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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恭(1893.9～1985.1)，原名龚贤明，字欲成，嵊州市黄泽镇顺富村良村自然村人。自幼家境贫寒，读书勤奋，早年留学法国、比利时，获政治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执教、从政，生活颠沛流离。西安事变中，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为和平解决这一事件而四处奔波。1951年6月率全家从台湾经香港回到首都北京，由龚贤明改名为龙恭。“文革”期间遭受迫害，1970年按“降级退休”回乡。1981年起先后担任嵊县政协第六、第七届副主席。
龙恭一生俭朴，为人正直，刻苦勤励，一心报国，是一位有名望的爱国民主人士。
1893年9月，龚贤明出生在嵊县黄泽一户贫农家里。5岁丧母，全家只祖母、父亲和他3人，靠父亲租种3亩薄田度日。他从小懂事，常拾田螺、采野蘑菇等，卖得几文钱交给祖母借以糊口。常随父亲到田间劳作，看到父亲汗流浃背又常不温饱，辛酸不已，体会一粒粮食一滴汗，粒粒皆辛苦，从小养成省吃俭用的习惯。
良村百户人家，有一私塾，请了一名先生。他从小体弱多病，父亲担心他将来不胜农作，决定让他读书。11岁时他上了私塾读书。塾师是名秀才，很严谨。他天资聪颖，善于记忆，不像其他孩童那样死记硬背。如读《百家姓》，把“蒋沈韩杨”意会成嵊县方言“酱笋含在嘴里洋掉了”读为“酱笋含洋”。用“有……有……”造句时，会造出“有大功之臣，有大奸之臣”的句子。要求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错乱后的12个字序重新排列成句，他整理成“天不测有风云，人旦夕有祸福”。先生惊诧不已，并赞许他。看到有的同学回答不出先生的问题而受体罚疼得流泪满面，他心中不忍，便想法帮助同学记忆，深得同学们的爱戴。先生年迈，疏于课督，但他勤于学习，常独自捧书朗诵。不仅用功读书，而且有疑必问，先生也有问必答，很器重他，觉得“孺子可教”。一年后，先生到镇立沃北公学任教，带他同往就读。父亲认为既得先生嘉纳，便一心望他走读书之路，学成为已为人造福。虽家境清贫，常省吃缺穿，但他尊敬老师，勤奋好学，经常向先生们请教，并虚心聆听教诲，学业大有长进。先生们称赞他的作文较有水平，毕业后建议他到杭州报考升学。
1909年，在杭州考取了政法学校和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因缴不起学费，他选择了既免学费又供膳食和制服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为浙江的最高学府，分初优两级，成立于清光绪年间，设在贡院旧址，校舍宏伟，设备完整。学堂监督为徐廷超先生(后为沈衡山即沈钧儒先生)，教务长为教学家、书画家经亨颐先生。鲁迅先生也参与校政，参加校务会议。教职员中有教国文和伦理的马叙伦先生，教历史的章钦先生，教文学的沈尹默先生、沈兼士先生，教音乐、美术的李息(叔同)先生，教体操的胡公冕先生，教数学的张佐时先生，教英文的范允茲先生，还有几名日本教师及校医汤尔和等，皆为一时精英。他上课专心，课后深刻理会，勤学苦练，同学入睡后在厕所路灯下研读至深夜，第二天一早照常与同学一起出操。因体质差，久而生病，无钱医治，幸得先生集资相助，吃饭洗衣，都赖同学扶持。面对师生们的恩情，只有用倍加努力来报答。先生们还常把课外书借给他，他则越学越觉知识之不足而越刻苦钻研，整日沉浸在书本里。宣侠父、丰子恺、杨贤江、王绍乾等为其同期同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相继响应，杭州抚台衙门被王金发、张伯歧率部炮轰，浙江独立，成立了都督府。各派新旧人物聚集杭州，学校停课。他回到家乡，剪去发辫，以示拥护革命。革命伊始，青年人报国之心汹涌澎湃。他听说上海在招学生军，就约朋友取道宁波赶到上海，但因个子小身体弱，未能录取，乃到绍兴投奔任军政分府都督的同乡王金发麾下，安排在周显廷(周喦之父)的军营里任见习士官，代理连(排)长带兵操练，直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有人倡议绍兴军政分府建立军官学校，邀他参与，时两级师范学堂复课，不忍辍学，又误以为辛亥革命已经完成，就返校继续学业。学校被改称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经亨颐先生任校长，学生由“某某少爷”改称为“某某君”。进校后，他一如既往辛勤努力，并适当锻炼身体，学习成绩很出色，身体状况也有所好转。在该校前后共读6年，于1915年毕业。其间，祖母、父亲分别于1910年、1913年相继去世，父亲临终遗言“单枪匹马小罗成，上船落坝要小心”，命他一生小心谨慎。
