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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农业中学的日子里
来源:嵊州新闻网 作者:周乃光 2015年06月09日16:40:11 

  1959年火热的盛夏,十九岁的我,高中毕业了。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被大学拒之门外。正当我打算去生产队大办农业的时候,县文教局来了一纸通知,改变了我的人生之旅。考不上大学的学生,居然一下子变成了农业中学的老师。

  报到那天,县文教局局长求德虎高兴地对我们说:“同学们,今天送你们到教育干校培训一个月,回来后我就要称呼你们老师了。”接着说了一席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的话。局里的人事干部叶德福同志就把我们一行40来人,送到设在慈溪县慈城镇的宁波专区教育干校,参加培训。我们40来人中,20多人是嵊县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有10多人来自新昌中学。那时新嵊两县合并,属于宁波专区,我们被编在嵊县班部。培训安排得相当紧张,主要是学庐山会议那个公报,听报告、讨论、写学习体会,最后才讲了些业务。我的收获是,记住了一句名言:“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知道了一个人和一本书:凯洛夫写了本《教育学》,是当老师的人必须好好去读的;还明白了课堂教育有五个环节:即组织教育、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当堂巩固、布置作业。就这样,我们于国庆前夕结业而归。

  本来,文教局是把我分派到崇仁民中去的,可是我回家一打听,邻居的孩子就有在崇仁民中读书的,年纪比我大、个子比我高,我怕管不住他们,就向崇仁区校校长崔良要求,能不能先让我到小一点的学校去。崔校长说:“正好升高农中还缺老师,你就到那里去吧!”就这样,我来到了升高农中。

  升高农中在崇仁镇廿八都村北一里多路,一座座落在田坂当中孤零零的小庙里,西边不到半里之遥是一个叫上相的小村子。小庙古老而陈旧。多少年后,我从民国《嵊县志》中查到,这座庙原来叫三义庙,清嘉庆五年(1800)上相村相孟义重建。到我们作校舍时,离重建也有160年历史了。不过此时作教室、办公室的房子已用石灰刷白,两尊菩萨被竹篱隔开,悄无声息地坐在教室一旁。当时升高农中有两个班级,初二年级20多人,男多女少;初一年级40多人,女多男少。老师就三个:负责人是下相村人相浩岳,还有一位是比我先一天报到、也是和我一起培训的新昌人,姓沈,再加上我。分工的时候,相老师说他教政治和农业常识,沈老师说他喜欢教数学,于是我成了语文教师。初二的物理没人教,相老师说你带带过去算了,我说好啊,就这么定了。

  定是这么定了,可真要上课却叫人犯难了。记得我第一次上课那天,一跨进教室,20多双圆溜溜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我这双细眯眯的小眼睛,我慌极了。连忙捧起化了一天功夫准备好的备课笔记,照本宣科地读了起来,整整一堂课,除了转身到黑板上写了几个粉笔字外,一直是埋头读笔记。我自己也觉得不像个教书的样子,可学生们还是很体谅我。下课后,相老师到学生中去征求意见,学生们反映说“这个老师好是好,就是胆小猛!”人在事中练,几个星期后,我的胆子就养大了,一进教室好像见到了许多小朋友,尽量把课讲得生动有趣,让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而且注重于启发他们的悟性。上语文课是过关了,教物理却有些难。农中真是一穷二白,除了几件农具,没有一点教具,没法做实验。我只好用打比方、画图形,还把一些概念、定律编成顺口溜,让学生们易记。结果在那学期结束时,全县农中来了一次物理统考,升高农中居然名列前茅,得到了区校崔校长的夸奖。我知道,这是学生们挑灯夜读的结果。原来当时农中采用的是全日制普通中学的课本,而农中的授课时间比他们少。为增加学习时间,我们把学生组织起来,以村为单位成立学习小组,让他们在煤油灯下读夜书,我们则分头到各村去进行辅导,常常一个晚上去两三个村子,忙到半夜才摸黑回到小庙。我们这样风雨无阻、辛勤付出,不仅加深了师生情谊,也使得一些学生家长备受感动。有几个学生家长甚至想把他们的待嫁之女说合给我,可那年我虚岁才十九,根本没有把这档子事列入议事日程,这些好心的升高父老终于没有成为我的岳父。这段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学生也好,家长也好,都是希望得到知识的。人间正道,教育为先,此言不差!

