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商华水先生《田家英在开元的传说》一文的商榷
一、田家英在葛英的调查
1961年4、5月间，嵊县党史上的一件大事无疑要数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嵊县农村的调查。
田家英为何来嵊县农村调研，话得从1958年说起。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
以我县石璜镇袁家村为例，当时袁家村70户，270多人口，有耕地372亩，其中水田360亩，1959年由于大部分正男劳动力去大办钢铁、挑水库，剩下老弱残幼搞农业，秋收结果水田面积比1958年增加近50亩(那年西吴村转入3户带田15亩，赵家村划入水田30多亩)，粮食产量却比1958年减少万余斤。1960年又比1958年减少10万余斤。在粮食产量减收的情况下，国家的征购粮任务却一年比一年加重。1958年，该村原定国家征购任务为10.8万斤，1959、1960年国家从该村征购的粮食却均为16.85万斤，人均口粮少到347斤，人均口粮不足半年，村民只得以瓜菜、草根代粮，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灾荒。[2]
在如此灾荒之年，上面仍提出“整风出干劲，干劲出指标，指标出措施，措施出高产”的左倾口号。1960年春初，长乐公社(当时石璜归长乐管辖)在长乐区校(千佛寺)召开号称万人的干部大会，搞所谓的整风，继续贯彻执行以“高指标”、“瞎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干部特殊化”为主要标志的“五风”。时任袁家大队(村)会计的袁根悌参加了整风会议，他面对农村已是大饥荒的现实，对会上提出更高指标的浮夸风心感强烈不满。当天晚上，初春的天下着沥沥细雨，耿直的他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心中遂吟腹稿一篇，于第二天找来报纸，挥毫在上面写下“今昔春黄不接，下雨连绵不息，开会挂念家里，愁的缺柴断米，麦子尚在地里，民粮已献集体，无奈种粮去碾，做法损民度期，党群日日深裂，恳求政府救济”的请命书[3]。袁根悌的请命书一经贴出，就受到与会干部，特别是几位头脑清醒、务实的公社干部的重视，一致认为袁根悌所说的话反映了当今农村实际，需向党中央、毛主席如实反映。于是，石璜管理区书记夏乾庆、副主任夏能海、李金柱、郭式华4人商议，由李金柱执笔，写就“嵊县石璜农村情况”一信，夏乾庆、夏能海、李金柱签名，直寄北京党中央、毛泽东。袁根悌现年80岁，石璜镇袁家村人，中共党员，初小文化，他因请命书一事，曾被打成右倾分子，遭一年多的批判，1961年5月田家英来嵊县调查知悉此事后，派公社干部吕伯炎宣布兑现平错，这是后话。
1959年至1960年，全国“五风”猛烈，又逢连年自然灾害，农村中甚至造成一些地方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在那个时期，人民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信反映农村实际，抵制“五风”的可能远不只夏乾庆、夏能海、李金柱一信。毛泽东为扭转困难局面，号召全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毛泽东找田家英谈话，后又致信给田家英，提出要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即食堂问题、粮食问题、山林管理问题、农村所有制等问题进行重点调查，要田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浙江调查。毛泽东指示：“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4]。1月22日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和工作组人员到达杭州，根据毛泽东对这次调查的指示，分成二个小组，于24日分别去嘉兴调查一个最差的生产队--魏塘公社和合大队(今属嘉善县)，桐庐县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东洲公社五星大队。3月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十六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找田家英谈话，把浙江的调查工作延长到5月。4月26日，浙江调查组7名成员在田家英的带领下，一分为三，分别在嵊县、绍兴(柯桥)、萧山(临浦)就山林、农村商业和手工业问题作了为时一周的重点调查，于5月3日结束。
当时，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地委、县委领导带领省、地、县三级工作组在开元公社蹲点调查。省林业厅厅长和工作人员在开元葛英生产大队作山林问题调查，田家英到嵊县，即由县委书记处书记钱志贤陪同前往开元，会同省、地、县工作组开展调查。田家英与中央调查组的其他人员一行3人翻山越岭到葛英生产大队，重点开展山林问题的调查研究，为修改“农业六十条”作准备。
葛英大队80来户人家，300多人口，5个自然村，地处嵊县西白山山麓，海拔530米的东南面向山腰的崇山峻岭之中。有耕地212亩，其中水田174亩，茶园300亩，林山840多亩，毛竹80多亩，荒山600多亩。据传晋人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在此修道炼丹，后人们建葛仙翁庙祀之。由于庙旁树木成荫，故名葛荫，后演变成葛英。该大队原森林植被经营管理较好，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地。但自1958年公社化以后，森林却遭受了3次大的破坏。