毕业后，应同学钱子敬之邀，他去其故乡上虞童廊村新民学校任教，半年薪70元，供膳宿。新民学校在地处山谷的关帝庙内，有学生二三十名，一人包教所有课程。半年后，钱子敬又邀他去其任教的敬修学校任教。该校是经亨颐先生的经氏家校，设在上虞百官驿亭，是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的姐妹学校。它地处水乡，环境优美，校舍宽敞，设施较完备，且有新式洋房一幢。除校长外，有教员三四人，待遇也较优厚。除正常教学外，还去无锡、南通等地考察参观。同时参加了地方公共教务和公益事业。1916年娶妻，次年得子，借住经先生家，以教书酬薪给供家庭生活。
1919年，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华法教育会设立的留法勤工俭学会在京沪招收留法学生，他与同事杨聿便连夜赴沪，申请旅法勤工俭学，终得该会领导张继允诺。返校送妻儿归岳父家，于9月随张继和同学们登上法国邮船巴勤卡号，经香港、新加坡，穿马六甲海峡，过苏伊士运河，到达马赛，然后乘火车赴巴黎，进入丰旦勃罗高等学校特设的法语学习班。同学中有李立三(那时名李隆郅)、王若飞等，常向他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邀他参加共产主义组织。中国人在巴黎的政治派别错综复杂，名称繁多，各种组织相继邀他参与，他都以求学为重而坚辞。
1920年，半年的法语学习期满后，他和杨聿怀着劳工救国之志，到圣夏孟钢铁厂做工，晚间在实习学校学习。晨起3时，晚寐10时，生活非常清苦，每餐面包就着水，但学习依然勤奋，以达成求学之目的。钢铁厂很大，工人也很多，但中国人与法国人同工不同酬，身边同学有的逃，甚至有的死，劳资矛盾突出，中方几经交涉均无果，故而引起了他对劳工问题的特别关注。他租房而居，房东见他为人厚道，又勤苦工学，欲将年方二十的女儿嫁他，被他拒绝。
1921年，在友人和乡亲的资助下，他离开工厂，进巴黎大学学习，认识了徐特立、谢承瑞、习文德、王育三、毛庆祥、张天翼等一批新同学。他参加了中国旅法学生特别是勤工俭学学生举行的集会，要求中国政府驻法国公使馆帮助改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中国公使不但不予帮助，反而把蔡和森、向警予等抓起来，又伙同法国政府将蔡和森、陈毅等驱逐出境，还把一些学生遣送回国。谢承瑞、习文德还带他到大学街Madame Shabanx旅馆拜见同校政治系的周恩来，初次晤面，周便给他留下了“望之俨然，接之也温”的影像。后来他也搬进该旅馆，常听周恩来宣传革命思想，周恩来也数度找他谈话，启发他参加共产主义组织。
1922年，因比利时工业较发达，生活费用也便宜，他就转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圣路易学院。完成所有预备课程后，于1923年转入著名的鲁凡大学，攻读政治学社会学，研究政治社会科学。每个寒暑假，他到比利时各地考察工业和劳动组织，访问工人，还和比利时某共产党国会议员讨论问题。1924年，中比两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旅欧学生发起反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在欧洲各国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到比利时布鲁塞尔集会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他作为留学比利时的代表参加了，并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进见比利时政府总理布雷，交涉取消不平等条约。还参加了国际反帝大会。1925年暑假，他为中国浙江体育考察人员访问做翻译。
1926年获得政治学社会学硕士学位，进而攻读博士。他认为中国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取决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生活问题得以解决，社会问题也就解决了。于是，他撰写题为《组织社会保险以改善中国工人生活》的博士论文，经过公开答辩，教授们非常满意。他还作了《中华民族系天成地造，而非人为》的补充论文，介绍祖国地大物博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博得了满堂彩，论文顺利通过，获得政治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当时天津《益世报》记者对此发表了长篇报道。他的论文也由鲁凡书店印成单行本发行。比利时有名望的学者发起了他的学术演讲会，印发大张宣传单，贴满各大街，到会听众达数百人。同时，他也认为商学、财政学为中国现实所需，于是兼读商学院课程，又获得了商学、财政学学士学位。
