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9日，《参考消息》第16版上刊登了总标题《南京大屠杀77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民间首次要求日本谢罪赔偿》下的两篇外媒文章：一篇是日本《产经新闻》12月8日题为《中国民间团体要求日本就南京事件谢罪和赔偿》的报道，另一篇是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2月8日题为《中国民间要求日本为战争谢罪赔偿》的报道。两篇报道说的是同一件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1〕)“近日”寄函(致函)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日本政府向1939年南京事件死难者及遗属谢罪和赔偿。

嵊州市档案馆保存的《下王村对日索赔资料》

　　十分巧合的是，在《参考消息》上述文章见报时，笔者在嵊州市档案馆查阅其他资料时意外发现了一个封面标题为《下王村对日索赔资料》的宗卷。它于1998年6月建档，归档号为13•201/209，其副题分为《国耻》《家仇》《同仇敌忾》，是下王村对日索赔的原始资料宗卷，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嵊州市下王镇下王村民众发起的要求日本予以侵害赔偿的活动。

　　1992年5月19日，《报刊文摘》刊发一篇摘自5月8日《青年参考》题为《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谈中国对日民间索赔问题》的报道。文中第一段写道：“日本《读卖新闻》载文说，去年春天，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童增，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递交了要求民间对日索赔的意见书。一年来，全国各地已有1万多人签名赞成这一意见书。……童增的目标是达到1亿人签名，目前正在酝酿登记成立中国民间对日受害索赔组织。”

　　嵊州市下王镇下王村69岁的下王招待所经理童维良、67岁的退休教师童能治和85岁的战前杭州企业职工童一志3位老人，在看到《报刊文摘》上的文章后商议，决定发起要求日本政府对侵华日军于1943年12月在下王村犯下的火烧村庄罪行导致惨重损失予以赔偿的活动。于是，在《报刊文摘》索赔报道发表10天后的5月29日，3位老人联名给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会研究人员童增发出了第一封拥护和致敬信。信中初步提到了1943年12月10日下王村被日军烧毁全村227户中的191户，焚屋688间，两名妇女被烧死和日军轰炸嵊县县城和长乐、甘霖等镇的事实。

　　在联名信发出仅隔一星期左右的6月5日，童增就复信童维良，附寄签名表，并提出签名时应注意“不要上街签名，不要以此公开募捐，不要出现过激言论”等五点意见；同时提出“您目前可整理一下当时的受害经过和具体的索赔数额……另外请您多联系一些受害者。”

　　接童增复信后约半个月的6月29日，童维良等3人第二次致信童增。随信寄出748人签名的签名表(其中下王村717人，离下王不到100米的上塘村31人)，并向童增请教下步行动。

　　按照童增的建议，从1992年6月份开始，童维良等多位老人就着手搜集整理侵华日军1943年12月在下王犯下的罪行证据。至8月下旬，完成了《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三份控诉材料。三份材料详细地记载了侵华日军火烧下王的罪行。其中《家仇》由童其仁、童一志、童运生、童维良和童能治5人共同回忆完成，历时两个月左右时间，集中回忆讨论10次以上；《同仇敌忾》是将全村分成4个片，分别指定各片负责人，经过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签集而成，10天内完成。8月22日，童维良等3位老人第3次致信童增：“我们打算把上述情况〔2〕写成详细材料，附700多人的签名表，提出索赔数额，赶在10月份前递交日本政府。”并向童增请教信件递交渠道，政府政策界限等问题。

　　12月13日，童增给童维良等寄发了关于对日索赔工作的公开信和两个附件：一是《青年参考》《华侨日报》等媒体对日索赔动态报道；二是“中华民间对日受害索赔的范围(讨论)”。同月27日，童维良第4次致信童增，说明并补充已寄出的申诉材料，并表示将持之以恒地继续对日侵害的索赔工作。

　　时隔两年多，嵊州下王民间对日侵害索赔又旧事重提。

　　1995年4月7日，北京日报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4279期，刊发了题为《青年学者童增介绍关于二战时期受害者要求赔偿的情况与动态》。6月12日，下王村童维良首次收到以“省民间对日战争索赔筹委会”名义，由杭州大学化学系周友曙署名的信件。信中写道：“……民间对日战争索赔义举有一定进展，第一批难友已经向日本政府起诉……希望抓紧准备……”信中介绍了浙江省教育学院教师高熊飞，并提出可与高熊飞联系。笔者认为此事可能经童增从中牵线介绍。于是童维良给高熊飞去信。6月30日，高熊飞复信童维良。信中写道：“……组织起来，成立民间索赔委员会，集体与日本政府打交道……由我们委托日本法律家代表团，代我们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当日本政府不理睬时，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请你们先组织起来，派一名代表来我处，学习一些有关文件，听一些有关录音，然后回去开展组织工作。把民间索赔工作开展起来！”

　　童维良接信后，和童能治、童元中、童型光、胡汉裕等4人联名写出申诉状，提出要求赔偿289.7万美元的请求事项及事实和理由。于7月10日将诉讼状寄交高熊飞。

　　1996年2月14日，杭州召开受害者座谈会，童永生〔3〕代表下王在会上作了情绪激昂的发言，强烈揭露日军在下王的罪行。童永生发言后，将《国耻》《家仇》《同仇敌忾》3份材料交给参会的日本进步作家新井利男带往日本。

　　时至1998年6月，颇具档案意识的童维良、童能治、童永生3位老人，将前述5年中对日侵害索赔活动的有关资料整编建档，并送交嵊州市档案馆保管，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日军侵华的翔实罪证，民间向日讨还公道的珍贵史料。

　　(本文作者：长乐镇剡源村人剡源水库管理处退休。)

　　注释：

　　〔1〕童增,男，祖籍湖北黄陂，1956年出身于重庆。毕业于四川大学。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2〕即日军侵害下王罪行。〔3〕童永生：下王镇人，当时在杭州工作，童维良等委托他参加在杭州召开受害者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