嵊县早期县级党组织的杰出领导人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嵊县早期县级党组织的建设经历过艰难曲折的过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嵊县一些在外地的先进分子，纷纷在当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常回乡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为在嵊县建立党组织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中共嵊县党组织建立(称通讯员)，隶属中共宁波地委，这是嵊县最早的党组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各地党组织遭到破坏。11月，国民党特务从省委交通部长项志诚家搜去一份共产党员名册，暴露了嵊县已有党的四五个支部组织(代号为“分校”)，负责人郑汝明，联络处为县城养老堂旁罗翌良家。12月，国民党军警到嵊县搜捕共产党员，郑汝明外逃，党在嵊县的活动被迫中止。但嵊县人民并没有被严酷的白色恐怖吓倒，从没有停止过与党组织的联系与活动。1927年8月22日和11月2日，嵊县代表分别参加了省委召开的浙东9县联席会议和浙东8县联席会议，策划举行农民暴动。后因省委遭破坏，暴动计划被搜去，“浙东大暴动”未能进行。1934年11月，商纪连从上海回嵊县建立共青团嵊县委员会，发展共青团员35名。次年2月被国民党搜捕，商离嵊回沪，嵊县团的活动中止。1935年春，贵门乡楼村(时属东阳县)在中共东阳县工委书记黄文玉的领导下，建立了楼村支部，发展党员6名。同年秋，遭国民党围捕，支部书记等2人被杀，支部解体。1936年5月，上海丝绸系统嵊籍共青团员王寄松等回嵊，与县农工银行进步青年张珂表建立联系。1937年夏，张珂表等赴沪参加薛暮桥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暑期讲习所，学习期间，他们曾设法寻找党组织，未果。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很多工厂倒闭，嵊籍工人中一些党团员陆续回嵊。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派已转为中共党员的王季松回嵊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建党工作。9月，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党的联络员骆又余到嵊县找王寄松联系，并带来“在条件可能情况下应建立党组织”的指示。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农工银行张珂表宿舍里，吸收张珂表为正式党员，并于当晚成立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嵊县临时县委，王寄松任书记。11月，中共浙江省临工委组织部长邢子陶到家乡考察抗日救亡活动，并着手开展建党工作。1938年1月，在邢子陶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王正山任书记。此后两年，王正山和县委一班人，带领全县人民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并积极发展党的各级组织，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

　　王正山(1913.11～1990.4)，又名王明远，嵊州市北漳镇东林村人。1930年到上海美亚绸厂当织绸艺徒。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上海法南区共青团支部书记、区委组织部长。1934年3月，上海丝绸业工人举行大罢工，大罢工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王正山因领导美亚绸厂罢工斗争被捕入狱。1936年10月出狱后，到浙江长兴养病，考入当地地政处当练习生，暂时维持生活。不久结识了地政处几个意气相投的中学生，组织了一个秘密救亡小组。后又认识了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时在县报副刊《怒吼》任编辑的大学生汪小涵，王正山在县报副刊上发表了几篇批判亡国论的短文。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暴发后，地政处以救亡小组为中心，组织了一个宣传队，经常到城乡去作抗日救亡宣传演出。不久，日军占领上海，形势非常危急，王正山和救亡小组的成员准备在长兴打游击。

　　11月间，中共浙江省临工委组织部长邢子陶到长兴找到王正山，要王同他一起回嵊县搞抗日救亡工作和发展党的组织。他们怕日军占领杭州，交通受阻，当天就轻装经杭州回嵊县。到嵊后，邢子陶和王正山详细考察了当时嵊县抗日救亡工作和党组织的情况，并到当时已成为全县抗日救亡中心的县农工银行，找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张珂表了解情况，还在县城西后街养老堂租了一间房子，作为省临工委的秘密临时联络处，以便开展建党和抗日救亡工作。当时嵊县的情况是：已于8月间成立嵊县抗敌后援会(简称后援会)，党组织为争取以后援会合法名义开展工作，努力使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进入后援会，争取部分领导权。张珂表进入后援会后，掌握了政训组的领导权。9月，共产党员王季松、张欣淼与张珂表一起把失业工人、青年学生组成第一流动宣传队(简称一流)。10月，张珂表将原辅仁剧团改名为第二流动宣传队(简称二流)，由共产党员钱松泉负责。一流、二流在全县城乡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大宣传。邢子陶和王正山通过考察和了解，发展了一批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入党，地区包括城区、嵊西、嵊东和三界等地。12月，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简称乡救会)成立，这是一个在党组织领导下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救亡团体。乡救会迅速在各乡镇也成立分会，会员从成立时的40余人，发展到最多时达到七八百人，全县有40多个分会，遍布全县城乡各地。王正山被聘请为乡救会督导员，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公开到各地分会进行工作，调查了解各地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情况，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和建立党的组织。乡救会还编印出版会刊《群力》。这个组织1938年夏被国民党当局以统一抗日团体为由而下令解散。