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发起人之一的蔡元培先生到鲁凡时，常到校看他，很器重他，曾带女儿到学校看他，又带妻到他寓所看他，蔡夫人还欲将女嫁他，被他婉辞。有个教授的朋友，携妻女到寓所会他，问他婚否？他答已婚。虽离家多年，身处异域，但始终洁身自爱。指导博士论文的社会学教授非常喜欢他，回国后常书信往来，直至病故。他常与主办《二十世纪》报纸的教授晤谈，还与两个勤奋好学的比利时同学交往甚密。组织演讲会之一的比利时王国“公侯佰子男”，于事后邀他去其家小住，谈论国际事务及其相识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回国前，他拜访了担任政府财长的政治学院院长、教授Gansun先生，深受教益。
1927年夏，他离开了居住5年之久的比利时，到法国辞别同学和友人，乘火车到马赛，登上了驶向上海的船。
到了上海，见到阔别9年的友人和妻儿在站迎接，他百感交集。安顿好后，拜访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举荐他到上海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任教。暨南大学的介绍信放在口袋里，连同数十元法郎，在上下电车时被偷。在上海的几名驿亭敬修学校学生设盛宴招待了他。回乡途经驿亭，见当年校舍空无一人，倍感怆凉。到家亲友相会，不胜今昔之感。在前良舅家住下，安顿好妻儿，才前往南京。途经杭州，看望马叙伦先生、马寅初先生(主持浙江省行政人员考试委员会)，马寅初先生设家宴款待他，邀他为浙江省任用人员考试委员会委员，还同游各处名胜。到南京后，在中央大学担任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教授政治学系的政治学概论、社会学系的社会学课程。社会保险及社会问题是他研究的重点。1928年5月3日发生“济南惨案”，全国义愤，中央大学开展抗日活动，他作为教授代表向学生作演讲，进一步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他还到上海各大学联合鼓动，声讨日军，撤出济南。1929年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由北京迁葬南京中山陵，政府举行奉安大典，他作为校派代表参加。不久，他将家眷接到南京，住在婆婆巷寓所。留法同乡谢冠生在外交部工作，重相见格外亲切，举家往来，成了莫逆之交。为辛亥革命作过贡献的同乡周亚卫、尹锐志夫妇，也常到他的寓所畅谈。新昌籍留法同学陈哲生也执教中央大学，住在他家里。前绍兴大通女校代理校长徐吟秋是黄泽同乡，辞教到南京，也住到他家。他寓所的楼下住着著名画家徐悲鸿，徐也留法又执教中山大学，闲来互相攀谈，关系甚好。
1929年，经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介绍，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委任，他任浙江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委员。经浙江省财政厅长王惜寸委任，他兼任浙江省财务人员养成所副所长。1930年春，蔡先生又介绍他到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任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从此常往返于杭沪间。劳大学生多半为穷苦子弟，其工学院设有工厂，农学院设农场，但其组织与一般学院不同，他建议使学校与劳动者融为一体的举措。因劳大内部的原因，有人控告校内共产党活动频繁，政府决定派员进驻劳大“调处”。情势严重，关系劳大存亡，劳大当局立即集议对策，由李石曾执笔给南京的吴稚晖写函，派他连夜送达，恳请吴设法维持劳大。第二天适逢蒋介石访吴，蒋拍板对劳大由“查处”改为“检查”(即内部自行检查)，学校被保留下来。后易培基辞去校长职务，不久学校停办。当时比利时工党领袖访问中国来到劳大，一直由他陪同访问。
1931年夏，应任南京市长的同学魏道明之邀，到南京首都建设委员会，任主任秘书，次年代秘书长，主任委员由魏道明兼任。因魏政务繁忙，建设委员会工作基本上由他负责，在市政建设方面办了些实事。“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军舰驶入长江，炮轰南京下关，全国上下悲愤，他建议组织国难共济会，奔走联络在留学欧美回国学生之间，并邀集同学和友人创立了“群力社”，主稿刊发《群力》月刊，以群策群力，御寇救亡为宗旨，宣传抗日，直至1933年他离职停刊。1932年魏道明辞职，他虽在任上，但办事没以前那么顺手，也于1933年辞去职务。
