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火热的盛夏，十九岁的我，高中毕业了。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被大学拒之门外。正当我打算去生产队大办农业的时候，县文教局来了一纸通知，改变了我的人生之旅。考不上大学的学生，居然一下子变成了农业中学的老师。

　　报到那天，县文教局局长求德虎高兴地对我们说：“同学们，今天送你们到教育干校培训一个月，回来后我就要称呼你们老师了。”接着说了一席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的话。局里的人事干部叶德福同志就把我们一行40来人，送到设在慈溪县慈城镇的宁波专区教育干校，参加培训。我们40来人中，20多人是嵊县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有10多人来自新昌中学。那时新嵊两县合并，属于宁波专区，我们被编在嵊县班部。培训安排得相当紧张，主要是学庐山会议那个公报，听报告、讨论、写学习体会，最后才讲了些业务。我的收获是，记住了一句名言：“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知道了一个人和一本书：凯洛夫写了本《教育学》，是当老师的人必须好好去读的；还明白了课堂教育有五个环节：即组织教育、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当堂巩固、布置作业。就这样，我们于国庆前夕结业而归。

　　本来，文教局是把我分派到崇仁民中去的，可是我回家一打听，邻居的孩子就有在崇仁民中读书的，年纪比我大、个子比我高，我怕管不住他们，就向崇仁区校校长崔良要求，能不能先让我到小一点的学校去。崔校长说：“正好升高农中还缺老师，你就到那里去吧！”就这样，我来到了升高农中。

　　升高农中在崇仁镇廿八都村北一里多路，一座座落在田坂当中孤零零的小庙里，西边不到半里之遥是一个叫上相的小村子。小庙古老而陈旧。多少年后，我从民国《嵊县志》中查到，这座庙原来叫三义庙，清嘉庆五年(1800)上相村相孟义重建。到我们作校舍时，离重建也有160年历史了。不过此时作教室、办公室的房子已用石灰刷白，两尊菩萨被竹篱隔开，悄无声息地坐在教室一旁。当时升高农中有两个班级，初二年级20多人，男多女少；初一年级40多人，女多男少。老师就三个：负责人是下相村人相浩岳，还有一位是比我先一天报到、也是和我一起培训的新昌人，姓沈，再加上我。分工的时候，相老师说他教政治和农业常识，沈老师说他喜欢教数学，于是我成了语文教师。初二的物理没人教，相老师说你带带过去算了，我说好啊，就这么定了。

　　定是这么定了，可真要上课却叫人犯难了。记得我第一次上课那天，一跨进教室，20多双圆溜溜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我这双细眯眯的小眼睛，我慌极了。连忙捧起化了一天功夫准备好的备课笔记，照本宣科地读了起来，整整一堂课，除了转身到黑板上写了几个粉笔字外，一直是埋头读笔记。我自己也觉得不像个教书的样子，可学生们还是很体谅我。下课后，相老师到学生中去征求意见，学生们反映说“这个老师好是好，就是胆小猛！”人在事中练，几个星期后，我的胆子就养大了，一进教室好像见到了许多小朋友，尽量把课讲得生动有趣，让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而且注重于启发他们的悟性。上语文课是过关了，教物理却有些难。农中真是一穷二白，除了几件农具，没有一点教具，没法做实验。我只好用打比方、画图形，还把一些概念、定律编成顺口溜，让学生们易记。结果在那学期结束时，全县农中来了一次物理统考，升高农中居然名列前茅，得到了区校崔校长的夸奖。我知道，这是学生们挑灯夜读的结果。原来当时农中采用的是全日制普通中学的课本，而农中的授课时间比他们少。为增加学习时间，我们把学生组织起来，以村为单位成立学习小组，让他们在煤油灯下读夜书，我们则分头到各村去进行辅导，常常一个晚上去两三个村子，忙到半夜才摸黑回到小庙。我们这样风雨无阻、辛勤付出，不仅加深了师生情谊，也使得一些学生家长备受感动。有几个学生家长甚至想把他们的待嫁之女说合给我，可那年我虚岁才十九，根本没有把这档子事列入议事日程，这些好心的升高父老终于没有成为我的岳父。这段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学生也好，家长也好，都是希望得到知识的。人间正道，教育为先，此言不差！

　　农业中学是上午上课，下午下田。升高农中有30来亩水稻田，10多亩在学校附近的上相村边，还有的在五里路外、要翻过一道山岗才能到达的黄家市村旁边。好在学生们都是农家子弟，有几位年岁比我还大，对于做田坂生活并不陌生，干起来他们就成了我的师傅，而且还常常体谅和关心我这个“徒弟”，看到我干活干得头上冒汗了，马上说“老师你休息，我们多干点好了！”有一次，我们去黄家市坂割晚稻，等打稻机打完了最后一束稻，已经是“金乌西坠，玉兔东升”的时分。男同学们挑着谷担在前面走了，我和几位抬谷箩的女同学走在后面。当我吃力地挑着百余斤的谷担，好不容易地迈上山岗，再也迈不开步了。正在这时，后面一位年纪稍大的女同学看见了，连忙赶上来，抢过了我的担子，挑起就走，没一会她也累得步子踉跄起来，重担压得她背也弯了，但她始终没有放下，一直挑到学校，头发湿透了，紧贴在红扑扑的脸上。她的行动使我悟到，人在困难时刻能够得到别人的援助，心里是多么地温暖啊！

　　农中种出来的粮食，晒干扬净后都要全部送到崇仁粮站，卖给国家。粮食数字给划出田亩的生产队抵扣征粮任务，钱作为农中的办学经费。秋收以后，田里的农活不多，我们就被安排去挑水库。当时张村水库正在兴建之中，我们去那里劳动，有时还得开夜工，可以吃一碗粥。我吃完粥后，发现碗底里刻着“张库偷来的”五个大字。原来是水库食堂人员担心碗失少想出来的办法。

