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清朝灭亡后，当时之民国只是一个松散的政体，导致群雄并起，军阀割据一方，连年战乱，致使民不聊生，匪盗横行。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匪盗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嵊县因地理环境之特殊，进可及毗邻殷实的宁绍平原，远可达富庶的杭嘉湖上海等地，退又因四面环山，道路闭塞，可匿迹山林，实为匪盗理想的藏身之所。嵊县历来民风强悍，自古以来有“开南门，则有盗”的说法。所以在整个中华民国极度混乱之机，嵊县盗匪也随之十分猖獗，随意杀人的陋习就屡见不鲜。近读苏辽著的《民国匪祸录》一书，其中有一节专门讲述嵊县匪帮的情况，录如下：

　　浙江省土匪当以嵊县匪帮最为猖獗，其恶名也因此昭著于附近省市。所谓嵊县帮，是民初至二十年代前期形成、以浙东四明山为中心、活动于嵊县、诸暨、新昌、奉化、余姚、上虞等县的土匪，故又称诸嵊匪帮。例如，1923年间仅在奉化县的剡源一带，就有3股匪徒。一股百余人住稻蓬山，袁德性为首；一股40余人住西晦溪，单孝治为首；一股六七十人住四明山中，王荣泉为首。三股互通声气，在附近各乡为祸，几个月间就作案20多起，且伤毙多人。嵊县匪帮主要作案方式是绑票勒赎，20年代时，其手段极为残忍骇闻。

　　据报道，曾有匪徒将历久未赎的人票缚在柱子上，当着其他人票的面，用尖刀刺入其胸膛，剜出心脏。

　　嵊县匪帮除在上述各县为祸外，还逐步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杭州附近的绍兴、萧山、富阳、临安等县，与这些县本来就已不在少数的地产土匪勾结起来，制造匪祸。

　　1923年6月在绍兴被枪决的匪徒裘九斤，是嵊县匪首钱学渊的党羽，多次在绍兴横溪、下米墺等地绑架勒赎。当时，为防止嵊县土匪效尤孙美瑶劫车，浙省军队曾在杭甬铁路两侧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许多匪首被迫逃往上海，后在上海华、洋各界警探搜捕之下，又有一些人落网。但更多漏网的匪首却认识到，上海地方华洋混居、五方杂处，正是隐蔽藏身和绑架作案的好地方。因此，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嵊县匪帮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到浙北、苏沪各地。本书后面要介绍的1937年京杭国道绑票案和1946年发生在上海的棉纱大王荣德生绑票案，均为该匪帮所为。

　　从30年代开始，嵊匪成为祸害浙苏沪各地城乡最严重的大帮匪徒。他们集数十年绑票勒赎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组织，每次作案都制订巧妙而周全的计划，各色人等分工合作，因此作案屡屡得手。同时，该匪帮在其发源地四明山老巢附近仍有活动，以留退路。例如，新昌、嵊县交界的沙筛坑附近有一著匪丁石泉，曾多次策划、参与绑架人票，1932年下半年被新昌县逮捕。根据他交代中提供的线索，官府曾追剿过一些匪徒，并击毙匪首。

　　民国时期，嵊县确实混乱，土匪确也猖狂，我们可从几位老人的口述和记录中掀起冰山一角、于中窥探一斑。原嵊县县志办主任金文渊老人同笔者讲过他爷爷金向鹤被土匪绑架一事。

　　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石璜镇赵宅村有一个名叫王良运的人，因家贫到金文渊所在的甘霖镇东山村一个名叫金庭育家里做长工。王从放牛娃到长工前后在东山村共生活了八年，因此对东山村谁富谁穷十分了解。当时金庭育有田二十来亩，家有酒作坊，在东山村也属上户人家。

　　后来，王良运落草为寇，以南山为据点，带着一帮土匪，干起绑票、抢劫的强盗生涯。因王良运和他手下都是一些目不识丁的文盲，得找一名能写写算算的师爷，他就想到了他在东山村做长工时的少东家金庭育的儿子金禹甸。王良运来到东山村，把金禹甸骗出村外，然后押到南山他的强盗窝，要他入伙。

　　金禹甸当然不愿干。金既然不干，王良运就对金禹甸说：别人被绑票，要赎金500银元，因你是我的少东家，就少出100元，出400银元。

　　王良运就给金庭育发赎票，要金庭育送400银元去赎他的儿子，否则就请金庭育自己担着箩担来收他儿子的肉。

　　金庭育收到赎票慌得要命，但不敢声张，因为一旦被官府知道有匪绑架，就得出兵进剿，那他的儿子必会送命。为保儿子唯有送上赎金，而且还得偷偷地送，因送赎金给土匪本身就是非法的。金庭育找来一个老实巴交的王姓东山人，把400银元放在鱼篮底，盖上遮掩物，请他背着鱼篮假装出村割草，然后径直到王良运指定的下蔡村交钱。金禹甸最终得以获释。当时下蔡村是嵊西平原进南山的必由之路，是土匪时常出没之地。