  农业中学是上午上课,下午下田。升高农中有30来亩水稻田,10多亩在学校附近的上相村边,还有的在五里路外、要翻过一道山岗才能到达的黄家市村旁边。好在学生们都是农家子弟,有几位年岁比我还大,对于做田坂生活并不陌生,干起来他们就成了我的师傅,而且还常常体谅和关心我这个“徒弟”,看到我干活干得头上冒汗了,马上说“老师你休息,我们多干点好了!”有一次,我们去黄家市坂割晚稻,等打稻机打完了最后一束稻,已经是“金乌西坠,玉兔东升”的时分。男同学们挑着谷担在前面走了,我和几位抬谷箩的女同学走在后面。当我吃力地挑着百余斤的谷担,好不容易地迈上山岗,再也迈不开步了。正在这时,后面一位年纪稍大的女同学看见了,连忙赶上来,抢过了我的担子,挑起就走,没一会她也累得步子踉跄起来,重担压得她背也弯了,但她始终没有放下,一直挑到学校,头发湿透了,紧贴在红扑扑的脸上。她的行动使我悟到,人在困难时刻能够得到别人的援助,心里是多么地温暖啊!

  农中种出来的粮食,晒干扬净后都要全部送到崇仁粮站,卖给国家。粮食数字给划出田亩的生产队抵扣征粮任务,钱作为农中的办学经费。秋收以后,田里的农活不多,我们就被安排去挑水库。当时张村水库正在兴建之中,我们去那里劳动,有时还得开夜工,可以吃一碗粥。我吃完粥后,发现碗底里刻着“张库偷来的”五个大字。原来是水库食堂人员担心碗失少想出来的办法。

  通过一年的劳动,我对于干农活多少摸着了点门道。唯有一样生活始终没有学会,这就是拔秧。内行人拔的秧是一层层卷着的,分插时结头一抽很容易拍成一丛丛。可我拔的秧则紧紧一团,不但洗不干净,也掰不均匀,秧缚结头也打不好。所以对拔秧记忆这么深刻,还因为我碰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是1960年盛夏的一天,天刚露出鱼肚白,我就到瞻山庙边的一丘秧田去拔旱秧。不一会张忠贵同志拿了条秧凳也来了。他是廿八都四村的党支部书记,此时兼任升高农中的校长。因为那时正是“工人工人不如农民一根田塍”的时候,相浩岳老师辞职回乡务农去了,上级正式任命他兼校长。忠贵同志坐到我旁边,教我拔秧、缚秧,教了一会,突然转过身子对我讲起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并希望我能写张入党申请书。我感到意外极了,转身看着他。这时鲜红的朝霞涌上了东方的天际,映在他古铜色的脸膛上,他的神情是那么地诚恳,凝重。看样子他是非常认真的。我深知在那样的年代,我这样的家庭背景的人是入不了党的。我不忍心让这位好心的书记失望,答应考虑考虑。但最后还是没有勇气呈上这份申请书,只是在内心深处深深地敬重这位忠厚的共产党员。

  放暑假时,沈老师也辞职了,我却想把这些朝夕相处的学生带到初中毕业。谁知世事多变,过了没几天,上面来了通知,说是农业中学要进行整顿,崇仁地区原有的富润、升高、广利三所农中合并,成立富润农业班,学生减到40人,其余学生一律回家大办农业。当时正值“双抢”大忙季节,连会都没好好开过一次,升高农中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我被安排到富润农业班任教,这年秋天我带着无限的留恋和遗憾,和10多位还想继续求学的学生一起,来到富润农业班。

