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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来源:嵊州新闻网 作者:周希灿 2013年09月12日17:19:54 

《东方杂志》

  钱智修(1880.2——1947.2)字经宇,嵊州市长乐镇人。自幼禀赋超群,读书过目成诵,16岁中秀才。“二十入邑庠(县学),次年游学上海,入爱国学社,从学章太炎、蔡孑民诸先生,饫闻革命大义。” ①后入震旦学院,190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得文学士学位。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1920年1月起任该馆《东方杂志》主编,历时11年(从17卷1期至29卷3期),在他的努力下,这本杂志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一

  1900年,钱智修考入上海震旦学院。不久,“震旦”闹学潮,部分教员学生离校另办“复旦”,他从“震旦”转学到“复旦”。在校期间,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特别是他深湛的国学国文知识以及他所写的文章,深受同学和读者欢迎,不少报馆都争着聘他为特约撰述。年轻一点的同学都尊称他为钱先生,时常向他请教。他总是非常谦和地和大家一起探讨,告诉他们自习的方法和必看必读的书,使同学们受益非浅。

  钱智修在复旦毕业后,即被前校长高梦旦延聘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当时该所草创,宿舍狭窄,生活艰苦。他淡于名利,对简朴生活毫不介意,并表示对编译工作甚感兴趣和颇有信心。

  钱智修貌似老学究,他作为国学国术的专家,是为人所深知的,而他的英文造诣之深湛则并不为众人所深知。他原习法文,固然根底厚实,而英文虽是半路出家,因他聪颖勤学,经李登辉(复旦教务长)及其他教员训练之后,其进步一日千里,以至他进商务编译所后能肩负编辑的重任。茅盾在回忆商务印书馆时曾提及:“《东方杂志》在主编之下,有三个名副其实的编辑,即钱智修、章锡琛、胡愈之,钱、胡懂英文、章懂日文。”他编辑的主要书目有:《近代社会主义》、《妇女职业与母性论》(东方文库)、《德国大哲学家郁根传》(教育丛书)、《苏格拉底》、《林肯》、《拿破仑》、《克林威尔》、《达尔文》(少年丛书)等②,他编译出版的英汉合璧本《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演说集》,前面是译文,后面附有原文,采用中英文对照,为各界人士所争相购阅,销数之多,出乎该馆当局之预料。他翻译的书,内容充实,措辞严谨,达到了“信、雅、达”三端并重的境界,深受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二

  1920年1月,钱智修接任《东方杂志》主编。

  《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所出的历史最长的杂志,也是我国近代创办最早、历时最久、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刊物,创刊于1904年3月,原是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有时写点时论,偶然发表几篇撰译文章,读者并不多。1909年前的编者为徐珂,后由孟心史(森)编过两年。1910年编译所理化部长杜亚泉兼任主编后,锐意革新,扩充篇幅,32开改为16开,大量刊载自撰和征集的专题论文和译文。革新以后,发行量大增。杜热心研究科学,对革新《东方》作过努力。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的论文,主要是宣传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由于他追随西方文化后尘,受到当时进步思想界的批评,在一场激烈的论战后,他辞去《东方》主编(专任商务编译所理化部长),由陶惺存编辑一些时间,陶以合适新潮为宗旨,没有正确方向。不久,陶患肠癌去世,由钱智修接任《东方杂志》主编。

  钱智修主编《东方杂志》后,以提高本国学术地位、讨论时政、增进国民知识为宗旨。他继承杜亚泉办《东方》的优势,继续进行革新,使内容日新月异,销数再度日益扩大。后来又增加图片及画报,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使杂志社业务日益发达,左翼作家也常投稿件。他办《东方》,取材异常丰实而谨严,自己审查关于国故与文学的来稿,因为除他以外无第二人像他那样胜任。对社友的译文,他也对照原文,一定要能“信”。据当年同事俞颂华回忆:“记得当时有一位友人,进入《东方杂志》担任编译后,因他的译稿,只能做到‘雅’、‘达’,而常常欠‘信’,要劳他(钱)花许多时间校正。后就请那人调到别的没有翻译工作的部分去工作。”他对校对亦异常注意,在每期出版前,先有一本清样出来,他总是带着清样到家里去花许多时间亲自过目,然后签字付印。做事之认真,真是一丝不苟。《东方杂志》对外的信誉,就是靠杜亚泉和他这种锲而不舍地努力建立起来的。在1987年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九十年》一书中,誉钱为大家公认的《东方杂志》的功臣之一。

  钱智修主编《东方》期间,还兼任馆内办的国文函授主任。国文函授社的业务,在他的主持下,亦一天天发达。又参与编著《辞源》和《中国名人大辞典》等工作。他的名字载入《民国人物大辞典》。

  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日本飞机轰炸烧毁,《东方杂志》被逼停刊,钱智修离开这个主编岗位,同年10月复刊时,由胡愈之继任主编。

  三

  1932年初,钱智修应老同学、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请,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任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任监察委员兼秘书长。钱不仅是一个文化工作的健将,在晚年从政期间,也清廉自守,绝不假借政治地位,做苟且自私的事,并能无视重重阻力,弹劾官僚不法行为,其亮节高风,在当时政界中可算是一个楷模。他对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很有抵触,常与于右任等赋诗填词,借此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他给姚鹓雏的和诗,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的思想和政治面貌,兹录原诗如下:

  鹓雏先生③赐诗,扬诩过当,戏作豪语乱之,仍次元均④。

  择石何能方李杜,竹汀亦未学孙吴。

  雕虫篆刻非时用,社稷生民要我扶。

  太息横流无直道,轻量豪士作迂儒。

  行年六十雄心在,安得松煤染鬓须。

  他60岁时正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之际,诗中自谦他文不能方“李杜”,武不能学“孙吴”,学的是“篆刻”小技救不了“社稷生民”,感叹世事“横流无直道”,看不起“豪士”,自己虽已年老却雄心尚在。诗的基调是积极的,道出了一个旧知识分子报国心切,老当益壮的思绪。1947年2月,钱智修病逝于南京任上。

  (本文作者:原中共嵊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

  注释:

  1、谢冠生《姑夫钱经宇先生事略》。

  2、钱智修在编译所译著书目,存商务印书馆总编室。

  3、鹓雏先生,姓姚,名钖钧,南社诗人。南社是一个文学团体,1909年由柳亚子等人发起,以诗文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发生分化。只有少数人坚持进步立场,1923年解体。姚鹓雏先生是进步人士。 4、说明此诗是给姚鹓雏的和诗,指出姚对自己“扬诩过当”,赞扬失当,才用“豪语”去“乱之”,即提出不同意见,自我解嘲。“元均”即“原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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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东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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