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

　　钱智修(1880.2——1947.2)字经宇，嵊州市长乐镇人。自幼禀赋超群，读书过目成诵，16岁中秀才。“二十入邑庠(县学)，次年游学上海，入爱国学社，从学章太炎、蔡孑民诸先生，饫闻革命大义。” ①后入震旦学院，190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得文学士学位。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1920年1月起任该馆《东方杂志》主编，历时11年(从17卷1期至29卷3期)，在他的努力下，这本杂志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一

　　1900年，钱智修考入上海震旦学院。不久，“震旦”闹学潮，部分教员学生离校另办“复旦”，他从“震旦”转学到“复旦”。在校期间，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特别是他深湛的国学国文知识以及他所写的文章，深受同学和读者欢迎，不少报馆都争着聘他为特约撰述。年轻一点的同学都尊称他为钱先生，时常向他请教。他总是非常谦和地和大家一起探讨，告诉他们自习的方法和必看必读的书，使同学们受益非浅。

　　钱智修在复旦毕业后，即被前校长高梦旦延聘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当时该所草创，宿舍狭窄，生活艰苦。他淡于名利，对简朴生活毫不介意，并表示对编译工作甚感兴趣和颇有信心。

　　钱智修貌似老学究，他作为国学国术的专家，是为人所深知的，而他的英文造诣之深湛则并不为众人所深知。他原习法文，固然根底厚实，而英文虽是半路出家，因他聪颖勤学，经李登辉(复旦教务长)及其他教员训练之后，其进步一日千里，以至他进商务编译所后能肩负编辑的重任。茅盾在回忆商务印书馆时曾提及：“《东方杂志》在主编之下，有三个名副其实的编辑，即钱智修、章锡琛、胡愈之，钱、胡懂英文、章懂日文。”他编辑的主要书目有：《近代社会主义》、《妇女职业与母性论》(东方文库)、《德国大哲学家郁根传》(教育丛书)、《苏格拉底》、《林肯》、《拿破仑》、《克林威尔》、《达尔文》(少年丛书)等②，他编译出版的英汉合璧本《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演说集》，前面是译文，后面附有原文，采用中英文对照，为各界人士所争相购阅，销数之多，出乎该馆当局之预料。他翻译的书，内容充实，措辞严谨，达到了“信、雅、达”三端并重的境界，深受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二

　　1920年1月，钱智修接任《东方杂志》主编。

　　《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所出的历史最长的杂志，也是我国近代创办最早、历时最久、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刊物，创刊于1904年3月，原是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有时写点时论，偶然发表几篇撰译文章，读者并不多。1909年前的编者为徐珂，后由孟心史(森)编过两年。1910年编译所理化部长杜亚泉兼任主编后，锐意革新，扩充篇幅，32开改为16开，大量刊载自撰和征集的专题论文和译文。革新以后，发行量大增。杜热心研究科学，对革新《东方》作过努力。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的论文，主要是宣传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由于他追随西方文化后尘，受到当时进步思想界的批评，在一场激烈的论战后，他辞去《东方》主编(专任商务编译所理化部长)，由陶惺存编辑一些时间，陶以合适新潮为宗旨，没有正确方向。不久，陶患肠癌去世，由钱智修接任《东方杂志》主编。

　　钱智修主编《东方杂志》后，以提高本国学术地位、讨论时政、增进国民知识为宗旨。他继承杜亚泉办《东方》的优势，继续进行革新，使内容日新月异，销数再度日益扩大。后来又增加图片及画报，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使杂志社业务日益发达，左翼作家也常投稿件。他办《东方》，取材异常丰实而谨严，自己审查关于国故与文学的来稿，因为除他以外无第二人像他那样胜任。对社友的译文，他也对照原文，一定要能“信”。据当年同事俞颂华回忆：“记得当时有一位友人，进入《东方杂志》担任编译后，因他的译稿，只能做到‘雅’、‘达’，而常常欠‘信’，要劳他(钱)花许多时间校正。后就请那人调到别的没有翻译工作的部分去工作。”他对校对亦异常注意，在每期出版前，先有一本清样出来，他总是带着清样到家里去花许多时间亲自过目，然后签字付印。做事之认真，真是一丝不苟。《东方杂志》对外的信誉，就是靠杜亚泉和他这种锲而不舍地努力建立起来的。在1987年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九十年》一书中，誉钱为大家公认的《东方杂志》的功臣之一。

　　钱智修主编《东方》期间，还兼任馆内办的国文函授主任。国文函授社的业务，在他的主持下，亦一天天发达。又参与编著《辞源》和《中国名人大辞典》等工作。他的名字载入《民国人物大辞典》。

　　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日本飞机轰炸烧毁，《东方杂志》被逼停刊，钱智修离开这个主编岗位，同年10月复刊时，由胡愈之继任主编。

　　三

　　1932年初，钱智修应老同学、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请，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任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任监察委员兼秘书长。钱不仅是一个文化工作的健将，在晚年从政期间，也清廉自守，绝不假借政治地位，做苟且自私的事，并能无视重重阻力，弹劾官僚不法行为，其亮节高风，在当时政界中可算是一个楷模。他对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很有抵触，常与于右任等赋诗填词，借此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他给姚鹓雏的和诗，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的思想和政治面貌，兹录原诗如下：

　　鹓雏先生③赐诗，扬诩过当，戏作豪语乱之，仍次元均④。

　　择石何能方李杜，竹汀亦未学孙吴。

　　雕虫篆刻非时用，社稷生民要我扶。

　　太息横流无直道，轻量豪士作迂儒。

　　行年六十雄心在，安得松煤染鬓须。

　　他60岁时正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之际，诗中自谦他文不能方“李杜”，武不能学“孙吴”，学的是“篆刻”小技救不了“社稷生民”，感叹世事“横流无直道”，看不起“豪士”，自己虽已年老却雄心尚在。诗的基调是积极的，道出了一个旧知识分子报国心切，老当益壮的思绪。1947年2月，钱智修病逝于南京任上。

　　(本文作者：原中共嵊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

　　注释：

　　1、谢冠生《姑夫钱经宇先生事略》。

　　2、钱智修在编译所译著书目，存商务印书馆总编室。

　　3、鹓雏先生，姓姚，名钖钧，南社诗人。南社是一个文学团体，1909年由柳亚子等人发起，以诗文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发生分化。只有少数人坚持进步立场，1923年解体。姚鹓雏先生是进步人士。 4、说明此诗是给姚鹓雏的和诗，指出姚对自己“扬诩过当”，赞扬失当，才用“豪语”去“乱之”，即提出不同意见，自我解嘲。“元均”即“原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