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城像

　　1942年11月，嵊新县委分配我去三区任特派员。三区就是嵊县上东乡和新昌北乡。

　　嵊县上东乡是许宅村及其以东的北漳、华堂、晋溪、后山、渔溪、横路和沙地等数十个村子。这里离嵊县县城有30公里至60公里之遥，地处较偏僻，交通不便，土顽势力较强，我们的工作却比较薄弱。除了我居住的沙地村在1942年发展5名党员建立一个支部，渔溪村在1943年发展一名党员以外，直至1944年11月我调离三区以前，一直未能打开局面，建立起新的党支部。

　　新昌北乡包括下北乡、上北乡、中北乡和黄泽镇，通称三乡一镇。南边以新昌县县城向东经拔茅、西山至曹州通奉化的公路为界，北至兰洲，东至曹州(不包括曹州)，西至黄泽。这块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25公里约200平方公里的土地，有近6万人口，约占新昌人口的四分之一。这里素有新昌小平原之称，物产富饶。

　　我去新北，遵照县委的指示，通过竺均苗接上了组织关系，当时党员的分布是：前良村党支部，党员4人，书记王云龙；后岸村党支部，党员12人，书记吕培元；王家山北党支部，党员5人，书记竺春生；王家山南党支部，党员3人，书记孟裕仁；兰洲村党支部，党员6人，书记竺均苗，共5个党支部，党员30人。

　　当时三区的政治形势，我与敌、伪、顽斗争十分尖锐，嵊新两县城被日寇侵占已近半年，还在区东南的拔茅、东面的西山和曹州，设有哨所，合计有两百余人的兵力。敌人控制着新昌东去奉化、天台和宁波等地的公路，也经常从嵊县县城沿着东郭、黄泽到北漳的大道来我三区骚扰，烧毁黄泽镇公所，把远离嵊县县城60公里的北漳镇上仅有的一条街道，几乎焚劫殆尽。敌人的暴行，严重威胁我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在浙东第二次自卫战争中，顽方军队大部分从天台经过我区进攻我浙东根据地，一路要粮要钱要挑夫。伪军八十八团等又经常出来抢劫。敌、伪、顽烧杀、奸淫、掳掠，把我三区人民群众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亦严重影响我秘密党工作的开展。

　　尖锐的斗争教育了人民，提高了我三区党员的觉悟，民族仇、阶级恨、要生存，就要坚持斗争；要坚持斗争，就要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我们在县委领导下，贯彻“精干隐蔽和发展”的方针，紧紧抓住建党这一环，在农民群众中，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地、秘密地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因而在两年时间内，增加了新北的黄泽镇、丁家园村、枫家潭村和查林村四个支部，49名党员，其中山头里村和嵊东渔溪村有单线联系的党员4人。至此，加上嵊东沙地村党支部，我三区共有10个党支部84名党员(妇女党员受县妇女党总支领导，未计入)。新支部的书记是：黄泽余庆民，丁家园潘邦炳、枫家潭王超和查林的石英才，沙地村党支部书记是张宗贤。

　　1944年，恢复区委制，竺均苗和孟裕仁已经调走，三区区委除了集体领导外，还在地段上进行分工：汪维城，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并分工沙地、前良、后岸、王家山南和丁家园这一片；竺春生，委员，负责王家山北和兰洲；王超，委员，负责枫家潭和查林；余庆民，委员，负责黄泽镇。

　　回忆我三区党的工作，除了积极建党，重点是发展秘密武装和建立情报网。

　　要在对敌斗争中取胜，一定要有实力，要有武装。在地下党组织的条件下，我们利用国民党乡、保自卫队(地主武装)这一组织，派党员进去当兵、拿枪，或在拿枪的自卫队中发展党员，通过党员在队里团结教育群众，提高对党的认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为夺取武装做好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黄泽，我们掌握了黄泽保警队；在后岸，掌握了新北上北乡乡自卫队，共产党员孟裕仁、泮岳千，小陈、王见法和周传喜(后叛变为我镇压)在队里当兵，党员招弟当班长；在兰洲，一个班自卫队，党员竺春生当班长；三里头的保自卫队，党员担任保队附；前良保自卫队里也有党员。所有这些武装，都在1945年3至4月间我新北区政府成立时，遵照党的意图，拉出队伍或缴出枪支，成为区队武装。

　　为了发展秘密武装，在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要求党员去掌握乡、保政权，这样既可掌握武装，又可以较多掌握敌、伪、顽动态，为我传送党、政、军情报，还可以利用权力，在派捐、征粮、安排挑夫等方面，对我贫苦党员有平等的待遇，作为照顾，免受欺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