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嵊州春秋》新辟栏目“剡地文献”，其目的是把散于各类书籍杂志的有关嵊州的重要文献向读者作系统的介绍。本文为张秀民自传，原载于《文献》杂志编辑部和《图书馆学研究》编辑部合编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九辑(1986)。
张秀民(1908-2006)，中国目录学家、印刷史专家。谱名荣章，字涤瞻，浙江嵊州市嵊县崇仁镇廿八都村人。193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国学系，同年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直到1971年，从事图书馆工作40年。曾任北平图书馆索引股股长，较早在该馆开展目录参考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组组长、副研究员。
张秀民，谱名荣章，字涤瞻，浙江嵊县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阴历十二月初八日，俗称“腊八”(公元1908年12月31日)，我的祖先自南宋初以来即世居嵊西永富乡(今改升高乡)廿八都村，先祖以提篮卖笔为生，亦在秀峰村教书，先祖早卒，时先考才六岁，赖祖妣袁氏含辛茹苦，抚养成人。先考师事裘宪邦先生，曾至东乡湖头村教书，也在家中设私塾课生徒。尝向一村中财主借银一百元，在借契上他以草书“不得已”三字作签字画押，被人识破，债主即登门索还。不得则咆哮辱骂，时不肖正弥月也。先考卧床三日，愤而出走，至杭州当警察，后即从军。先妣裘氏崇仁(离村五里)人，十四岁以童养媳来归，家中壁立，先妣即为邻居护理产妇，或养蚕，或踏碓舂米，至数十里外高山采茶，以所得微资为添补衣服日用。后赖先考寄归微薪，始还清旧欠。
余六岁即上本村瞻山小学，考试常“背榜”(列榜末)。每暑假冒烈日至田间拾田螺，所得辄比邻儿多，除自餐外，尚有余以售人，尝积攒制钱一二百文，为家中买油盐之用。秋冬至附近瞻山或西山湾拾柴。一日挑柴篮归，适值大妹诞生，时余九岁也。后转学崇仁高小，功课已列前茅。毕业后，至嵊县中学，肄业二年。随沈亚孟(贤修)师转学宁波四明中学，学校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浸礼会合办，初次接触到美国老师。学校初在宁波江北岸，后迁北门外。因为是教会办的，每礼拜天要做礼拜，唱赞美诗，听牧师讲道，吃饭要谢上帝，当时我很有反感。适值“五卅”惨案发生，学生成群结队去游行，喊口号，示威，我也去参加。学校有一小图书室，当时我喜欢看卫生医学书，把所有这类一二十本小册子都看完。古人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我不喜欢政治，也想当良医。后来觉得做医生，天天和病人打交道，实在不卫生，就不想当了。
高中将毕业时，国文课上读了黄炎培的“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记”一文，以为陈先生在南洋经商所得千万巨款，不为个人之安乐享受，而在其出身地福建集美乡(旧称浔尾)创办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商科、航海等校，使全村成为名闻全国之学校村。又在厦门岛上创办文、理、教、法、商综合性的厦门大学，其大公无私之精神，实为难得。该校招生章程载有学生成绩优良者，可得陈嘉庚奖学金(即全免学费银七十元)。海滨校舍，风景如画。乃不胜向往，赴上海招考处投考，幸蒙录取。