　　1938年1月，在邢子陶主持下，成立了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王正山任书记，袁于田任组织委员，张珂表任宣传委员。县工委成立后，以中共中央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指针，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派党员进入各种合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并尽可能多地争取掌握领导权。1938年4月，成立了城区业余宣传组(简称业宣组)和群力书店。“一流”、“二流”、“业宣组”和学生宣传队等，在县工委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多种多样、有声有色的宣传，足迹遍布全县城乡各地。宣传队的演出活动十分活跃，他们每到一村，首先绕村一周，吹起军号，唱着嘹亮的抗日救亡歌曲，把全村老中小都吸引出来了。宣传队把孩子们集中在空场地上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漫画组忙于把几十幅漫画张挂起来，标语组选择在醒目的地方书写大标语。晚上的演出深深吸引了广大观众，台下观众齐声叫好，掌声、欢呼声接连不断，一阵高过一阵。宣传队还利用晚上分散到各户吃饭之际，开展家庭宣传和交朋友，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观众常常被感动得流下眼泪，甚至跳上台去，为受苦的流浪姑娘打抱不平，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但是，宣传队的活动，常常遭到反动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后来干脆取消了给宣传队员每月11元的化装津贴费。“一流”曾在宁绍特委和县工委同意下，集体加入国民党驻三界的四十八旅，作为该旅的宣传队，随军行动。后形势逆转，部队转移，宣传队党支部以不少队员患病为由，于当年9月集体返回嵊县。返嵊后，“一流”被迫解散，王季松等一部分队员由县委介绍去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业宣组”、“二流”也分别于1939年4月和9月被勒令解散，不少队员也由县委介绍参加了皖南新四军和浙东三五支队。群力书店是县委直接领导下组织开办的一家小型书店。书店的经费筹集、人员安排、办店方针都由县委领导决定。经理和店员都是共产党员，书店既是抗日宣传读物的供应站，又是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王正山除常常随宣传队参加演出外，也经常到群力书店开会和商谈工作。在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同时，党的组织也得到很大发展，先后在“一流”、“二流”、“业宣组”、群力书店、剡山小学、嵊县中学以及农村的东坂庄、故江、白泥塘、东郭、开元、山口、长乐、太平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并根据党员分布地区，建立了嵊东区委(丁友灿任书记)、嵊西区委(杜玲君任书记)、城区区委(张珂表兼任书记)。嵊西区委还先后设立开(元)长(乐)太(平)分区委、水竹庵分区委、下西分区委、山口分区委等。党员已遍布全县城乡各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正山直接领导并直接参加活动的嵊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内的斗争。

　　1938年正月初十左右，正在东林家里过年的王正山，突然接到邢子陶通知，要他去城里。到城里后，邢子陶告诉他，浙江省省主席黄绍竑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各县要成立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上级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党员打进去工作，争取以这个合法公开的身份为掩护，发展抗日救亡活动和党务工作，争取部分领导权。上级指定王正山和袁于田打入政工队去。根据省政府指示，嵊县政工队于2月开始公开招考队员，经过口试笔试，共录取30余人，王正山和袁于田顺利地考入政工队。先进行一个月的集训，后进行编队，选举干部等。共编为四个区队，每个区队有二至三个小队。在选举干部时就充满着激烈的斗争。选干部前，王正山和袁于田邀请无党派失业职工和学生十来人，讨论人选问题，拟定内定方案。正式选举时，经过斗争努力，王正山和袁于田分别当选为第二、第四区队区队长，另外一、三区队区队长也按党内预定人选当选，国民党内定的人选全都落选。选举后，国民党人员气急败坏地说，这是贿选，要推倒重来。王正山同县工委商量对策，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将选举结果在《嵊新民报》上连夜排版公布。国民党人员见“木已成舟”，有口难改。但他们不甘心失败，暗派亲信密查共产党员，王正山从一开始就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在分配队员时，把一些国民党豪绅的子弟安插到王正山的二区队中来，或明或暗地监视着王正山的一举一动。