  富润农业班设在下安田村北面山岗上的兰山庙。这是一座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的太祖庙,庙很小,只能容纳40来人的住宿和学习,烧饭的地方还是在中间小天井旁临时搭起来的。负责人叫姚百棠,来前是富润的农技员,他有句口头禅,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姚百棠。”听领导的话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和农技课当然是他教了。余下的班主任、语、数、理、化全由我这个“全科教师”大包干了。我感到有些为难,倒不是因为工作量太大,而是因为学生程度不一,有的读过初一,有的读过初二,我们总不能上复式班呀!考虑的结果,语文用初三课本,数理化先从复习初二教起,初三课本也一同买来。好在大多数学生住校的,我就把夜自修也利用起来,作为教学时间,还把学生组织起来,结对帮学。尽管当时正是粮食极度困难之时,师生们每天喝着汤水似的薄粥,兰山庙里的琅琅书声还是十分响亮的。时过五十多年,种种细节已渐渐淡忘,唯有两件事记忆犹新。

  一件是辛辛苦苦地办了件违背科学规律的事。这就是大种冬小麦。农业班种的是下安田村边的30多亩水稻田。秋收冬种时,姚老师和我被叫到富润去开半夜会议,会议贯彻上级推广三熟制的号召,秋收后全部田块都要种上冬小麦,而且要用先进的耕作技术,改传统的点播为条播、散播。对于这项工作,当时许多人都持不同意见,很难推广。但我们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回校后,我们就忙开了,一面翻土,一面削草木灰作肥料,姚老师在前面作样子,我们跟在后面依葫芦画瓢。这年的寒风来得特别早,刚过中秋,广袤的田野上早已绿意褪尽。我们穿着秋衣,在寒风中吃力地劳动着,种麦的进度十分缓慢,到全部播种完毕,早已误了农时。麦苗发芽了,黄恹恹的,细如发丝,估计收不了几颗麦。真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还有一件是我自告奋勇办了件好事,这就是保护耕牛。农业班里养着两头黄牛,一大一小,是原先富润农中转过来的。那年头,常听说集体的耕牛和猪半夜被人偷盗的事。为了保护好这两头耕牛,开始我们在兰山庙外的牛栏屋前站岗守夜,后来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找了个身材高大的男生,就是上安田村的尉木千,两人把被铺搬到牛栏屋,在牛栏上搁了几块木板,垫上厚厚的稻草,人就睡在上面。还请姚老师到供销社开后门,买来两节电池,备好防身木棍,以防万一。就这样,每天夜里,我俩海阔天空地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地在牛嚼稻草的悉索声中酣然入睡。整整一个严冬,没有出什么意外。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农业班的办学时间居然没能维持满一个学年。就在第二年麦收时节,一天突然来了三位说是县文教局派来的同志,一进门就盘点校产、查看账目,让姚老师汇报情况,让我用蜡纸刻印一张“结业证书”,接着召开学生大会,宣布响应党的号召,回乡支援农业。第二天一早,同学们早早起来,挑着铺盖,带着还没教完的课本,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兰山庙。我在农业中学工作的生活的岁月就此画上了句号。

  艰难岁月,往往令人特别难忘。尽管农业中学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初时蓬勃而起,顷刻又倏然消亡,然而它毕竟是我县教育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种办学形式,曾经锻炼和培养过一批年轻人。后来,我断断续续地了解到,我教过的农中学生中,有的当了乡干部,有的当了小学教师,还有的参军入党、转业后做文化工作,他们都说:“农中读过,退板勿起!”至于对我这个曾经一起同甘共苦过的老师,更是一往情深,敬重有加。然而,对于这段历史,《嵊县志》上的记载很简单:“1958年,全县有农业中学77所,学生3192人。1959年下半年整顿合并为32所,1962年仅剩长乐、黄泽二所,学生80余人。”我的这段回忆,就算是为这段记述添上一点细节吧!

  (本文作者:原嵊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原《嵊州政协》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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