余读文学院国学系，同班不过四五人，但与集美国学专修科学生包树棠、林成章等三四十人，一同上课。老师有威县周岸登(道援，清举人，出版词集《蜀雅》)、泰县缪篆(子才，章太炎先生之弟子)、南昌余謇(仲詹，举人)、盐城郝立权(昺蘅，刘师培弟子，著《陆士衡诗集注》)、瑞安孙诒让之弟子李笠(雁晴，著《史记订补》、《三订国学用书撰要》)，义乌朱桂曜(云圃，出版《庄子注》)、后又有萧炳实(项平)先生。当时读的有《管子》、《老子》、《庄子》、《史记》、《文心雕龙》诗词散文音韵学等，及必修课国文、英文，也选修了法文、日文、德文、拉丁文(后两者仅学半年，早已忘光)。李师讲《汉书·艺文志》，从此对于目录学发生兴趣。
集美楼在学生宿舍映雪楼旁，是学校的图书馆，藏中西文书数万册，下为书库，上为阅览室。馆中负责人不干涉余进书库翻书，因此只要不上课，就进库自由阅览，涉猎有关板本目录的书。一次见架上有一本英国霍氏的目录学入门书，不忍释手，于是略知一些西洋版本书的知识。还发现馆中花数百银元从上海某旧书店购得所谓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十数册，实际上是一部乱七八糟的杂抄，图书馆上当受骗了。
在校时曾发表过一篇《评四库总目史部目录类及子部杂家类》文章，又写了一篇《宋椠本与摇床本》文章(后译为摇篮本)，略述宋版书与15世纪摇篮本的异同，寄往天津《国闻周报》。当时该刊广告上介绍本文作者是厦门大学教授，殊可笑。毕业要写论文，我的题目是《宋活字版考》，就算通过毕业了。
厦大因为陈先生办，学生大部分是本地泉州、漳州、福州人，又有部分潮汕、梅县人，江浙人很少。毕业生很多远渡南洋，投亲靠友或教书、或经商。有成为百万富翁的，也有在本省或外省任职的。当时社会上大学毕业生虽寥寥无几，而求职若无门路，却极困难。李雁晴师对我的前途很关怀，把我发表过的上述两篇论文寄给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徐水袁同礼先生(守和，正馆长蔡元培先生)。李师与袁先生并无深交，但袁先生看了这两篇文章后，当即由馆方名义来信，谓新馆落成(即今文津街馆)需人，望速来。于是未及戴方帽，行毕业礼，就乘海轮北上，先至老家辞别母亲、祖母等。在校年年得奖学金，为节约旅费，已四年未还乡省亲矣！
新馆绿琉璃瓦，汉白玉栏杆，画栋绘梁，藻井有“天禄石渠”字样，又搬入原圆明园文源阁石碑，华表、石狮，崇楼峻宇，俨若皇宫。馆藏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因名馆前大街为文津街。钢架书库，软木地板，为当时罕见之新式图书馆。于1931年6月底落成，由正馆长蔡元培先生主持开幕式。而余在四五天后(7月初)方到馆，住景山西陟山门大街，大高殿后，御史衙门图书馆宿舍。
北京图书馆是历史悠久闻名世界的国家图书馆，它继承了明代皇家图书馆文渊阁，清代内阁大库的藏书，其中少数印本还盖有南宋皇宫“缉熙殿”章，元代“翰林国史院官书”大朱文印。其它宋、元、明、清佳椠名抄，均希世之珍，成为我国的文化大宝库。不过解放前藏书总量仅有一百四十五万册。1957年底为四百七十九万册。前几年早已超过一千万册。书满为患，故有建新馆之必要。余有机会能在这个环境优美的琅环福地，连续工作四十年，可说是幸运的。
袁馆长由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毕业。他掌管图书馆时，事必躬亲，连厕所日必视察数次，下班后一人仍在室内办公。他不光是发挥一个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同时把图书馆办成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他网罗了徐鸿宝(森玉，精于板本金石)、叶渭清(左文，宋史)、向达(觉明，中西交通史、敦煌学)、王重民(友三，目录学、敦煌学)、孙楷弟(子书，小说)、贺昌群(藏云，历史)、谢国桢(刚主，晚明史)、刘节(子植，金石)、王庸(以中，地理)、梁启雄(述任，梁启超先生幼弟，荀子)、赵万里(斐云，板本)、谭其骧(季龙，历史沿革地理)、李德启(满州文)、蒙古喇嘛彭色丹(蒙文、藏文)、于道泉(藏文)等先生，都是学有专长，在各个学术领域内先后卓有成就，真是极一时英才之盛。所惜者上述北图老人，今存者不过孙子书、谭季龙、于道泉等数人而已。在这种浓厚的学术空气中，我自然也受到熏陶切磋之益。