1933年，由经亨颐先生介绍，投奔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任省政府参议，协助邵力子处理一些事务。此时，适逢张继到西安组建西京筹备委员会，经邵力子同意，张继委任他为西京筹备委员主任秘书。1934年8月8日，该会又与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及陕西省政府合设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下设西京市政工程处，他任该会执行委员兼任工程处处长，负责西京的市政建设。规划东至河坝坝桥，南至终南山麓，西至咸阳，北至渭河，循原有四条通道，出入西京内外。市区以钟楼、鼓楼等原有大建筑物为行政枢纽，修复城墙，加宽城门，修筑环城道路，标定并修整了名胜古迹如碑林等等。西京筹备委员会是中央机构，张继虽任委员长，但供职在中央，很少在西安，会内事务多由他主持。因此，他熟悉了在西安以及陕西的一些党政军要人和地方知名人士，如于右任、李仪祉、李维诚、祝绍周、张钫、张学良、杨虎城、孙蔚如等。欧美留学同学也多人在西安，如陇海铁路局局长洪观涛、西安中国银行经理李紫东等，他们组织了“欧美同学会”，定期聚会，以敦睦友谊。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到西安参加谈判。周恩来从邵力子处得知胡公冕住在龚贤明家，亲临访问，不意未遇。他和胡公冕获悉后即赶往周恩来住处，面谈重叙阔别十余年的情况后，周谈了对事变的看法，并建议龚贤明介绍胡公冕给杨虎城，动员杨虎城派东北军某军军长王以哲陪同胡公冕到陕甘边境，劝阻胡宗南(与胡公冕为结拜兄弟)部队延缓东进。组织由陕西耆老和各方人士组成的和平代表团赴南京劝阻国民党部队西进。他也参加了和平代表团，并竭力劝阻同乡周喦进陕。后经多方努力，商谈成功，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此后，周恩来再度到西安住过一段时间，周那种争取团结的殷殷至情，深深感动着他。他还和周恩来、叶剑英、胡公晏同游翠华山，商谈西北矿藏的开发问题。孙慰如还约他到西安绥清公署与朱德晤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序幕揭开。9月，日军飞机轰炸西安，死伤遍野，惨不忍睹。西安市政建设委员会及工程处竭尽全力，会同有关方面四出抢救，救死扶伤，清除残迹，整理修复。并在城内外大修防空洞。华北各个大学已迁到西安，龚贤明召集各大学校长、教授及地方士绅，发动国民外交，议定日军侵华罪行的文稿，送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转由苏联寄至欧洲，给正在日内瓦布鲁塞尔讨论日本侵略中国的国际会议，日内瓦报纸全文披露。他在两会一处(西京筹备委员会、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西京市政工程处)组织机关在职同仁，成立军事训练队，配备枪支，集中训练，并在终南山、大白山勘定游击基地。并主稿出版《总动员》。还积极参加陕西省抗敌后援会，任前方将士慰问团团长，经常代表陕西各界前往战地慰劳抗日将士。
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参议兼陕西省汽车总队总队长。与在陕西的张翔初、李仪祉、刘定武、张钫诸等商议，成立了西北建设协会，并任总干事，以陕西、山西、宁夏、青海诸省的所有公地为基础，先行从事垦殖，以便大规模地建设中国西北大后方，进行持久抗日。1939年，欲提任民政厅长，而民政厅长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便由邵力子、张继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1941年秋，张继偕妻崔霍华到西安，张妻要龚贤明调拨卡车，供她往来陕西、四川做生意。国难当头，何忍假公济私、营私舞弊，龚未允之，便遭到莫须有诬陷。张夫妇还强迫监察院于右任行文陕西当局，要求查办。他被迫辞去西京的工作，也退出了国民党组织。从此失业，生活陷入困境。为维持一家生计，不得不游击式地寻找工作。
