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不少文章(包括本人的)写到朱熹拜访吕规叔，都说是来嵊县赈灾时拜访。当时嵊县之灾是旱灾，从淳熙七年(1180)春起积旱三年，至淳熙九年底旱情才解除。按照赈灾时间，那么淳熙七、八、九三年，都需要赈灾，朱熹都有可能来嵊县。但朱熹在拜访吕规叔时写的“登芦峰”诗中写到“归途采薇蕨，晚饷杂蔬笋”，从诗句分析肯定是春天。薇蕨俗称狼蓟，其根有淀粉，当地农民农闲时挖来做山粉。我们根据朱熹采薇蕨的细节，分析出朱熹拜访吕规叔时是在春天，但有一点被我们忽略了，根据能长出薇蕨的物候看，那时旱情尚不厉害，那么年份应该是1180年，就是鹿门书院“贵门”石匾上朱熹自署的“宋淳熙七年”，到了1181年，就是积旱三年的第二年，薇蕨就长不出来了。或许有人说，土层积蓄的水分，也能使薇蕨长出来。但芦峰不是平地，山上的土层只有薄薄的一层。芦峰在今鹿门书院东侧，贵门吕氏宗谱列为“景迹”介绍云：“峰高插天，望可数百里……为朱子旧游处，有诗纪胜。”前几年我与友人登山上去过，在林间观察脚下，基本上是岩石覆盖一层薄土，久旱不雨，土层根本没有水分。分析认为，淳熙七、八、九三年中，能长出薇蕨的年份只能是淳熙七年。

　　但是，淳熙七年朱熹还在知南康军任上，朱熹能来浙东拜访吕规叔吗？回答是肯定的。朱熹来嵊赈灾与朱熹拜访吕规叔毕竟是两回事，前者是公事，后者是个人有求于人最耿耿于怀的事。朱熹拜访吕规叔与来嵊赈灾没有必然联系，但朱熹为何要拜访吕规叔却与他选择哪一年来拜访有必然联系。笔者正是在探寻分析这个问题上才确定朱熹拜访吕规叔年份的。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的经历吧。

　　淳熙五年(1178)三月，曾做过宋孝宗老师的史浩做了宰相，一上台就荐引了吕祖谦、张栻、朱熹等理学名家。他对吕祖谦说道：“我第一想起用的就是朱元晦，然后才是其他诸贤。”他希望吕祖谦能向朱熹转达这个意向。在考虑给朱熹的官职时，参知政事赵雄建议道：“不如先任命为外官，待之以诚。”他们考虑到朱熹此次出山，肯定又要多发议论，所以就先处之以外郡，任命朱熹知南康军(治所在今九江星子)，直接赴任，不必进京。朱熹果然请辞，宰辅们纷纷劝慰，吕祖谦也写信道：“就是孔夫子在世，恐怕也得勉力出山。现在是使世人见到儒者之效的时候了。”诗人王质也在诗中写道：“晦庵今年登五十，晦庵不急苍生急。”经几番推辞后，朱熹终于赴任南康。

　　朱熹上任伊始，就宣布了宽民力、敦风俗、砥砺士风三条施政纲领。宽民力的具体体现就是减免百姓赋税。南康所属有星子、都昌、新昌三个县，星子人少地荒，朱熹决定从星子入手治理。他上书给朝廷，请求减免星子县的税钱，结果遭到了反对，此后一直到他离任南康，先后六次请求减税都没有得到同意。于是，朱熹又上书请减三县木炭钱，结果福建漕司出面反对，气得朱熹写信大骂一顿。接着朱熹又谋求减免百姓当年的秋粮缴纳，也没有成功。刚刚出山就遭如此挫折，朱熹感到无可奈何：“平生读书，就是要做对百姓有利的事情，现在到这里，却连这件事都做不到！”

　　朱熹想要有番作为，不免触犯豪强之家的利益，而朱熹向来嫉恶如仇的性格使他根本不避权贵。有一次一名贵胄子弟在大街上马踏一小孩，朱熹得知这事，命令此人送到军院审讯。晚上朱熹返回时，有吏员报告，已经拷打完毕。朱熹到军院查看，结果发现那人衣服光鲜，根本不像拷打过的样子。大怒，第二天就将此人与吏一块儿杖脊。还有一名豪右纠集乡民报复仇人，被朱熹处以编管(劳教)。朱熹对南康豪强的强硬打击，终于导致了流言纷纷，受到了“治财太急，用刑太过”的攻击，指责他在南康的所作所为是“苛政”，这也使得朋友们为之担心，连吕祖谦都写信给朱熹劝他在打击豪右方面谨慎从事。但倔强的朱熹不以为意，他上书朝廷，如果不论是非，那就罢免好了。

　　为了敦厚风俗，朱熹充分发掘了南康一地的历史资源，为前朝忠臣烈士立庙修墓，重建白鹿洞书院，旌表义门节妇，并宣讲《孝经》，提倡儒家礼仪等等，通过这些手段来倡导忠孝节义。其中白鹿洞书院的重建尤其是朱熹整顿教育、振作士风的最突出的成就。