　　因王良运对东山村底细稔熟，在金禹甸放回后不久，又打起了东山村有钱人家的主意，这次临到了金文渊老人的爷爷金向鹤。金向鹤家有田八十亩，开有一个老酒作坊，还有一爿卖酒店，每年做十缸老酒出售。

　　过去东山村有一个习俗，就是每逢农历正月十四日会闹花会，如同现在的会期时，村子里往往会非常热闹。其时，外村沿门卖唱的贫苦人会拿着一把乐器挨家挨户地来唱几句，讨些钱财和米饭。

　　1923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凌晨，金向鹤的卖酒店外突然响起了“咿哩呀啦”的锣鼓乐器声。金向鹤以为是沿门卖唱的人来讨点钱财，就开出门去。门外站着的却是以王良运为首的一帮土匪，共十来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把乐器，在肆无忌惮地吹拉弹唱，看到金向鹤开出门来，就一哄而上，把他推搡绑架而去。

　　金文渊老人说，后来他家并没有为他爷爷付赎金，而是通过一位前王村的亲戚向当时前王村很有势力的土匪头子王山泉说情，才保释出来。金向鹤回来后，再没敢在东山村居住，而是带着家小住到了嵊县城关。直到后来王良运加入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金向鹤才回到东山村居住。

　　自金禹甸和金向鹤被绑架后，东山村还有四位比较富裕的人被王良运绑架，其中两位各交了500银元的赎金，但有两位未交赎金而被放回，这没交的两家他们的房子被王良运一把火烧得一干二净。王良运没杀这两位可能还是看在他在东山村做长工八年的份上呢。

　　嵊州市文史专家金向银老先生曾去赵宅村采访过王良运的轶事，他说，与赵宅一江相望的孔村就收到过11张王良运发的“财神票”，边上的冯家潭村有户人家也因拿不出赎金，房屋被王良运放火烧毁。可见王良运为匪时是多么地无所顾忌和随心所欲。

　　笔者手头还有一份裘冲曼写的民国期间《前白竹死于非命考》的资料。里面列出了前白竹村从1905年到1938年有22人死于刀枪之下，可见当时社会之混乱。现于此资料中择不同类型的数列录于下：

　　忠谏，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六月廿四日巳时，被相家亭被鸭舍坂人枪杀。

　　裘阿标独眼，生光绪二年丙子，仙居佬退时被蔡山湾人捕到送县。

　　全叶，同治七年戊辰生，民国二年癸丑正月十六戌时被ⅹⅹ刀杀于赌场。

　　荣老，民十一年九月初四，被匪杀。

　　裘ⅹⅹ，县看守逃出，大水时，上海绑匪，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初十在杭州杀头。

　　吕ⅹⅹ，民国十五年，做贼，偷牛，匪群在家自打死。

　　全陶，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初六日申时，被后白竹人ⅹⅹ、ⅹⅹ等送至大仁寺自卫队枪杀。

　　和尚，秉□，1897生，民国廿七年戊寅六月廿七卯，王ⅹⅹ乡长指使，被官兵捕杀于杨庙岗头。

　　《前白竹死于非命考》中有些真名用ⅹⅹ作了代替。裘冲曼先生1890年出生于石璜镇前白竹村，曾任嵊县政协第一届常委、副秘书长、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

　　民国时期由于局势太乱、土匪太多，嵊西平原的每个村子都建有坚固的围墙，把村子严实地包围起来。围墙一般有二三米高，并在四方建有村民用于进出的围墙门，这些围墙门还有一个雅致的名字，叫“城门”。一般村子都有四座“城门”，不过大的村子有五六座。

　　“城门”在夜间都用横杠闩上，预防半夜三更强盗进村。另外，每个村子夜里都设有打更的人，叫“敲梆佬”。设“敲梆佬”打更的目的：一是使人知晓晚上是几更了；二是兼含检查火灾、小偷和强盗进村等安全事项。

　　像我们钱家，民国时期只有九户人家，也同样有围墙和四座“城门”，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十来岁时，这些围墙和城门尚在，不过现在已难觅旧迹了。

　　反观现在，人们普遍富裕，生活安定，再也不用为“社会之混乱、匪盗之猖獗”而揪心，村庄的围墙和城门早已失去效用，并被陆续拆除，所有这些，我们应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本文作者：甘霖镇张钱村人，现任职于嵊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参考资料

　　1、苏辽著的《民国匪祸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裘冲曼《前白竹死于非命考》。

　　3、金文渊、金向银等老先生的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