余因国学系(中国文学系)毕业，被分配在中文编目组，专编古书。组长嘉兴谭新嘉先生(志贤，编辑《嘉兴谭氏遗书》，由厂肆木刻)是京师图书馆老人。同事有梁廷灿(梁启超之侄，出版《中国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徐崇冈(满族)、杨永修先生(主要编日文书)，他们都比我大十多岁，得到他们的帮助教益。
古书大部分为线装，也有少数包背装、经折装。编目录首先要看懂书的内容性质，才能给分类号码；其次要查明作者时代，才能给著者号码以及板本年代，地点。看起来简单，有时也不容易。如有人将清初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部痛恶君主专制的政治哲学书，归入边疆类，把记载尼泊尔的书分入外蒙古类。《世说新语》或作王义庆著，不知作者乃刘宋皇族刘义庆，封临川王，并非临川人，姓王。乾隆刻本《书隐从说》为清吴江袁栋、漫恬著，自孙氏《中国雕板源流考》引作袁恬，各家引用，遂沿其误。至于板刻有原板、翻板，书贾往往以明翻宋元精雕，撕去序跋，冒充宋元板。又雕板活字，有的不易分。至于木活字、泥活字、铜活字，更难得细别。
我进中编时，头两天就发见铅印本《带经堂书目》原卡片目录作孙树杓编，实则编者姓陈，名陈树杓，是福建藏书家陈征芝之孙。陆心源称“其孙字星村者，亦略知书”。因原书排印时作“孙树杓星村编次”，孙字与其他六字一样大小，所以很容易被认为孙氏所编(今某馆卡片目录犹承此误)。后来又发现其他卡片错误不当之处，亦即随时改正。
我编目录深恐出差错，闹笑话，故必细阅本书内容及序、跋、牌子、附录，弄清楚作者真名实姓，字号籍贯，刻板年代，地点。因著者号码要按年代排，故须详考著者的生卒或仕履年代，有时在本书找不到，就利用传记或地方志。因此编目速度较慢，每日约五六种或十种。先写草片，审核后，再交人写成正式卡片，然后由排片员分排成书名、著者、分类三大类卡片目录，供众阅览。就是这样搞了6年。
抗日战争爆发，袁馆长鉴于馆中只有卡片目录，而无书本目录，万一发生事故，就难以补救，于是发动全馆力量来搞。但编印出来的只有谭其骧的《地方志目录》和萧璋的《目录类书目》两部。其他古书因数量庞大，难以完成。当时参加人员有谭志贤、梁述任、王育伊、贾芳等七八人，而余则负责“史乘类”，谭新嘉先生故后，又分担其别集部分。当时由抄写人员将卡片目录分类抄录于书本上，因卡片目录杂出众手，又经历多年，抄在一起，就发现很多牴牾，一书或分在数处，著者、板本著录不一，故仍须入大库核对校正。抗战期间大家编成《馆藏普通线装书目》(新出版书未收)共二三十册，其中史部三册及一部分集部目录，多为密密麻麻的小字，注明作者生卒仕履及书中内容，花去精力不少，然始终未能付印。这大堆原稿后存参考组；解放后又以一二年之力，主编《中国边疆书目》(内部油印)，参加者有刘汝霖同志及人民大学地理系孙某。
初进馆时，读了向达先生翻译的美国卡特教授《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数章，觉得它很有价值；惟出于外人之手，繁征博引，而未能探其根源。且印刷术为我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对人类社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而印刷史由外人代庖，心实耻之。乃不自量，蚊力负山，立志要写出一部《中国印刷史》。因此在编古书卡片目录与书本目录的同时，就注意收集有关板本印刷的资料，当时多记在草片上，后写成大小笔记约七十本。其中有《宋版书经眼录》二册，《宋刻工名录》二册，将馆中所藏全部宋板书约三百五十五种一一翻阁，就花了二年多时间。因为这只有利用公余午睡及星期日才能到善本阅览室借阅，只许用铅笔记录，以防污损原本。并翻阅了所有明嘉靖重抄《永乐大典》残本二百余册(有部分照片复制本)。数十年内把大书库数千种地方志、诗文集、笔记杂说及日文、西文板本目录书，涉猎一番，也不过是大书库中数十排钢架而已。