1942年，到西安战时工作训练团，担任高级教官，曾被派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在重庆，数次到曾家岩面见周恩来，谈论国内外形势、国共两党合作及国民党的腐败等问题。1943年，任陕西省府考核委员兼主任秘书。1944年，任陕西省府参议兼华峰面粉公司监督，藉以补充生活。此时，国共合作已日益疏远，国民党政府内部腐败日甚，国家前途十分暗淡。龚贤明的思想起了很大波动，历来工作不能如愿，全家生活随他的工作起伏而不定，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他召集数十个友人，商讨国事，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为依据，秘密组织“民社”，草拟《民社纲领》，以备参加政治斗争。“民社”聚会过好几次，终因生活所迫，未能专于其事，最后各奔前程，毫无结果。抗战后期，胡公冕作为胡宗南的代表赴延安与毛泽东主席联络，在送行时，他想跳上车随胡赴延安投奔共产党，但又想事出仓猝怕家人担心，犹豫之间，车开了，未去成，成为终生憾事。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谢冠生介绍，他南下返乡，任联合国救济总署浙闽分署首席专门委员兼第一大队大队长，负责宁、绍、台、温所属各县的救济工作。出于为民解难、体贴群情之心，他向该署争取赈灾小麦40万斤，建成了从村上端庙山至村尾大浅沸口宽5米许、高5米多全长约1公里的保村大坝。使良村不再受洪水侵袭。并修缮良村校舍，扩建操场，筑起围墙，添置办公设施等。
1947年，内战已爆发。救济总署工作结束后，因见当局政府假借行宪，准备屠杀，乃于7月远逸台湾，投奔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任台湾省物资调节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到台不久，形势恶劣，朋友间渐渐不敢谈论国事。国民党当局大搞白色恐怖，大批军警包围学校，数百学生及职员被拘捕，失踪的人数一天天增加。面对这灭绝人性、草菅人命的时局，实在呆不下去了，他计划离台回大陆。
1948年夏，报载邵力子做和平代表，即将赴北京和谈，他立即给南京的邵力子写信，恳请设法让其同行，结果人函相左落了空。接着给上海的胡公冕写信，要求离台去沪，然后进解放区，其时胡已去西安，没得回音。后来认识在台湾做军需局长的汪维恒，相交很投缘。汪于1949年春辞职要回上海，他想同行，不料汪带着家眷仓猝而走，希望又一次落空。又获悉任物资调节委员会委员的一名中大学生，往返于台湾大陆很方便，但因种种原因最终没走成。此时，从大陆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要云集，混乱不堪，你争我斗，而蒋介石仍实行绝对控制。魏道明也辞职了，他离台之心更加迫切。听中央广播，知大陆沿海已解放，人民生活安定。多少年来，他想为人民多尽点力、多做点事，而在国民党统治下，有劲无处使，有志不得伸，渴望尽早离台，回大陆投奔共产党，参加祖国建设。而这时离台，不仅要有离开的理由，而且要有2个公务员和店铺担保及缴纳一万元新台币(当时约合一千余美元)特捐。并且不能直接回大陆了，只有绕道香港或澳门。但困难越甚，离心越急。就商请香港友人王宽诚，聘他为维大洋行高级顾问，凭此聘书许可去香港。由省政府秘书长浦薛凤帮忙免除押金，做公务员的长子和任职省政府的中大学生做担保，一位上海何姓商人开的台湾店铺作铺保，很快在警务处办理了出台证(主办出台证的是同船去法又同校学习的卢政纲)。离台手续虽齐，但入港证还没有。就函请王宽诚就地代办，久无果，他懊丧极了。听说从澳门去香港不用入港证，只需托当地友人用港澳往返券就能混过去。他设法去澳门，由同乡宋达安备好了介绍澳门朋友的信，但去澳门的船票特别贵，远远超过他准备去港的旅费，不得不另想去港的办法。经江苏人介绍，他找到了去香港的“盛京”轮，商定避开上下船的查票验证(先行上船，落后下船)，由轮船主营人偷运去港，不料基隆船所宪警把守严密，怎么也上不了船。后费尽周折，找到了家住台北、香港两地，又经常往来于港台的王政仪，办到了入港证。1950年11月，终于在基隆登上了驶向香港的船。
抵达香港后，借住王宽诚寓所。他立即致函邵力子转报周恩来总理，拟举家去京。不久接邵复函：“总理欣然同意，欢迎全家回来，并请电告行期”。他喜出望外，即刻给长子去信，嘱其想法携母妹等急速到港。长子和女儿遵父命，抛弃台湾待遇丰厚的工作及购置的家产，于1951年四五月间相继奉母抵港，合家团聚。在王宽诚和香港大公报主编费彝民的安排下，龚贤明改名为龙恭，率全家于6月初直奔北京。
