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去年“7•11世界人口日”，我作宾杭州电视台时，对“新人口论”作了两点阐述，即围绕“新人口论”事件所体现出来的马寅初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感，及理性的科学态度。11月26日，应嵊州市委、政府邀请在绍兴艺术中心剧场观看了廉政越剧大戏《马寅初》的汇报演出。该剧以马寅初重庆抨击国民党腐败及围绕“新人口论”事件为主线，充分表现了马寅初疾恶如仇、刚正不阿、廉洁奉公、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鲜明个性与高尚品格，如果该剧能再反映出马寅初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感，及理性的科学态度，则将是一部完美的好戏。于细微处见精神，其实，反映马寅初学养、个性、品格的事件，在其一生中俯拾皆是，民国时期浙江禁烟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廉政题材，且对当今社会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反对财政部鸦片包商办法，促成浙江独立禁烟

　　民国元年，国民政府不惜以3500万两白银购买英国的鸦片库存，付之一炬，以示禁烟决心。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烟禁驻废，军商勾结，公然贸易，以致发生齐卢之战和江浙孙传芳与杨宇霆之战。1926年，广州政治会议分会议决：遵总理(孙中山)遗训严禁鸦片，分五年禁绝，由宋子文负责，特设禁烟处，专司禁烟。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以禁烟为刻不容缓，提出重议，限三年禁绝，于财政部设禁烟处专门负责国民政府所辖各省禁烟，福建、广东、安徽相继成立了禁烟局。因浙江、江苏两省鸦片销量巨大，时值北伐，财政部为了给北伐筹措军费，采纳上海商会王晓籁等建议实行鸦片专卖，特划出归商承办，浙江则归对北伐有“贡献”的中兴公司独家承办。中兴公司是一家创建于清末的中国近代大型民族工业公司，近代著名军政要人徐世昌、黎元洪、张勋、张学良、朱启钤、钱新之、丁文江、叶琢棠等是公司股东，曾先后担任公司要职，参与中兴公司管理。1926年，为了国家统一，中兴公司曾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并承诺继续资助北伐军北伐军费500万元。蒋介石因此大为褒扬“深明大义”，“分电前敌各军加以保护，以维实业”。

　　1927年10月，《浙江省戒烟药品批约》公布后，时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审查委员会主任的马寅初洞悉财政部以禁烟为名，实为筹饷为目的的险恶用心，立即亲赴杭州、宁波等地调查中兴公司承卖戒烟药品的实况。经过实地调查，马寅初于11月3日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42次会议上，提呈“本省禁烟应订具体办法案”，揭露：“中兴公司以六百四十万元之代价换来戒烟药品专卖权，中兴公司之目的，在乎推广鸦片之销数。鸦片之销数愈广，公司之营业愈盛。况公司所售于吸户者，并非戒烟药品，乃仍为鸦片。”尤其对中央在江浙两省实行包商制办法进行了严厉批评：“我浙每年各种税款之总额，约三千万元左右，其直接间接解缴中央者，为二千三百万元，本省自用之数，不过七八百万元而已。吾浙之待中央，可谓仁至义尽矣。乃禁烟官吏，仍不之谅，竟欲用抽筋剥皮之方法来搜刮；不仅要我们的钱，且要我们的命，吾虽系中央所任命之官吏，然一举一动，不敢不以中山先生禁烟之遗训为准绳，以全浙之民意为依归。余为全浙人民之公仆，自当善为保护。职责所在，即因此而牺牲我的生命，亦所不顾也。”提出浙江应摆脱中央，自订办法，由民政厅负责禁烟。他说：“鄙意以为禁烟之事，宜划归民政，不宜划归财政。盖财政以收入之多寡，为考成之标准，收入愈多，成绩欲好，此与禁烟本意，大相背驰。若夫民政，则以禁烟之成绩，为考成之标准，吸烟者愈少，成绩愈好，此与禁烟之本意，适相符合。故以财政部任禁烟之责，专以筹饷为目的，系根本错误。”会议议决：交财政审查委员会暨民政厅、财政厅会同拟具办法提出会议。