　　政工队开始工作后，斗争也一直十分激烈。国民党顽固派不让政工队做宣传抗日救亡，动员民众的正事，却让他们去帮助乡保长查征兵户口，王正山当场提出反对。接下来，王正山率政工队二区队先到嵊北，再去嵊东，他们配合流动宣传队、业宣组和当地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组织农会、举办夜校、台门学校、识字班、妇女合作社等活动，发现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壮大党的组织。他们还经常召开保民大会，监督和制止乡保长中的贪污舞弊行为。因此，乡保长们对第二、第四区队十分不满和反对，经常到县长处告状。

　　过了一些时候，政工队上层组织变动，县政府增设政治工作指导室(简称政工室)，县长不再兼任政工队队长，改为民选。国民党想安排道德败坏、作风下流的特务周凯南当队长，王正山等在政工队员中揭露周凯南偷鸡摸狗的不良言行，使国民党的阴谋没有得逞。不久，县长由省保安司令宣铁吾的同乡方志超担任，王正山等政工队内党员的工作更为困难。1938年6月，中共嵊县工委改为中共嵊县县委，邢子陶兼任书记，王正山、张珂表为副书记。县委考虑到王正山处境维艰，容易暴露身份，叫他辞去二区队长的职务，到袁于田的四区队当纠察员，可集中力量加强对四区队的领导，也便于到全县各地做党的组织工作。到四区队后，王正山在政工队内开展政治学习，提高队员的思想觉悟，发展了多名共产党员，并在政工队内成立了党支部，王正山兼任书记，第四区队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1939年上半年，四区队向东乡许宅等地流动。王正山带两个队员住在东郭村。东郭有个发动上海工人罢工的失业工人竹柏青，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王正山和他交朋友，一同住在祠堂里，通过他，组织了十多个人办起了夜校，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经过一个多月工作，发展了竹柏青、竹明山、竹见山入党，成立了党支部。党支部派党员打入丰乐乡乡公所，竹明山当了乡自卫队队长，竹见山当了班长，竹柏青当了乡公所干事。党支部掌握了乡公所的武装和部分行政权，乡公所要办事，都要通过党支部同意，所以派捐、抽壮丁都比较公正。后来嵊县被日军占领后，丰乐乡的乡自卫队全部拉出来参加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这都是当时工作的结果。

　　当时，新昌县党的工作也有很大发展，为便于领导和开展嵊新两县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1月，宁绍特委决定把中共嵊县县委扩建为中共嵊县中心县委，管辖嵊县、新昌两县党的工作，王正山任中心县委书记。

　　1939年四五月起，嵊县国民党顽固派执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反共活动日益公开化。流动宣传队和城区业宣组被解散，群力书店被查封，政工队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化。他们扬言第四区队袁于田和王正山是共产党员，几次企图把这两个人调离。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四区队队员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4月间，政工队选举分队长，党的力量和反动势力之间又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党组织组织进步力量进行串联活动，使女共产党员王芸蓉当选为城区分队分队长。八九月间，政工队补充队员，党组织设法使原“一流”和业宣组的党员打入政工队。这年10月9日，王正山接到上级党组织指示，要求在国民党国庆日(10月10日)前，张贴《七七宣言》，提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响亮口号。县委发动党员，连夜分片包干完成。次日早晨，国民党人员正准备欢度国庆节，结果全县交通要道、城乡各地，都有共产党的标语、传单，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11月间，王正山带领四区队发起对新任政工队长周凯南侵吞公款，要求撤销其队长职务的斗争，县长方志超怕问题牵连到自己，迫于众愤，只得撤换。后来国民党顽固派内外配合，经常进行威胁攻击，利用各种场合指控王正山等宣传共产主义，阻碍乡保政令施行，干扰行政事务等。还指示对政工队员进行甄别，并突然下令逮捕两名党员政工队员。情况日益严重，经请示特委书记杨思一同意，决定将面目已红的王正山、袁于田等人撤出政工队。同时保留和补充了一批党员继续在政工队里坚持斗争，四区队长经过选举，仍由共产党员赵虞担任。