1951年6月15日，龙恭到达北京时，适逢周总理、邵先生外出，政务院交际处根据他的工作经历，于9月把他安排到中国救济总会工作。10月，他被中国救济总会派去天津政治学校三部二期七班三组学习，于1952年3月结束。不久中国救济总会撤销，他被转到中国红十字总会国际联络部做法文翻译工作，任三等八级法文翻译。为了反映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企图永远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的阴谋，给周总理写了信，当即得到外交部的答复，奖慰之余，并说正在密切注意中。稍后又向周总理写信自荐愿往香港或台湾，为台湾回归尽力，也很快收到回信，给予鼓励。1954年，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担任分团长，赴吉林慰问朝鲜儿童。他一直秉持让工人阶级得到幸福，思想上有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愿望，但因曾参加过国民党，便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
1957年的某天，红十字会副秘书长伍云甫主动帮其约见周总理，周总理派司机接他到中南海会面。刚坐下，周总理因临时紧急安排会见外宾，便把龙恭介绍给在座的李克农同志。他向李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李对他十分关怀，觉得级别太低，工作也不适合，应该作些调整。两天后，李在北京饭店约见他，并转告了周总理的想法：现在工作安排得不好，应作为总会的顾问，经常到国外走走，尤其是法国，联络一些老朋友，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争取更多的朋友，同时也可为提高总会工作起促进作用。数日后，国务院连续两次去电红十字总会人事部门，询问龙恭的工作生活情况。但他一直没有得到调整工作的消息。隔了些时日，他曾设法找李克农同志，然李已病，便作罢。他是抱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回来的，因此并不计较地位、待遇，克勤克俭、埋头工作便是他的宗旨。
回国后，龙恭一直打听李立三同志的住处，以叙旧谊，并求教益。直到1966年6月才知李在华北局工作，便持信往访，他们从法国离别谈起一直谈到各自的近况。龙恭对李不咎他过去的浅薄无知和目前的低微职务，心感不已！
20世纪60年代初期，查理•罗杰率比利时经济代表团到北京洽谈业务，找到了他，他在北京饭店个人宴请了查理•罗杰，后还有贺年卡往来。
文化大革命中，龙恭被诬为“绝端资产阶级分子”，于1968年受审查，横遭批斗。1970年9月，经卫生部军管会批准定为“敌我矛盾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予降两级处分。同年11月决定退休回原籍。回到家乡良村后，租住在邻居家，也未置办什么像样的家具，用来藏衣纳书的箱子，还是1919年出国时用几块木板钉成的那只板箱。他也总是以这只板箱教育子女要艰苦朴素，俭以养廉。他虽年事已高，但仍壮心不已，坚持政治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和群众疾苦，积极向党和政府反映群众的意愿，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为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对父老乡亲，无论谁遇到困难，他都会解囊相助，或送，或借，毫不吝啬。村民竹彩成壮年去世，连丧葬费也拿不出，他便即送30元。他还通过香港的朋友，想方设法从美国引进经济价值较高的獭兔100只，发展獭兔养殖，增加农民收入。
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龙龚回北京探亲，望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民革主席朱蕴山应允向邓副总理建议，安排一个顾问名义。1978年9月，经复查落实政策，撤销了原处分，恢复了原级别，但工作仍未得到落实，只好郁郁回嵊。
1981年，龙恭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先后担任了嵊县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直至1985年1月病故，享年92岁，安葬在良村。他落叶归根，安息良村，县人民政府、政协和良村人民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纪念这位一心报国的爱国民主人士。
(本文作者：现任职于嵊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本文根据龚贤明的《我的道路》、李济民的《龙恭先生二、三事》、韩兴昌整理的《龙恭先生自传》，市档案局保存的龙恭档案、党史研究室保存的龚贤明手稿资料等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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