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苦难的旧社会，人们常常道出：“农民头上三把刀，租重、税重、利率高”的顺口溜。事实也如此，亲历过旧社会的农民，在经济上饱受租重税重之苦，也深受高利贷盘剥之害。所谓高利贷，是指以索取特别高额利息的借款。旧社会高利贷，流行时间很久，借贷形式多变，形成原因也十分复杂，由于它纯粹是发生于个人之间，其借贷的期限、利率、方式完全按照各自的需求，在自愿或不完全自愿的情况下作出口头承诺，一般毋须抵押，大多数不形成契约和借据。

　　高利贷是旧社会的一个毒瘤，借款人一旦背上高利贷，堪比烂泥田里翻捣臼，越翻越深，很难自拔。据有关史料记载，民国36年(1947)，丰乐乡(今三江街道)前山坂村农民陈法祥患病，向高利贷者借稻谷1000斤作医资，1949年本利高达4000多斤。

　　新中国建立后，高利贷活动经过打击有所收敛，但在建国初期，或明或暗的农村高利贷活动仍未销声匿迹。1954年，在试办我县首家农村信用合作社时，试点工作组在陈家乡(1956年撤小乡并大乡后并入白鹤乡)对全乡农村高利贷活动作了一次比较全面深入的调查，从调查资料显示，这个只有950户，3435个人口的小乡，土地改革后经济复苏还比较迟缓，有398户，占总户数42%的农户缺衣断粮，其中特困户有105户，占13%，特困户中有9户迫于生计忍痛将土地变卖，高利贷者乘机猖狂活动，以陈家村为例，这个仅70户人家的小村庄，高利贷者就有8户，放贷手法有打稻头票、开小当店、拿忙月钱等，高利贷者李某某，以拿忙月钱的方式盘剥急需用钱的农民，月息竟高达五角，偿还忙月钱时，支付利息相当于本金的50﹪。贫困户陈纪林向同村殷富户朱某某借了高利贷，到期一时还不出，正值霜降时节，朱某某逼迫陈纪林刚刚从地里收进当口粮的蕃茹抵债，一家人暗暗流泪，苦不堪言，高利贷凶狠可见一斑。据当时查证，全村有28户，占总户40﹪，因遭受高利贷盘剥还不清“阎王债”，导致倾家荡产，生活陷入困境。

　　(一)

　　据有关研究资料介绍，高利贷始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逐渐演变成信用的基本形式。在现代银行业未兴起前，高利贷在农村借贷市场上占据着主阵地。旧社会高利贷盘剥手法甚多，梳理起来主要有如下数种：

　　1、利滚利。借款期限一般为一个月，月息一般为3—5﹪，到期不还，便将首个月之利息计入下个月本金，称计复利。例如：某借款人向高利贷者借100元，协定利率月息5﹪，给你钱时只给95元(扣掉第一个月的利息5元)；第二个月还钱时需还100×1.05﹦105元;第三个月还钱时需还105×1.05﹦110.25元；第四个月还钱时需还110.25×1.05＝115.76元，余类推，满十二个月，本利叠加需还171.04元。这是高利贷者最常见的盘剥手法，也是比较凶狠的手段之一。利滚利的盘剥方式，本利逐月增加，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据人民银行嵊县支行1966年调查，绿溪公社上胡村高利贷者楼某某放贷给深溪村刘品九，因利滚利不堪重负，几年下来被迫将1.5亩土地抵还高利贷，造成家庭悲剧。

　　2、放青苗。是指农作物还没有成熟的时候，高利贷者利用农民需要现款的时机，用低价预购粮食，从中获取暴利，或以青苗作抵押物，放出高利贷，在短期内获得高利，一般春借一斗，夏还三升利，秋还五升利不等。长乐镇深溪村高利贷者楼某某，在青黄不接之际，把浸过水的一斗米借给贫困户当口粮，三个月后要还一斗五升黄豆，利息相当于超本金。

　　3、坐地抽一。借款期限一般一个月，月利率10﹪，借款时须将本金扣除十分之一，到期按原本金计息。例如借100元，实得90元，到期按100元还本付息，其实际利率显然高于约定利率。还有的叫”九出十三归”，借时扣去十分之一，还时除偿还本金外，还须支付高达30﹪利息。更有甚者是坐地抽五，即借100斤稻谷，只给50斤现粮，第二年到期时要还100斤本金，实际上等于借50斤还100斤。

