剡源地带曾有首老少皆知的民谣：“瑠田人当官长，山口人落丝厂，雅璜人种糖棍，郯城人开排厂。”说的是剡源乡四个大村的特点。

　　先说“瑠田人当官长”。瑠田村本在如今的剡源水库腹地，因造水库，村民有的移到吊家湾，有的分住到邻近各村，现在还留下地势较高的十多户人家。熟悉旧村情况的还能依稀看出瑠田村当年的住宅布局和主要景观。那里山势奇妙，雄峻中兼有秀丽，出名的有三处。进瑠田有两道关：第一道关有形似大象和雄狮的山脉守门，象鼻由西向东盘曲而下，伸向剡溪^[1]饮水。鼻端有座五层四角亭，鼻背偏下有座乡主庙。大路从亭庙间穿过，山迴路转，气势开阔。第二道关有大蛇和乌龟守关，数百米长的蛇山从高处蜿蜒而下，直抵剡溪。乌龟山与蛇山相对，龟头是楼房大的巨岩，悬伸在剡溪东侧，头下深潭，路从乌龟颈下通过。两关中间有一座气势宏伟的廊桥，横跨东西两山，长约七八十米，宽约四五米。桥楼内两旁有连柱长凳，有小贩常在桥内卖小吃，也有行人可自由饮用的茶桶水。桥壁开窗，向南回望，象鼻环抱，雄师昂首，剡溪成滩，渚清沙白，箩石累累，溪水喧哗。向北望，瑠田已有半村在望，黑瓦粉墙，鳞次栉比，在翠山衬托下，光亮耀眼。若在桥头仰天一喊，便山鸣谷应，回声轰轰，如远雷滚动，经久不息。传说在古时曾有一大官游历到此，首见大象和雄狮把门，就料定里面必出高官，不敢自大，下轿步行。见了第二道关的大蛇和乌龟，就觉得这里有帝王之气，日后必出帝王，吓得立刻回衙，奏知皇上。不久，便派人到此，在蛇头边造了一塔，把王气镇住。是否实有此事，已无法查证，但那镇山之塔确是存在的。瑠田的山川十分壮丽，得天独厚，

　　长久以来总有许多人在惋叹：瑠田胜景若能保留到今天，必是嵊州第一，省内少有。据一个老干部回忆：当年讨论造水库时，大坝原定在东坑口，就是仙姑庙进去的转角。那里峡窄岩坚，两山相距不会到现今水库大坝长度的一半；转角进内，开阔平广，库容量大，只是水源略少。在外行人看来，确实是造水库的优等地方。但后来为什么把坝址移到原来的廊桥处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可能是水源少的原因吧。

　　“瑠田人当官长”。瑠田村人自称有136根三角皮带，就是说有136个军官，因为军官佩手枪，都斜挂皮带与当腰带的皮带构成三角。瑠田人的确有些自傲和张扬，记得我小时去瑠田走亲戚，曾看到村里最显眼的墙壁上有一行标语，原话已记不清，大意是：瑠田人平民出外，当官归来。字有面盆般大，朱红色。那时瑠田200多户人家，当军官的就有136个，那是个什么比例呀。加上乡政府在瑠田，乡长也是瑠田人，大商人、大富豪也有好几个，焉有不自傲的？

　　不过也有好处，出外的多，见过大世面的多，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自然影响了村风，村人的想法作派自有不同于一般农村的地方。举个例子，瑠田村的水埠头就不同凡响。那里养有许多鱼，大多一尺多长，除了鱼的个头儿大，数量多外，那情景却极像柳宗元《小石潭记》所描写的：“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更令人惊异的是村妇排在埠头洗衣洗菜，鱼儿便混在衣菜中穿梭翻滚作乐，还会和村妇的红素手挨摩亲吻，活像顽皮孩子和母亲搅乱。人和鱼融洽到如此程度，我至今还没有在别处看到过。参加工作后，有次到杭州出差，在花港观鱼时，我就联想到瑠田的水埠头，觉得后者比前者更难得，因为前者是城市，后者是山村。前者有人管理，后者全凭村民自爱。要是在我村，“白天不捉去，夜里也偷光了。”

