早已付了，只能怨自己运气不好。

　　普通人家怎能经得起这种挫折，这年的生活就相当困难了。除了用瓜菜、野菜充饥外，只好向冯家潭地主借高利贷，借一百斤，还一百五十斤。一共借来四百斤，第二年要还六百斤，那还要有脸孔才借得到呢。

　　最凶的高利贷，借一百斤，只付五十斤，另外的五十斤先作为利息给你扣去了，就是说只能得到五十斤，第二年再还本金一百斤。这是当时的社会实况。因此农民碰到天灾人祸就很难翻身，所以旧社会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

　　在当时我家还不算最困难，在农村比我家困难的人很多。大王庙有个克昌酱园，它的酱油全县闻名，长乐、开元、甘霖、崇仁等西片小集镇都来大王庙克昌酱园批发酱油。因此，克昌酱园的作坊很大，每年就有几缸酱渣出售。乡村里的穷人得知后，就很早来排队。我们经常听说：早上又有一个买酱渣的妇女晕倒在酱缸边了。这是因为饥饿，吃了一把酱渣晕倒的。店老板已看得多了，习以为常。过一段时间，人就会慢慢醒过来，等她醒过来，酱渣早已卖光了。

　　碰到这种情况，店老板一定会留下部分酱渣卖给晕倒者。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也算是一种慈悲心肠了。糠菜半年粮这句话，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农民的生活。菜不是种起来的菜，而是生在山上或小水渠边的野菜，名叫孟菜。

　　至于衣服，穷人穿的都是补丁衣服，无钱买新布，只好买旧衣裤穿。有一种旧衣服名叫“蜕衣”，是人死了将衣服拿到当铺去当卖的东西，也是当铺的清仓物资。每到大王庙的十月初六会期时，从大城市贩来的“蜕衣”很多，有很多人做这种“蜕衣”生意。这种“蜕衣”各种各样的式样都有，因此买卖非常热闹。我和父亲都穿过这种衣服。当然富人是绝对不会去穿它的。

　　太平的廿八市，“蜕衣”生意最红火，因为太平廿八市在农历十二月廿八日，此时天气是一年中最寒冷的，也是年关时节。农民多在此时赶集买“蜕衣”保暖御寒。

　　在山区主要是烤火过冬，在平原两件布衫过冬的人很多。老话是这样说的：三年新，三年旧，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说一件新衣服至少要穿九年，甚至十几年。

　　国民党的地方政府，乡公所里养了十多个乡团兵。旧社会有句顺口溜：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到乡里来当兵的都是单身汉，他们不务正业，属于地痞一类的人。这些人平时是地主的走狗打手，靠地主养活。有许多是地主推荐来吃公饭、办私事的人。因此，他们不顾农民疾苦，只站在地主富人的立场上，只会欺压老百姓。谁交不出租，只要地主一句话，谁就会被抓到乡政府，先用脚铐铐起来，坐在屋子里，没有凳子，坐泥地，还算便宜了。有的还被吊打。我家离乡公所很近，夜里常常听到嚎叫声，是在动刑。解放前的老百姓都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的。

　　日寇投降后，满以为可以过太平日子了。才知好景不长，国民党想消灭共产党，向共产党的解放区进攻，国共两党在北方又开战了。

　　当时的老百姓，只顾自己挣饭吃，谁也不问政治，而且消息闭塞，没有现在灵通。1946年，我们这里的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北方国共两党已在北方交战。

　　从1947年开始，一批批壮丁路过大王庙。名为壮丁，实为瘦丁。他们每天只能吃两餐粥，吃了一碗，第二碗就没有了。只有奸猾的人能吃一碗半，他先吃半碗，再吃一碗。等先吃一碗的人想吃第二碗，桶里已经没有了。因此，有不少人饿得皮包骨。人们只能用同情的目光看他们，也不敢问从哪里来。

　　1947年下半年开始，似乎前方战事吃紧。老百姓也知道在打仗，因为我们这里也要抽壮丁了。到1948年一年要抽两次。保甲长把人们分成甲、乙两类，十八足岁到四十五虚岁的为甲级。四十五足岁以上的为乙级。甲级要抽签当兵打仗，乙级只承担后勤民夫。但除去当兵外，人人要承担自卫金谷、壮丁谷、灶头捐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有钱人即便抽到壮丁，也可以买壮丁代替。

　　大王庙处在公路边，来来往往的军官、政客和他们的太太们以及随身物件都要抓人轿护送。我父亲算个劳动力，因此，三天两头轮到去做民夫，有时半夜里叫去。按理大王庙也有百户人家，不可能三天两头轮到的。

　　原因是：大王庙本来商家多，没有劳动力。他们只出钱，保甲长都不承担民工的，算起来真正算得上劳动力的不到十来人。保丁保队副(保长、保队副、保丁是村子里管理者的名称)，如狼似虎，哪有让你说话的权利。我们一家有相当一段时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壮丁我也愿意去做。一个壮丁两千斤谷，可作父母的养育之恩，自己听天由命。如果不死争个排、连长回来，也可以出这口恶气。我坚持要去，父母没法，就去同保长商量。

　　保长说：“侬儿子还不满十八足岁，不能去。抽到没办法，壮丁你们都看见过的，很苦的，不是你儿子做的。”

　　母亲回来说：“你不到十八岁，不能去的，壮丁已有人了。”

　　这样我不得不打消当兵复仇的念头。

　　直到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人民分到了土地。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指导下，人们才知道科学种田，施肥要氮、磷、钾搭配，治虫要掌握时机。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在六十年代水稻一季已达千来斤，人们生活就不断好起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政府非常关注三农问题，每年拨出大量的资金，支持农村道路硬化，推进建设新农村。为减轻农民负担，取消了农业税，给种田者加以经济补助。对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户分别实行五保和低保。对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放一百到一百五十元的补助金。应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变化是巨大的。

　　(本文口述者：周水土，甘霖镇大王庙人，原白岳乡乡长、甘霖区人武部部长。整理者：钱徐良，现任职于嵊州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