　　4、借一还二。如年初借100元，年末还200元，故也称“羊羔息”，虽不计复利，但本利等同，是高利贷盘剥最厉害的一种手法。

　　5、借物还物。即借稻谷还稻谷，借大米还大米，俗称“斗还斗，升还升”，有的则借粗粮还细粮。甘霖镇大王庙村周水土回忆解放前有一年，3亩租田因遭虫咬绝收，无奈之下向冯家潭村一高利贷者借稻谷400斤，商定借100斤还150斤，次年到期后连本带利还了600斤。更高的以借期一年计算，本利叠加，一斗还二斗，甚至更高，俗称“筋斗利”。

　　6、典当。典当是指以物品作抵(质)押向典当行借款的一种金融行为。当户将其动产或不动产作为当物，交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典当是旧社会进行高利贷活动的商业信用，它体现了“以物为质”的核心理念，与信贷“以人为信”的融资概念完全不同。典当行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当物费用、当金利息和绝当品变卖或拍卖的差价收入。旧社会嵊县典当行可追溯至清同治、光绪年间，县城有启源、宝善、阜成3家，同时，石璜的积庆、崇仁的仁寿、甘霖的仁德和黄泽的善祥等当铺也相继开业。资本一般6000-8000银元。日军侵占县城后，城内3家当铺遭毁。民国36年(1947)县城再开设友成当铺。1949年城乡当铺均停业。

　　7、钱庄。有的地方亦称“银号”，它是旧社会的一种信用机构，在资金运作上，以发放高利贷款为手段，赚取丰厚利润。据史料载，民国元年(1912)县城开设汪集丰钱庄，资本9000银元。后在崇仁、长乐、石璜及新昌设益丰、润丰、鼎丰、恒丰4家分庄。民国22年后，县城景泰、三泰、广生、恒记、怡昌、复大、谦吉和崇仁鸿吉等钱庄相继开业。抗战初期，多数钱庄关闭。唯汪集丰钱庄维持至县城沦陷时停业，民国36年复业，解放前夕关闭。

　　(二)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重大斗争，农村高利贷活动受到沉重打击。迎来农业合作化高潮后，特别是1954年乡乡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民在经济上有了依靠，遇到生产、生活上的临时困难，可向农民自己办起来的小银行申请贷款，手续简便，且利率优惠。在信用社初办时，个人贷款月利率15‰，即年利率18%。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高利贷活动近乎绝迹。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农村经济形势日趋活跃，高利贷活动渐渐重新抬头，在一些地方甚至呈现蔓延之势。新形势下借款人向债权人告贷，主要用于投资办厂经商、开发房地产业、参与证券市场、承包工程建设、借新债还旧债、建房买房购车，少数遇到天灾人祸，甚至赌博输钱求借等。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重现民间高利贷行为，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也影响了社会安定。有鉴于此，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1月31日发出了《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银发[2002]30号)，明确要求严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通知》中规定：“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个人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货币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贷借贷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现行《刑法》虽然对民间高利贷没有作出相应的刑事处罚规定，但《刑法》第175条规定了高利转贷罪，如果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高利转贷给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达到量刑标准的，即构成高利转贷罪。

　　民间高利贷利息计算方式，以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7月6日公布的6个月至1年(含1年)贷款基准年利率6%为例，目前法院支持的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即年利率24%属法律保护范围。反之，借贷利率高于24%部分不受法律保护。对借贷年利率超过24%的，都可认定为高利贷利息。如将年利率换算成月利率，则月利率超过2%的即为高利贷借贷行为。

　　纵观旧社会农村高利贷与改革开放后民间高利贷行为，尽管在借贷对象、期限、额度、利率、用途等方面有异同之处，然而同样存在着高利贷危害大、后果重的固有特性。各地金融机构和相关执法部门，要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发挥其在金融市场上调剂资金互通有无，填补信贷供求缺口的作用，但对超过界定的民间高利贷行为，不能视而不见，要予以正确引导和合力打击，以稳定正常的金融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本文作者：甘霖镇西叶家村人，人民银行嵊州支行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