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学校类型，以学习、研究国学，应举为其宗旨。清代嵊县农村中创办最早的辅仁书院，座落于石璜镇寺根村猫狸洞(小山)东麓的平地上，位于大仁寺东侧。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知县唐仁埴在审理大仁寺僧争夺寺产(田)一案中，鉴于寺产“有余为患”，致“雀角鼠牙之讼”，考虑到“大仁寺东建造义学不容缓”之实际，在“寺东空基倡建讲堂书舍共四十楹(间)”的同时，作出了“拨寺田一百亩以为延师修脯之资，又拨田八十亩分给阖邑乡会试路费^①”的判决，于是一所既有“讲堂书舍”、又有聘请教师支付工资等必需开支的田产，还有成了秀才后去省城参加乡试准备好路费的田产的辅仁书院诞生了。此后，辅仁书院经历了118年(1788-1906)的书院期和42年(1907-1949)的乡立高等小学时期；建国后书舍成了民房。如今，在其遗址上还留有十多间不住人的砖木结构老屋。

　　近日，笔者邀友一起察看了书院的遗址，发现这些老屋的墙中还留有四块高约2.5米、宽1米多的石碑，石碑的表面被纸巾石灰所覆盖，经用板刷一擦碑上的字就依稀可见。为此，笔者查阅了由抗日战争时期任辅仁乡乡长三年多的张士楷先生(1900-1975)在其与族人编纂于1946年重修的《剡西淼溪张氏宗谱》，谱中的“杂录”内有这四块石碑的文字，其中一块就是唐仁埴“撰并书”的《辅仁书院碑》，还有王锡龄撰的《重修辅仁书院记》和邢复旦撰的《重修辅仁书院记》；赵文河撰的《辅仁书院捐助碑记》。唐、王撰的两块全文录入了民国《嵊县志》中“学校志”“辅仁书院”一节内，其余两块碑文所记的人和事已经被人淡忘了，以致最近上墙的石璜乡土文化的“辅仁书院”中的人和事，已经说不出其具体内容。为此，笔者又查阅了含寺根村张姓人的珏芝张氏、石璜素风堂王氏、朱村爱敬堂陈氏、白竹敦叙堂裘氏等宗谱中有关的人和事，以及有关的史料，认为有必要将辅仁书院被淡忘、模糊了的人和事补记一下。

　　钱锦山，字莲峯。年轻时在辅仁书院学习；嘉庆十八年(1813)癸酉科中举^②任过辅仁、剡山书院的主讲席、山长，又在道光《嵊县志》任分纂；晚年，发起并承担了辅仁书院的重修工程，辛苦了数个寒署才事竣。对于这位“登高第者多出其门，……颇以振兴文教为己任” ^③的学界闻人，在民国《嵊县志》中的“学校志”、“人物志”内，虽留下各约300字的史料，但实在太简略了，以致他是什么地方人、生卒时间、具体业绩迄今“未详”^④了。

　　钱锦山是石璜人。据邢复旦(嘉庆十三年的举人)撰写的《重修辅仁书院记》的碑文中的一句“孝廉莲峯钱君总其成，既事竣而孝廉殁，喆嗣慎轩以珉文不立恐其事久而就湮也”的意思：喆为哲的异体字，“哲嗣”的解释是“称别人儿子的敬词”(据《辞海》)。而对慎轩这个人民国嵊县志中的“选举志·岁贡”内有如下的记载：“同治，钱鹿鸣，元年恩贡，字慎轩，居石璜，试用教谕。”据此，钱锦山是石璜人是无疑的。还有，石璜本地吴越巷边有只有举人身份才有资格立旗杆的“旗杆道地”，且相传是同一太公下面的出了文、武举人，是立了两顶旗杆的旗杆道地，而民国《嵊县志》内确有同治四年的武举人钱殿英“居石璜”的记载，这是石璜钱姓人的众多长者时常提及的史事，也印证了钱锦山是石璜人。之所以要迂回地这样证明是出于如下考量：一是至今还找不到石璜的钱氏宗谱；二是钱慎轩虽有一个儿子钱大本，也是秀才(附贡生)，但钱大本只有二个女儿成人，出嫁在外村，因此在石璜找不到钱锦山的后裔了。邢复旦的碑文还载明了钱锦山卒于重修辅仁书院“事竣”的咸丰四年(1854年)，至于其生年现还没有确切依据，但按其好友马塘村金继人在马塘金氏宗谱载的生年1778年来推算，相差是不会大的。

　　邢复旦的碑文还有这样一句：“予弱冠时，尝肄业斯院，与孝廉同研席，为莫逆交，谊无可辞。”据此，钱锦山与邢复旦都是经过辅仁书院培养过的举人。还有与邢复旦同年中举的谷来人王景章，也是辅仁书院培养的。根据《马塘刘金氏宗谱》中“永绍先生传”等史料，金永绍(字继人，国学生)与钱锦山、王景章是“同窗挚友”^⑤，而三人年轻时的嵊县农村还没有阳山、北山书院，无疑他们是辅仁书的“同窗”。经查寺根村人的《张氏宗谱》，王景章是寺根村张忠义的女婿，张忠义无子，而钱锦山又是寺根村张姓人的亲戚。王景章中举成了知县、知府后还为岳父家建造了三进房屋，其中二进至今仍在，为80多岁的张鸣鸿、张传仁所住。两位老人还说，屋边立过“旗杆”。还有，寺根村《张氏宗谱》上记载的张德瑜(1826-1898，为张珂表的曾祖父)，也是辅仁书院培养出来的举人^⑥，在寺根村也立了旗杆的。其父张祖培，字荫轩，在邢复旦撰的《重修辅仁书院记》中有“……荫轩等相与捐资躬募，藉众擎之力，构广厦之材”的文字，是重修书院的有功之人，而邢氏碑文的附注中又注明“……有功於书院，故文武二帝诞辰，其子孙得与祭宴，惟书院之培植”，可见张德瑜也是辅仁书院培养出来的举人。上述四位举人，王、邢、张是实职的知县，钱是拣选知县，多才多艺，石璜周边的多本宗谱上都有他写的文章，其中王又升为知府，都是对嵊县文化教育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人。辅仁书院还使周边村多出了一批秀才、国学生。查有750多年历史的石璜素风堂王氏宗谱，乾隆末年前的明、清两代没有出过一个国学生或秀才或举人的，但从嘉庆起到了清末，就出了5个国学生(笔者个人认为：从这些国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来看，要到北京国子监去读书是不可能的，以读过辅仁书院称作国学生也是符合书院的办学宗旨的)、2个秀才。可见，辅仁书院对本地文教事业的发展在量、质两方面都有重大贡献。