　　另一个我印象深刻的是瑠田小学。学校有个军乐队，春秋时节远足时，队员一律穿白衬衫、蓝长裤，四个小号手特别令人注目，他们挺胸鼓腮，十分卖力地吹着：“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帝带大……”外村的孩子羡慕得目瞪口呆。

　　剡源乡能够和瑠田抗衡的是山口。山口是名副其实的山口，背靠西白山，面朝广阔的平原，扼守着两座大山出口：从北面的口子进去，沿剡溪，经瑠田，穿通源，翻上王岭，直通诸暨，是嵊州西乡去诸暨的必经要道；从西面的口子进去，经下西坑、挂壁铜锣，高山峻岭连绵不断，直达葛英村、三王堂和西白山主峰，与小崑连接。因为地居要冲，历史上屡有兵争。传说太平天国时山口村曾发生过一场大战，有两兄弟武艺高强，为保护村民不受其害，背靠背力战太平军的两面夹攻，先后阵亡。太平军在我们这里的老辈人口中似乎印象不好，称他们为“长毛造反”，所以抵抗太平军的两兄弟便成为英雄。

　　但山口出名的却是“落丝厂”的多，据说上海的众多丝厂没有一家无山口人。文革初，红卫兵大串联时，我也串联到上海，在大字报看厌了后，我想到我父亲在上海的好友那里去作客。可是我没有带来地址，怎么办？我想到了“山口人落丝厂”这句话。于是我走进了就近的美亚丝厂，遇到的第一人恰好是山口人，他是丝厂传达室的管理人员。当知道我找雅璜的张云迁后，说：“张云迁我认识，但不知道住址。厂里有个雅璜人，我给你找来一问便知。”他给找来的是周樟源，虽然我们年龄悬殊，未有交往，但面相认识。他一听我找张云迁，就说：“他呀，在曹家渡上海绢纺厂……”在大上海要找一个不明地址的人，原本是大海捞针，我却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山口人在上海落丝厂的人多，确是名不虚传的啊。

　　因为上述原因，山口人行为做事就有些城市气派。他们很重视教育，他们的学校办得早，校舍大，学生多。学校在山口对面，隔江相望，操场边有古时留下的三个高耸的石牌坊，校旁有几家民居，从村口望去，像个村落一般。山口的成年人无论家里有多困难，也要给孩子上学。山口出外做事的人常常会集体给学校赠送图书和文体器具，有一年赠送的是整套军乐。山口村校若同瑠田小学比较，则各有所长，瑠田小学有气派，山口小学有内涵。

　　其次，上海是国共两党活动的重点，工人运动活跃，所以山口人干革命的多，共产党的干部也多。解放后，剡源乡政府从瑠田移到山口，乡干部也多是山口人。我们村的土改干部钱杏林就是山口人，那时他整日背着步枪，在村中走动，在台上报告，威风八面，一呼百应。直至“文革”前，县委和县府的许多部门都有山口人的身影，光“章”字辈的人就有好几个。

　　解放初，农村剧团很普遍，大部分剧团演的是越剧、绍剧、秧歌剧，山口剧团演的是京剧《血泪仇》《九件衣》，还有表演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无不显示出城市文化的影响。距今已过去60多年，那20个人唱着：“……咱们的汗珠往下淌，咱们的脸上放红光……”时，那状貌、那身姿、那气势、那歌声还能让我感奋。