日本人利用退还庚子赔款，在北平设立东方文化委员会，成立东方图书馆，在市上抢购方志、家谱及各种古书，续修《四库全书》。邀请北平市各大学部分教授、讲师写提要，稿酬从丰，馆中也有个别参加的。当时余认为可耻，拒绝邀请。
到馆不久即发生“九·一八”事变。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进犯卢沟桥，宋哲元部队被迫自卫。第二天往馆上班，门口已有日军把守，不许馆员出入。那时感到国家危亡，平昔所从事的板本目录只是书皮之学，对国家兴亡，并无实际用处。于是决心抛弃，改弦易辙，开始研究安南史。
抗战胜利后，图书馆在重庆、昆明的人员陆续回北平复职。余由馆员被提升为索引股股长(此职原由王友三先生担任)。余鉴于一般人物不见正史或杂书者，地方志中往往有他的传记，于是草拟一计划，把全国方志中传记(包括附传)人名，一一作出索引，先从一省或一时代着手。后与友人朱士嘉先生谈起此事，我说“此事太大，可先从现存少数宋元方志做起”。朱氏欣然同意，很快就编成《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一册出版。前些年他受北师大之聘，负责指导《明代方志传记索引》工作，曾来信说：“同学们已写好卡片十四万张。”但未见印本。更希望能将清代六千多部方志的传记，也搞出索引，这对学术研究说来真是功德无量。
解放后，馆名改称为“国立北京图书馆”。初由王重民先生代理馆长。为纪念太平天国起义，馆中举办小型书刊展览，当时向觉明、金毓黻、荣孟源等先生均热心此事。余与王会庵同志编成《太平天国资料目录》出版。先从其中挑出有关重要资料，编成中国近史资料丛刊第三种《太平天国》八册。
1952年10月馆中举办中国印本书籍展览会，其中有很多是现代著名藏书家新捐献的珍本。当时张全新(铁弦)副馆长叫我写篇介绍，我就写了一篇《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州各国的影响》刊载于《光明日报》，后被《文物参考资料》转载。谬承腾冲李根源先生(印泉)之嘉许，以为可以传世。于是把弃置多年的板本目录又重新捡起来，加以扩充，成为《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再版。日本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神田喜一郎博士见之，以为这是“一部真挚诚恳的好书”，嘱广山秀则先生译成日文，于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在日本京都出版。一时日本、苏联、美国刊物上有书评介绍或报导。1977年日本薮内清教授译注卡特书中，拙作及拙文木活字、铜活字部分多加引用。李书华先生1962年于香港出版《中国印刷术起源》一书，大部分引用卡特及拙作资料。1981年6月10日王益同志在《印刷战线》上对卡特书有好评，并说拙作“提出了不少独创的见解，发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成为研究中国印刷术发明史的最权威的一部著作。”过蒙夸饰，徒增愧汗。有的大学图书馆学系或以此为课本。不过旧作只是《中国印刷史》的首尾两部分，自五代、两宋至清末印刷史的主体，并未涉及。1963年虽出版了《活字印刷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1979年二版三次印刷，只一万余字，过于简略。后扩充至五万字，成一专书，虽雇人誊清复写，因文化大革命起，未能出版。
1953年武进冯仲云同志来任馆长，冯氏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立有大功，解放初期任东北松江省主席。曾肄业于清华大学，尊重馆内知识分子，知人善任，无官僚架子，有魄力。新造大书库，成立儿童阅览处，用卡车巡回厂矿，送书上门，开办馆际互借，常请专家学者举行学术报告会，活跃首都学术空气，受到馆内外的好评。