　　“以振兴文教为己任”的钱锦山，又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优文行，少通经史，能书善古文，尤工制艺” ^⑦，在他为寺庙、风景点的碑记撰文中，还是在石璜周边村重修宗谱作序撰传立约中，留下了数十篇的好文章。如在《重建下鹿苑寺碑》中：“盖丛林阴翳，盛夏疑秋，随喜臻斯，仿佛清凉国土，加以岩悬瀑布，映带奇观，四远驰声，游人接踵，初名灵鹫。”又如在《从叔祖雨亭公题剡中第二泉记》中：“斯泉也，亚一十八品之名，遇高似孙而始著；竞二十九乡之秀，逢先从祖而益彰。”言简意赅，使人身临其境，深知其意，读后难忘。他“家居为人排解无虚日，每以一言消衅、邑人赖之” ^⑧。如在朱村爱敬堂陈氏宗谱中的《璞园光辉公序》等文，表现其以和为贵、排难解纷之品行。据我市成绩卓著的文史研究者考证，他与金继人、王景章将民间小调、劳动中的号子改变成小歌，创作小歌传播小歌，成为越剧早期的落地唱书，作出了贡献。考证认为“小歌的创始无不闪烁着知识分子集体智慧的结晶”。 ^⑨

　　作于嘉庆三年(1798年)，由吴宁(东阳)赵文河撰的《辅仁书院捐助碑记》补充了在民国《嵊县志》和《嵊县教育志》上所没有的或者不具体的相关部分，表现在：一是关于书院的办学资金来源有三，吴碑称：“乾隆戊申唐公衔命来嵊，酌理准情，妙于挹注，区寺田三分之一以其息建义塾，又捐俸钱若干缗，弗给也；倩绅士商羽丰陈宗位、黄元才诸人，使蒇事勰心赞画，倾囊倒箧，弗少吝；而三都(指罗松乡的三十五都，三十六都，继锦乡的四十三都)人士好善乐施者，肩摩踵接於道，不五稔而院以成於乎！”二是建成的书舍的具体情况，吴碑称：“院既成，曰堂曰室曰门曰庑，凡屋四十余楹，缭以周垣，坚以甓甃，层轩高栋奂然。”三是院名的意义，吴碑称：“院曰辅仁，吾愿多士之肄习於斯者，顾其名，思其义，而不见绝於仁人君子也。”儒宗孔子言“仁”，以“爱人”为核心，包括恭、宽、信、敏、慧、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而以“己所不欲，不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实行方法。“仁”又指仁德之人，“仁政”又是古时善政的标准。“辅仁书院”即是辅助你成为仁德之人的书院，这是儒家追求的核心目标，体现了办书院的目的意义。正因为这个院名取得好，1911年罗松乡改为辅仁乡，且使用到1949年；而在抗日战争中，周丹虹等人成立的抗日宣传队，也取名为辅仁剧团。

　　根据邢复旦碑文“附注”内“自民国鼎革以还就书院改立乡小学”一句，对照《嵊县教育志》第5页“辅仁书院”一节最后一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为辅仁乡立高等小学堂”，联系现《嵊县志》(2007年修订本)第57页关于1911年罗松乡才改为辅仁乡的内容，正确的说法是：1905年清政府废止科举制度，1906年改称为乡小学，民国鼎革后称为辅仁乡高等小学堂。这也是应补记的一件事。

　　文化是软实力，辅仁书院创办一百多年，不仅给本地青年特别是寺根村及其周边村落的有志青年带来提高文化思想水平的便利，还促使本地区百姓思想的提高，走在时代的前列。辛亥革命时期，出现“裘文高、小高住大仁寺根，通廿八都张伯岐”、“大仁寺根张焕忠是竺绍康、张伯岐的亲信” ^⑩的史事以及1907年11月发生的白竹反清起义；民主革命时期出现了寺根村张珂表、张朗、张春喜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浙东第一枪发生在石璜，这些都与辅仁书院以及抗战中的清波中学办在石璜镇有一定的联系。这也是笔者要写本文的一个原因。

　　(本文作者：嵊州市石璜镇人，毕业于杭州大学政治系，现退休在家。)

　　注释：①：引自民国《嵊县志》卷五学校志·《辅仁书院》。

　　②：引自民国《嵊县志》卷十一第27页。

　　③⑦⑧：引自民国《嵊县志》卷十五第2页。

　　④：参见《钱王后裔在嵊州》第三辑第120页。

　　⑤⑨：参见2007年第3期《嵊州春秋》《越剧前身马塘小歌创始人考》一文。

　　⑥：引自民国《嵊县志》卷十一第29页。

　　⑩：引自嵊州市档案馆保存的裘冲曼先生的《本乡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