　　“种糖棍”的雅璜村是标准的农村，村民的思想作为无不显出农民的特点。雅璜村现在是大村了，有636户，解放初也有360多户，但上溯300年是个小村，距雅璜一里的金村却是个大村。传说雅璜最早的住户是明末来此避祸的朱元璋的后代，后来又陆续聚集了其他姓氏的村民，但村子老是不发达，就请了个风水先生来看，他说雅璜的龙脉逃到金村去了。于是想些办法：在龙脉的逃路上造了个石柱庵，龙只好转头回雅璜，就在龙的回路上造了个回龙庵，庵后的田叫登龙坵，庵的东面造了胡公庙，两者中间靠后造了个石牌坊。为了防止龙另路向郯城溜，又在离村两里的地方造了乡王庙和铁佛庵，庙旁大路两旁各种一棵香樟树，形成了一条伸出挽留的长臂。龙只好安居雅璜，于是雅璜渐渐扩展了；金村闹了几次火灾，衰落成只有百多户的小村。这是雅璜的先祖们用以自夸的神话，不必当真。但雅璜村民特别相信风水神佛却是肯定的，所以雅璜的庵和庙特别多，除上面已提到的外，还有乌珠庵、西坂庵、张陈庙、关王庙、里外土地庙。

　　雅璜村前有河，村后有溪，坂中有塘，土地平广，实在是务农的好地方。主要种水稻和小麦，种糖棍是副业。但怎么以“种糖棍”出名呢？我看有两个原因：一是种糖棍普遍，几乎家家种；二是雅璜人种出的糖棍粗壮、松脆、甜正、汁多。这里土质适宜，村民经验丰富，种植积极性高。过去糖棍对村民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重要性不亚于煤炭对山西的重要性。雅璜村穷，没钱买水果吃，糖棍恰是上等水果。中秋过后，糖棍尚未长足，大人小孩就拣大的攀来吃了。霜降后连根掘起，运回家贮藏在杂屋里，随时取用，一直吃到来年春分。无论大人小孩，男女老少，凡是咬得动的都吃，天天吃，吃得人胖了，皮嫩了，精神旺了。自吃外还当礼物送人，走亲戚去，剥一捆样子好看点的背去；有朋友来，送一捆给他当回货，就像今天送苹果香蕉一样。更重要的是卖糖棍赚钱，这是雅璜人的主要财路。

　　我十多岁时为挣读书的费用也卖过几次糖棍。有次在长乐大街上卖，忽然望见曾教过我的邢传震老师踱来了，我急忙拉下凉帽。鲁迅是“破帽遮颜过闹市”，我是“凉帽遮面卖糖棍”。

　　后来改革开放了，政策宽松些了，雅璜人就把糖棍洗净榨汁熬成红糖卖，又用红糖做粟米糖、米海糖，财路更多了。糖棍的影响无处不在，难怪外村人都说“雅璜人种糖棍”了。

　　雅璜人守着土地，过着祖传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自给自足，安贫乐道。惊蛰一过，农忙就开始，太阳刚露脸，人们就出动了，村街上牛吼人喊，生气勃勃。我小时贪睡，母亲烧早饭也不能把我吵醒，往往是被门前大路上的牛吼醒的“姆妈——”，“昂妈，昂妈，昂妈——”其中夹杂着犁耙的碰撞声，人的吆喝声，牛蹄踏在石子路上的“格落，格落”声。屋里静得很，母亲和两个姐姐采桑叶去了，红光从窗口射进来，灰尘在阳光中翻筋斗，偶尔有蜘蛛从楼板垂下练吊环。待我起床后，村街上早已空荡荡的，静谧安详。母鸡在觅食，公鸡在踱步，潮润的路面在艳阳下冒水汽。

　　傍晚时另有一番情景，比王维在《渭川田家》写的还热闹。村里人缺少娱乐活动，他们唯一的调剂精神的方法是在晚饭后聚堆谈天。那时村里人口多，一个台门十五六人是常见的，热闹的地方有好几个，最热闹的地方是村前三架桥及其周围。桥是石板桥，长约17米，宽约1.5米，连接着大雅璜和小雅璜。每当夏夜，桥上、桥两头和两头的晒场上全是人，男的赤膊短裤，坐的，躺的，站的，密得插不下足；有的谈新闻，有的谈鬼怪，有的谈陈年旧事，有的谈黄色故事；稍有文化的讲《薛仁贵征东》《三侠五义》《精忠岳传》和梁山好汉。萤火虫在头上闪烁，艾把的浓香在弥漫，顽童在人缝里捉迷藏。老婆婆摇着扇子听妇女们教孩子唱儿歌：“一颗星，卜楞登，两颗星挂油瓶，油瓶油，好炒豆，豆花香，挂辣酱……”刚上学的小女孩，举着装有萤火虫的一截麦秆，在妇女旁边跳跃欢唱：“萤火虫，夜夜红，飞到西，飞到东，飞到我的瓶子里，让我做个小灯笼。”