　　1939年11月间，国民党三区专署(绍兴专署)成立直属战时政治工作队(即三区政工队)，嵊县党组织派送了十几名党员打入三区政工队。党员张璞君(即骆宾基)和陈午韵也去绍兴编辑《战旗》周刊，分别担任主编和副主编，使《战旗》实际上变为绍属特委掌握。

　　1939年冬，王正山因同其他同志在政工队工作方面存在分歧，无法统一，又因在加强东区区委对支部领导问题上受到特委宣传部长的严厉批评，感到自己能力差、办法少，不配当县委书记，屡次向特委要求另派书记，特委当时因忙于宁绍分家(宁波和绍兴各成立一个地委)，一直没有答复。王正山认为这样下去对工作不利，给特委写了一封信，就离开嵊县到遂昌县他哥哥处暂住，信中说明县委书记派到，就回来当助手，同时交代了工作，留下了通信地址。不久，特委书记给王正山去信，说已派杨源时来嵊县任中心县委书记，叫他回特委机关，另行安排工作。王正山立即回到设在嵊县坎流村邢传贤家的特委机关。王正山后来自己检查，这是因困难而放弃岗位的自由主义错误。

　　王正山从1938年1月任县工委书记起至1939年底任中心县委书记时离开嵊县，在近两年(其中1938年6月至11月由邢子陶任县委书记)担任县委主要领导期间，嵊县各方面工作搞得十分出色。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共合作大的政治环境较有利；另一方面，在特委领导下，县委组织抓住机遇，大力发动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这两年，全县广大民众被动员起来，各界、各阶层人士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全县上下出现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这个时期是嵊县历史上最为热闹的时期之一。到1939年底，党组织得到了很大发展，全县建立了三个区委，35个党支部，有299名党员，成为宁绍地区党员人数最多的三个县份之一。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后改名为抗日自卫委员会)、文化委员会、文化工作队、乡村救亡协进会、战时政治工作队等等。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既轰轰烈烈，又生动活泼，有声有色，足迹踏遍全县城乡，先后有第一流动宣传队、第二流动宣传队、城区业余宣传组、学生宣传队等等。宣传抗战的书刊大量出版，有《抗敌》周刊、《抗日自卫》周刊、《抗卫》半月刊、《群力》半月刊等等。还有在党直接领导下，创办了被誉为革命的精神食粮供应站的群力书店。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十分不容易的，当时党的工作处于地下状态，白色恐怖严重，随时都有被捕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县委没有固立的常设机关，没有经费来源，上级党的文件和指示全靠口头传达，环境条件十分艰苦，一天到晚东奔西走，东住一夜，西住一夜，根本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居住条件。王正山和县委一班人，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餐风宿露，不惧安危地忘我工作，才取得了这些可喜的成果，王正山为嵊县早期县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功不可没。像其他许多人也会犯错误一样，王正山未经领导批准擅离岗位的行为显然是错误的。

　　(三)

　　王正山在特委机关住了一个多月，特委领导找他谈了一次话，指出了他的错误。他平时在特委机关做一些刻印文件等工作。1940年3月，调任中共绍兴县工委书记、工委组织部长、特派员等。以绍兴三区政工队员，南池区、阜埠区署服务员等身份，积极发展党员，组织抗日武装。1941年9月因病返回家乡治病，与组织失去联系。1943年秋，经多方寻找，与嵊新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被派到当地国民党区政府工作，俘虏过伪区长，处置过军统分子，后转至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后，王正山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48年3月再次被捕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他积极参加策反五人小组，秘密策反牢狱长起义。1949年，在国民党撤离大陆，准备屠杀被捕共产党之际，牢狱长提前一周宣布起义，释放了大批政治犯。王正山参加的策反五人小组为营救大批革命同志作出了重大贡献。5月，上海解放，王正山出狱，参加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正山任上海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长。1960年4月，调安徽省淮北宿东地区工作，先后任煤矿矿务局总库主任、食品公司经理、宿东商业分局局长等职。1974年底退休，后转离休。1990年4月逝世。(本文作者：系嵊州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