　　白鹿洞在庐山五老峰南，因唐末李渤在此隐居读书时，养白鹿自娱而得名。南唐时在这里建了学校，称为庐山国学，成为当时的文化胜地。入宋后不久，洞主将南唐朝廷给学校的学田捐献了出去，书院从此就衰落了。到了南宋后，更是连地基都找不到了。朱熹通过樵夫找到了废址，很快修复了书院，盖了20多间学舍，并增置了学田，请朝廷赐了书院洞额。书院不可无书，朱熹除了向朝廷请赐九经之外，又写信给江西各地的同僚好友求书，并由此认识了为书院藏书帮忙的大诗人陆游。朱熹自任洞主，为书院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此学规为后来各地办的书院仿效，成为了此后中国古代后期的通行的教育原则。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开讲的第二天，宋孝宗下达了地方官就民间利病上书的诏书，朱熹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给皇帝上书、畅所欲言的机会，他决定不管只就“民间利病”上书的规定，继续向皇帝宣扬他的正心诚意之学，因为在他看来，君心正否，是所有一切问题的核心，“从头到尾只是此一个病根也。”朱熹对这次上书的后果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给吕祖谦写信道：“生死祸福，全在圣上，自己已不能做主。现在只有三五担行李和一两个外甥，走人也不费力，就等着屏住呼吸承受雷霆之威了。”

　　朱熹在上书中历数朝政、军队之腐败和社会问题之尖锐，然后将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指向了孝宗君心不正，用人不当，最后朱熹说道：“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知之。”宋孝宗果然大怒。这时候曾经推荐过朱熹的宰相赵雄道：“以天子之贵，何必跟一个狂生过不去。如果治他的罪，反倒是助他成名。不如留用，时间长了，能否自见。”参政周必大以及吏部侍郎赵汝愚等极力救解，宋孝宗这才放过朱熹。

　　这次朱熹出山为官年已50岁，其一生为官7年多(在朝为官仅40多天)，经历都不顺利，而这次是他最担惊受怕的，若是没有上层高官为他说情，能逃过一劫吗？

　　而吕规叔恰是在50岁那年退休，从婺州迁到越州，隐逸到山上办学去了。吕规叔是朱熹常从吕祖谦口中听到的“叔”，可说是心仪已久，却至今未谋面深谈。朱熹早有打算，想联合吕学，一起向皇上建议以理学治国，吕规叔是吕学代表人物中辈份最高的。于是，在惊心动魄的官场历险之后，在淳熙七年(1180)春天，朱熹安排了拜访吕规叔的浙东之行。至于朱熹浙东之行的具体路线，因无资料可考，就无法知晓了。有人说，朱熹还在知南康军任上，有出访的自由吗？那我们实在是替古人担忧啦。朱熹可以圣命不从，讨价还价加以推辞，其自由可以想见。何况朱熹是在三年即将满之时，自由度是更大的(按当时官制规定文官三年，武官五年有一次调迁机会)。果然，淳熙八年春，朝廷承认朱熹赈灾有功(封建统治者只要不引起饥民暴乱即为有功)迁为江西常平茶盐公事。九月，因为浙东大灾，新任宰相王淮推荐朱熹，于是改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

　　朱熹1180年的浙东之行，是在浙东大灾之前。浙东大灾不但灾情严重，受灾面积也大，包括越州的积旱、台衢的水旱交加。朱熹吸取南康赈灾的教训，不再向上提省赋、恤民的措施，而是雷厉风行加大反贪力度，几乎每到一地都反贪，动作很大，朝野皆知，且史料有记载，直到现在，文史作者写文章每有提及。所以，一提到朱熹借赈灾之时拜访吕规叔，都说是淳熙八年，而朱熹恰恰是在淳熙七年安排了他的拜访吕规叔之行，没有与他的公事混淆。现在的文史作者见朱熹官运不顺，认为他是政治上的门外汉。而从上疏理学治国这一着看，显见他政治上的精明，若是统治者把朱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又何愁他官运不畅，说话不灵呢？可惜他生前没有做到这一着。

　　朱熹本来可以与吕祖谦一起上疏理学治国，但因两人历史观不同，道不同不相谋。如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朱熹认为决定于帝王“心术”的“正”与“不正”；吕祖谦对这种帝王“心术”决定论和君王“独运万机说”进行了抨击，他认为社会伦理制度并非由哪一位圣王建立，而是“借众人之力共建”。吕祖谦还抨击了后世封建君王的“自任一己聪明以临天下”的行为，主张用“众人聪明以临天下”。吕祖谦还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云“盖国之根本，全在小民，其兴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诸侯，不在奸雄、盗贼，止在小民之身。”同时他还指出，国家兴亡，在于民心，如若“民心已离，虽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足恃。”有这样开明观点的人，还会与朱熹一起去求皇帝以理学治国吗？

　　近读介绍叶一苇著《寻找明招文化》的文章，说吕祖谦与朱熹在历史观上是完全对立的，吕祖谦从理学中走了出来，成为南宋一位杰出的弘扬和复兴中华史学文化的旗手，又说：“叶老理清了吕祖谦与朱熹在学术思想上的关系，用了大量事实证明两者之间不是合作，而是对立关系。朱熹不赞成吕东莱在明招山讲史学……对吕祖谦在明招山聚徒讲学采取压制态度，明招山朱、吕讲堂是清康熙年间武义教谕翁嵩年臆造出来的。”好极了，这是最新发挖研究的成果。吕祖谦是从理学中走了出来的人，吕规叔也是从理学中走了出来的人，他的隐逸民间在鹿门山麓办学传播文化，就是从理学中走出来的表现。这样开明的人自然不会与朱熹上疏理学治国。

　　朱熹的拜访吕规叔之行，按他的预定目的是无功而返，因为，吕规叔也没有与他一起上疏理学治国。但他认识了这位忠厚长者，在浙东天台山脉的一处梅墅逗留多日，与之谈经论道，也是得益匪浅。虽然我们无从知道所谈内容，但此后十多年成了朱熹学术发展的黄金期却是不争的事实，也为他不久又来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公事起到了识别路径了解民情的作用。

　　(本文作者：嵊州市贵门乡雅安村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退休干部，从事宣传文化工作30多年，边疆工作43年退休回沪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