　　雅璜人和睦相处，纯朴厚道，但也粗蛮。因为缺少文化，少有到大城市的机会，先进的城市文明的影响欠缺。雅璜人不是没有人出外干事的，也有几个是颇有名气的，如佘镜波、周荣佬、汪庭初等，但是他们一发迹后就“海阔洋洋，忘记爹娘”，一去不复返了，更何况这样的名人人数少，影响不了村里的风气。在这样的村里，宗族社会的痕迹根深蒂固，族长的权势很大，宗派观念很强，偶有小事就会不计后果地蛮干。我曾亲见过两次与外村人的械斗，一次是1947年深秋和开元人为争鱼发生的武斗，一次是1948年初夏和周村坂为小孩拔笋引起的大规模战斗。

　　那时我读小学二年级。那天是星期日，我的同学张某去周村坂拔笋，被周村坂人抓住，踩破盛笋的鱼篮，还被打了个耳光。张某哭回家告诉了父亲。张的父亲貌相和性格很像李逵，一听火冒三丈。我们这里有个老规矩：立夏过后的笋可随便拔，张某小孩子不知周村坂村边的长满树木的竹塍是例外，那是周村坂的守护塍，谁也动不得。张某的父亲认为是大人欺小孩，小村欺大村，就告诉族长。族长就发令教训教训夜郎自大的周村坂，当即命保丁敲锣发通知。保丁铜锣声嘡嘡地像火锣一样急迫，每到十字路口他就高喊：“诸位听好了，大家到三井屋里吃中饭，饭后和周村坂人打架去。”酒足饭饱，带着钩刀和棍棒的雅璜人就把周村坂包围了，一边攻打，一边砍伐护村塍上的竹木。周村坂村小心齐，放了一阵炮仗，男女齐上阵，缸爿瓦片就飞出来，砸伤了好些雅璜人。雅璜人攻破了一个城门，几把板枪稻叉刺出来，差点要了一个雅璜村人的命。雅璜人吃了大亏，夜里再次发动，第二天几乎倾村出动，两村之间的阡陌坟棚都是扛着锄头铁扎的雅璜人，还把护村用的十多条快枪火铳都用上了，“叭叭”、“轰轰”地往周村坂围墙里打，刀斧手狠命地砍护村塍上五株箩口粗的大松树，又把一个最勇猛的独天地佬拖出墙外打得半死。周村坂人火急赶到东阳巍山，请来一队当时威名远扬的三五支队，一场恶斗才被止住，但三株大松树已被砍倒，还有两株已砍进大半，不久也被风刮倒了。

　　那年冬天，周村坂闹了两次火灾，火锣敲到雅璜。雅璜有两台水龙，要是过去，不管手中在干什么活都会立即放下赶去救火，这次村人却拥在村头，看周村坂的大火熊熊燃烧。后来据说两次大火烧了两个最大的台门共20多户人家。又有人编出顺口溜：“周村坂，老鼠咬砧板，砧板跌落地，老鼠逃不及。”讽刺周村坂穷得连老鼠都没吃的。两村的矛盾到解放后才渐渐化解。

　　至于“郯城人开排厂”就不多说了，因为郯城虽有个至今犹存的排埠头，没有嵊义公路以前的确昌盛一时，但撑排搞运输的到底是人数不多，对郯城的影响微乎其微。

　　(本文作者：长乐镇剡源村人，退休教师。)

　　注释：

　　[1]此处的“剡溪”是指郯城江，古时认为剡溪的源头在西白山。由此，郯城江过去也被称为“剡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