冯馆长特成立参考研究组(后称参考谘询组，简称参考组)，任余为组长，戚志芬副之。组内有刘汝霖、李希泌、朱家濂、丁克刚、龙顺宜、汉佛语、张玄浩、关振泽等同志，均为大学毕业或曾任教大学，或留学苏联。后来又有研究数理逻辑的清华大学教授，最早的党员张申老(申甫，崧年)任参考部主任。组内大力开展编纂书目及解答读者谘询工作，先后编印文学、历史及机械、物理、化工、建筑等科技专题馆藏书目五六十种，免费赠送，便利各方使用，作为经济建设参考。及馆藏《中国医药书目》出版后，兄弟馆仿编者六十家，于是有人汇编成联合目录，收中医书七千六百余种。
报纸报导我组工作后，本市及外地单位或个人口头谘询，或来信谘询骤增，平均每年答复一千五百件左右。有的名人如郭老也不耻下问，经常命其秘书打电话来谘询有关问题。日本、苏联、欧美各国也来信询问，如法国研究王维、李白的汉学家窦丹成了老主顾。组内同事能和衷共济，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尽量利用各种工具书，参考古今中外书刊，找出答案；如遇疑难问题，共同出主意，想办法。组内做出一点成绩，主要由于大家的努力。余个人解答的不过十数国，而越南史学家陈文玾、明峥、陈辉僚、邓泰梅，柬埔寨李添丁，及英国李约瑟博士先后来馆找资料，均由余接待解答。因工作比较繁忙，1958年后乃辞去组长职务，专任副研究员，以便有较多时间研究印刷史。
冯馆长在任一年余，即离去。继有丁志刚、左恭两位副馆长负责馆务。
文化大革命中，目不识丁最光荣，有文化的是臭知识分子，都成了牛鬼蛇神，被批斗，我也在所难免，个人多年积累的书刊资料损失很大。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约一年余。1971年申请退休。自1931年进馆，至此凡40年，离开第二故乡北京，返回嵊县老家。所幸八十五岁之老母，康强无恙，而余亦年逾花甲矣，母子团聚，倍加喜悦。
退休后，本打算两三年内完成印刷史一书，故虽有国务院办公厅长途电话嘱速返京工作，及北图、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大学等再三邀请，均以家居奉母著书辞谢，惟为补充资料及访友，1972年乃有八闽之行，至母校，在集美参观陈先生故居，见到陈氏之雄伟墓葬屹立海滨。访泉州古刹开元寺，见宋福州板藏经残页不少。又访得南安九日山东麓唐安南人姜公辅墓，翁仲虽存，墓已失修，山顶有宋苏才翁书“姜相峰”三大字石刻。至福州与老同学包树棠教授谒闽王祠，抄录碑文，城内开元寺，宋代曾刻《大藏经》，今已改为工厂。本拟往宋元明以来出版中心建阳麻沙书坊，以无游侣而止。
1973年4月至宁波天一阁。范氏天一阁为国内现存惟一最古之私人藏书楼，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阁中丘嗣斌、骆兆平、洪可尧三同志，挑选新接收大批图书中之善本，每日翻阁五六大箱或十箱，凡50日。内清人著作多为别集、方志、四明文献，明板有经厂本、藩府本、金陵、建阳坊本、活字本，亦有明清抄本，宋元板极少。其中有阁中旧书三千余卷，此次又失而复得，珠还合浦，亦书林佳话。得见景泰元年(1450年)书法家朝鲜王族安平大君李瑢亲笔《般若再送岩上座归南序》绢本，东洋装，一册。旧误以为日本人著作。《每怀吟草》二册，为越南人阮述光绪初奉使来华贺万寿，旅途吟咏与华人唱和之作，颜体大字，避越讳“时”，而不避“历”，疑即阮氏手稿。宋《初虞世必用方》早已失传，今阁中竟发见旧抄本。又得见阁主人明范钦，及五代武肃王钱鏐、忠懿王钱弘俶画像，及名人字画。又曾至余姚图书馆看书。
初余在四明读书时，即闻宁波有范氏天一阁者，曾一往游。只见景色荒凉，有一贫苦老妪在阁前烧饭。楼梯前挂有一白牌，上书范氏家规，禁止登楼。自余姚黄宗羲于康熙十二(1673年)破例登阁观书，继之者有徐乾学、万斯同、全祖望、钱大昕、阮元、薛福成等。余住阁旁月余，适为黄氏登阁后之三百年。1978年11月再登，虽未能继美前修，也可说是平生快事。现在阁中修饰一新，又在附近新建一书库，阁前小池，所谓“天一生水”，金鱼可数，香樟古木，假山修竹，城市山林，成为宁波旅游名胜古迹。