第一次1958-1959年大办钢铁，砍伐树木1500立方米；第二次1960年上半年8个木炭窑烧木炭30万斤，砍了大约900立方米的木材；第三次1961年春，人们为度饥荒，大片烧山开荒，毁林种粮，毁林达100亩左右。
田家英调查组住在位于开元的嵊县丝厂招待所，徒步10华里来到高山上的葛英村。据葛英一位现年84岁的钱大伯回忆，田家英看了被严重破坏的山林和烧山现象，心里顿起一股无名之火，随即通知当地公安部门用箩筐挑上20多副手铐，以备拘捕毁林和烧山者。他挨家挨户串门走访，在一张姓村民家中见一中年妇女正在做饭，便问她做什么饭，答：烧乌糯根糊。问：你家还有多少粮食，她用手指着缸，答：就在那里。田走去揭开米缸一看，见米缸内已所剩无几。田一连走了几户，所闻所见大同小异。当年煮乌糯根糊的中年妇女，现年已是91岁高龄的老人了，对当年一位陌生人问她之事至今仍历历在目。田家英又去茶厂看制春茶，现年73岁的张杏福老汉回忆，田见到我们炒制春茶每向镬内用力翻炒时，口中要呼出“吱、吱”的声音，田说：你们吃饭不多，还要强体力劳动，但在炒制茶时口可不要呼“吱”声，不是可省体力消耗吗？可见田家英对村民非常体贴、同情。当田家英了解了上述情况后，准备用来拘捕的手铐，一副也没用。见到葛英村民的饥荒，他与同来的省、地、县领导商量后，向葛英村民发放了10000斤救济粮票。葛英村民因此得以顺利地渡过了那年的春荒。钱大伯回忆说：“调查组的中饭是在村上吃的，但田家英吃的是从山下送上的煮大豆。”
田家英在调查了葛英山林问题后，从山林所有权、管理权、护林责任制、林粮林牧综合发展方针、山林价格及对上面的命令风、瞎指挥、一平二调行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5月3日田家英把调查情况和意见写成《关于山林问题的调查报告》(浙江省档案馆卷号2-13-241)。5月20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全国(到省级)。
田家英的这次葛英调查，为修改“农业六十条”有关山林政策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中，专门增加了关于山林问题的条款(即第二十一条)，这是原“农业六十条”(草案)中所没有的)。其主要依据来源于田的这次葛英调查。
田家英在葛英调查，当了解山村农民的生活疾苦时，口念郑板桥的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5]
1961年5月1日，当田家英看到葛英大队在大跃进、大办钢铁中山林被毁，为渡粮荒而大量烧山时，对省、地、县干部说：“葛英收入不多，去年秋茶采得过多，今年春茶不会好(笔者注：1960年深秋，为完成茶叶收购任务，上级政府硬性下达茶叶收购任务，迫使茶农采摘老茶叶爿，致使该年冬茶树遭受严重冻害，1961年春茶减产)，公社化田地划掉，收入减少，只得烧山、烧木炭、木柴。县委是否开个电话会议，立即制止下来，迅速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研究一些制度”。
在谈到管理问题和上面瞎指挥问题时，田家英说：“山林管理办法要简单明了，照顾群众习惯传统。过去地主有一套管理制度，有些问题是可以研究参考，也可以出个布告，不要搞得很繁琐，我们有些管理办法很多，还不如地主的明了深刻，瞎指挥的电话会议不要开，保护社会财富的电话会议还是要开。”
在谈到所有制问题时，田家英指出：“此处，还有一个所有制问题，归大队也可以，分级管理，瞻前顾后，零星竹园，也可以归个人所有。”
在讲到开荒山问题时，田家英说：“开荒问题，《六十条》规定大队批准，山区可以研究，开荒有个限度，有一个比例。”
他还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强调说：“不利搞生产发展的管理办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破坏生产力的。林业干部的观点要很好解决一下。凡是不从生产着眼的一切经济工作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单纯的任务观点，最近几年还有办法，再过几年还有什么办法？林业干部要有一个完不成任务敢顶的风格，大家来保护发展，不能是单纯要东西的干部。”[6]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越集体越是共产主义的左倾思潮中，敢于讲“我们有些管理办法很多，还不如地主的明了深刻”。“所有制问题归大队也可以，分级管理，瞻前顾后，零星竹园也可以归个人所有”，他把这些在调查中发现的忌讳敏感的问题、人民公社的弊端犀利地坦陈，确是要有勇气和胆魄的。他的从生产力发展观点谈经济工作的话，表明田家英有过人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田家英和调查组走后，县委立即召开电话会议，县人委发布《关于保护和发展林业生产的布告》，落实了护林措施，全县毁林烧山开荒行为也得到迅速制止，封山育林逐渐得以恢复。田家英在浙江进行的调查，对党中央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扭转农村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全国调查研究的兴起起到了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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