　　会后，马寅初一面很快亲自与新上任的民政厅长朱家骅商讨拟订“浙江禁烟办法”；一面又撰文和到青年会、浙江省党部演讲，争取浙江省党部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11月12日上午，马寅初在浙江省政府总理诞辰纪念会上演讲：“现在禁烟的办法中我们所最不满意的，就是叫商人承包，奸商滑吏朋比渔利，名为禁烟，实则变本加厉推广鸦片营业。……昨日财政部派员来商，已将本政府几点意见托其转致，且看他办法如何，其妥当，我们可以赞成，否则还须请诸同志一致坚持反对。”同日下午，在他的学生省党部委员周炳琳、叶溯中陪同下到浙江省党部演讲：“鄙人并非为演讲而来，乃为全浙人民请愿而来。……倘省党部能与省政府通力合作，一致反对此种亡国灭种之制度，则全浙人民尚有一线之希望。”受到了党部青年党员的一致拥护。在马寅初的努力下，11月24日，浙江省党部、政府召开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马寅初、朱家骅所拟订的“浙江省禁烟条例草案”，将禁烟事宜，划归民政厅办理。

　　财政部得到浙江省政府意见后，宣布取消中兴公司的戒烟药品专卖权(中兴公司因此不能实现支援北伐军的500万银元的承诺，后被蒋介石下令接管。)，公布对浙江禁烟局进行改组，改戒烟药品专卖处为(鸦片)公卖局，任命与“北大帮” (时聚集在杭州的北大人有200余人，蒋梦麟、马寅初、许叔玑、许宝驹、王昆仑、王文伯、程振钧、朱家骅、余文灿、周炳琳、叶溯中等在省府、省党部任职，形成了所谓“北大帮”，他们相约要把浙江建设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关系不错的原北京大学法科教授，时任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余文灿为禁烟局长，以缓解北大人对禁烟的反对。发表的《浙江禁烟局改组宣言》，一面为鸦片包商制辩解，说什么“禁烟必须用戒烟药品，而戒烟药品之配制，必以麻醉剂为主药。麻醉剂者，用以解除发瘾之痛苦也。而麻醉剂之中，以鸦片为最和缓。此外如海洛因、吗啡等，比鸦片为更剧，则与其用更剧于鸦片之代用品，不如用鸦片为妥当。”一面又将禁烟目的和盘托出，公然声称禁烟就是为了筹饷：鸦片公卖“政策中同时兼寓筹饷之目的，亦尽可无庸讳饰。方今国民政府积极北伐，九仞之功，只亏一篑，饷糈所出，端赖江浙，因江浙素称富庶。”财政部为筹饷如此厚脸无耻，公然对抗民意，马寅初愤怒地予以了揭露和驳斥，但和者了了；竟还有人请他帮助介绍进禁烟局工作，好友王文伯还受托私下前往做说客，劝他不要做恶人。对此，马寅初在杭州举行的北京大学29周年纪念会上感叹说：“寅初此次反对鸦片，时有人以‘在此种社会，何必做恶人’之语，来相劝勉。……然此种浅薄之语，竟发诸现在之官吏与夫东、西留学生之口。呜呼！一人公正之勇气能有几何，今不以努力助鼓励，而反以冷水浇头，人心至此，可深浩叹！”