1975年重至北京，每日赴北图找资料，凡两月。以明武林观妙斋刻本《商子》、清抄本《光绪丙申王公侯伯文武大臣生日住址考》等八种书赠馆。
1977年8月底赴上海图书馆看书，蒙顾起潜馆长予以借阅方便，每晨由旅舍乘车至馆阅览。会见老友谭季龙同志于复旦大学，备极欢慰。惜瑞安李师已于数年前逝于该校矣！上海旅居一月，由申回杭。在西湖浙江省馆阅览二旬。
1979年5月被邀赴京审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得见朱士嘉、冯宝琳、杨殿珣、庄威凤、吴丰培等同志及各省编目负责人。余提出每志须冠年号，以便读者利用。草目中洪武《临汀县志》，实为从《永乐大典》抄出之宋开庆《临汀志》。开会约一月，即至文津街北图及柏林寺分馆看书。九月初回浙。
1981年至1984年每年至杭州浙江省馆阅览撰述，边改边写，又增又删，如明藩府本即先后改写六七次，老牛破车，进展迟缓。冬日室内无火，零下二、三度，成为名副其实的寒舍，冷气侵人，手生冻疮。夏日酷暑三十七八度，汗水沾背，仍坚持写作，废寝忘食，劳神苦思。老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一再嘱咐说：“何必这样白讨苦吃呢？此书写好不要再写别的书了。”本拟在她生前出版，以博老人一笑，不料于1983年4月7日弃养，享年九十七岁，呜呼痛哉！而写作最困难的是乡间无参考书，连人名地名大辞典也要到县城去借。有时步行至崇仁中学，借《明史》、《文物》杂志，所以只有就手头所存七十本笔记加以整理，写出初稿，请全瑛妹誊清，约五十四万字，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忆及1958年左右，我国参加德国莱比锡国际书籍展览会，左副馆长向文化部推荐由余挑选古代书籍部分，及各种书籍装订，如卷轴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及嵌珠宝的藏文夹板装等样本，写出说明(由顾子刚同志译成英文)。后来听说古籍部分得到金牌奖。
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赴加拿大展出。1981年5月5日寄来正式聘书为印刷术部分专业顾问。余乃就寄来之陈列提纲，提不少意见，回信说：“悉已照改”云。
瑞典皇家图书馆研究亚州印刷史的艾思仁(S.Edgren)先生，早在1974年即蒙其寄赠大作。去年九、十月自美国来信，欲来华与鄙人会晤，商谈翻译拙稿《中国印刷史》成英文本。今年2月他来杭州，而余已回乡过春节，未能会晤为憾。
解放前，余有感于国人对越南史地多不了解，曾以十余年之力就北图藏书辑录成《安南内属时期职官表》与《安南内属时期名宦传》两稿。蒙史学界前辈张星烺(亮尘)、王桐龄(峄山)先生赐序，张先生称后者“可作一剂爱国药”，这两部书稿均未付梓。
北图藏书虽富，但关于越南人著作不过二三种。余向左恭副馆长建议，向越方征求名著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医书《懒翁心领》等多种。又向日本东洋文库征求《大南实录》等胶卷，以便利学者研究。 余平生无他嗜，惟研究印刷史与越南史，实在太无出息。年近耄耋始克完成《中国印刷史》，虽化了四五十年心血，但由于水平低，能力差，书海无涯，疏谬舛误，自知难免。近年由于忙印刷史，将越南史又抛弃脑后。久欲就所有数十本旧笔记加以整理，写出一部《中越关系史》，此虽有违慈训，而自认为这是我的责任，有撰写之必要，并望能于数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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