　　12月14日，浙江省政府委员会召开第57次会议，出席委员有：蒋梦麟、程振钧、朱家骅、蒋伯诚、马寅初、陈其采，由代理主席蒋伯诚主持，商讨浙江禁烟局长人选问题。会议议决：以陈希曾为浙江禁烟局局长，程远帆为禁烟局副局长，聘杜惕生为禁烟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家骅、马寅初、双清为禁烟监察委员会委员；并请省党部派出监察委员二人，由省党部选定地方团体，从地方团体挑选出监察委员三人。浙江省政府为摆脱中央独立禁烟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蒋介石复出后，新任财政部长宋子文竟通过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和杭州市公安局长何云加紧筹备，委派安徽人蒋启麟为公卖局长，明目张胆于杭州闹市口设立公卖局。马寅初和财政厅长陈其采、建设厅长程振钧联名提出辞呈，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何应钦竭力挽留，并表示全力支持马寅初等禁烟主张。因何应钦不敢下令取缔公卖局，马寅初遂不顾一切，邀因公事到杭的褚辅成一起，赶到公卖局，立于高坡处，向聚集拢来的群众讲演《中国实行鸦片公卖将万劫不能自拔》，怒斥：“政府机关以自身之私准许鸦片营业，实为卖国之行为。”演讲完，与褚辅成一起动手把公卖局的牌子取下来摔在地上，愤怒的民众拥进公卖局，把公卖局砸了个稀巴烂，公卖局长蒋启麟亦仓皇逃往上海。

　　鸦片公卖局被捣毁后，宋子文于1928年2月12日亲往杭州商谈禁烟及增缴财政经费事宜，同时邀请马寅初到上海商讨禁烟办法。2月16日，马寅初与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双清到上海与财政部商谈禁烟问题。宋子文对马寅初说：“请浙江省政府不要反对财政部对江浙两省之二千五百万鸦片税，财政部可以拿出一部分与浙江省政府，但请保守秘密，以免他省援例请求。”遭到严拒后，宋子文只得同意修正部章，并同意浙江独立禁烟。2月20日，马寅初在浙江省政府汇报与财政部商洽禁烟办法之经过时说：“本省禁烟问题，屡起纠纷，直至上一周间，始将该项问题完全解决。上星期四，宋部长邀鄙人与双委员赴沪商洽禁烟问题。结果禁烟条例尽由中央修正颁布。惟要求于部章上加一条‘禁烟办法由浙江省增订补充条例适用之’……我们做委员，一面自应服从中央，一面受地方付托之重，亦应顾全，凡所措施，必得兼筹并顾，方始安心。”

　　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国民党于1928年4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专门禁烟机构，但财政部仍不甘心，于1928年7月1日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宋子文提交了“禁烟提案”。马寅初就该禁烟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宋部长禁烟提案，详言盈耳，非无所取，然禁烟属民政范围。4月18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之省政府组织法内，载有明文，安能复归财会讨论。财会讨论之范围，在财务耳，其十七年施政大纲，亦明白言之。所谓财政政策、经济政策，无非开源节流，试问禁烟能开税源乎？抑能节流乎？若禁烟可在财会讨论，则警政、市政、教育何独不可在财会讨论？故此禁烟提案，鄙人认为错误。”

　　1928年8月25日，中央禁烟委员会正式成立，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钟可托、马寅初、李登辉、张之江、李烈钧、陈绍宽、薛笃弼、蔡元培、王正廷为委员，张之江为主席，黄乃祯为禁烟委员会秘书长。成立如此强有力的专门禁烟机构，表明了中央政府禁烟的决心。马寅初主张的禁烟运动取得了胜利，从此民国禁烟政策导向正途。

　　1928年8月，冯玉祥将军对马寅初禁烟的义无返顾精神非常佩服，特拜马寅初为师，请他讲授财政学与经济学。不久，对浙江脱离中央独立禁烟大为光火的蒋介石总司令也奉马为师，以示崇敬学者。马寅初本人曾言，他与宋子文私交不错，与宋子文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是他中学时的英文老师。但是此后，作为“聘用经济专门人员办法”的起草者、全国经济会议筹备召集人之一的马寅初，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时，却不在委员名单之列，会议召开时，马寅初也只是作为特准参加的立法委员列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