　　通过一年的劳动，我对于干农活多少摸着了点门道。唯有一样生活始终没有学会，这就是拔秧。内行人拔的秧是一层层卷着的，分插时结头一抽很容易拍成一丛丛。可我拔的秧则紧紧一团，不但洗不干净，也掰不均匀，秧缚结头也打不好。所以对拔秧记忆这么深刻，还因为我碰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是1960年盛夏的一天，天刚露出鱼肚白，我就到瞻山庙边的一丘秧田去拔旱秧。不一会张忠贵同志拿了条秧凳也来了。他是廿八都四村的党支部书记，此时兼任升高农中的校长。因为那时正是“工人工人不如农民一根田塍”的时候，相浩岳老师辞职回乡务农去了，上级正式任命他兼校长。忠贵同志坐到我旁边，教我拔秧、缚秧，教了一会，突然转过身子对我讲起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并希望我能写张入党申请书。我感到意外极了，转身看着他。这时鲜红的朝霞涌上了东方的天际，映在他古铜色的脸膛上，他的神情是那么地诚恳，凝重。看样子他是非常认真的。我深知在那样的年代，我这样的家庭背景的人是入不了党的。我不忍心让这位好心的书记失望，答应考虑考虑。但最后还是没有勇气呈上这份申请书，只是在内心深处深深地敬重这位忠厚的共产党员。

　　放暑假时，沈老师也辞职了，我却想把这些朝夕相处的学生带到初中毕业。谁知世事多变，过了没几天，上面来了通知，说是农业中学要进行整顿，崇仁地区原有的富润、升高、广利三所农中合并，成立富润农业班，学生减到40人，其余学生一律回家大办农业。当时正值“双抢”大忙季节，连会都没好好开过一次，升高农中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我被安排到富润农业班任教，这年秋天我带着无限的留恋和遗憾，和10多位还想继续求学的学生一起，来到富润农业班。

　　富润农业班设在下安田村北面山岗上的兰山庙。这是一座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的太祖庙，庙很小，只能容纳40来人的住宿和学习，烧饭的地方还是在中间小天井旁临时搭起来的。负责人叫姚百棠，来前是富润的农技员，他有句口头禅，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姚百棠。”听领导的话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和农技课当然是他教了。余下的班主任、语、数、理、化全由我这个“全科教师”大包干了。我感到有些为难，倒不是因为工作量太大，而是因为学生程度不一，有的读过初一，有的读过初二，我们总不能上复式班呀！考虑的结果，语文用初三课本，数理化先从复习初二教起，初三课本也一同买来。好在大多数学生住校的，我就把夜自修也利用起来，作为教学时间，还把学生组织起来，结对帮学。尽管当时正是粮食极度困难之时，师生们每天喝着汤水似的薄粥，兰山庙里的琅琅书声还是十分响亮的。时过五十多年，种种细节已渐渐淡忘，唯有两件事记忆犹新。

　　一件是辛辛苦苦地办了件违背科学规律的事。这就是大种冬小麦。农业班种的是下安田村边的30多亩水稻田。秋收冬种时，姚老师和我被叫到富润去开半夜会议，会议贯彻上级推广三熟制的号召，秋收后全部田块都要种上冬小麦，而且要用先进的耕作技术，改传统的点播为条播、散播。对于这项工作，当时许多人都持不同意见，很难推广。但我们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回校后，我们就忙开了，一面翻土，一面削草木灰作肥料，姚老师在前面作样子，我们跟在后面依葫芦画瓢。这年的寒风来得特别早，刚过中秋，广袤的田野上早已绿意褪尽。我们穿着秋衣，在寒风中吃力地劳动着，种麦的进度十分缓慢，到全部播种完毕，早已误了农时。麦苗发芽了，黄恹恹的，细如发丝，估计收不了几颗麦。真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还有一件是我自告奋勇办了件好事，这就是保护耕牛。农业班里养着两头黄牛，一大一小，是原先富润农中转过来的。那年头，常听说集体的耕牛和猪半夜被人偷盗的事。为了保护好这两头耕牛，开始我们在兰山庙外的牛栏屋前站岗守夜，后来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找了个身材高大的男生，就是上安田村的尉木千，两人把被铺搬到牛栏屋，在牛栏上搁了几块木板，垫上厚厚的稻草，人就睡在上面。还请姚老师到供销社开后门，买来两节电池，备好防身木棍，以防万一。就这样，每天夜里，我俩海阔天空地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地在牛嚼稻草的悉索声中酣然入睡。整整一个严冬，没有出什么意外。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农业班的办学时间居然没能维持满一个学年。就在第二年麦收时节，一天突然来了三位说是县文教局派来的同志，一进门就盘点校产、查看账目，让姚老师汇报情况，让我用蜡纸刻印一张“结业证书”，接着召开学生大会，宣布响应党的号召，回乡支援农业。第二天一早，同学们早早起来，挑着铺盖，带着还没教完的课本，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兰山庙。我在农业中学工作的生活的岁月就此画上了句号。

　　艰难岁月，往往令人特别难忘。尽管农业中学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初时蓬勃而起，顷刻又倏然消亡，然而它毕竟是我县教育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种办学形式，曾经锻炼和培养过一批年轻人。后来，我断断续续地了解到，我教过的农中学生中，有的当了乡干部，有的当了小学教师，还有的参军入党、转业后做文化工作，他们都说：“农中读过，退板勿起！”至于对我这个曾经一起同甘共苦过的老师，更是一往情深，敬重有加。然而，对于这段历史，《嵊县志》上的记载很简单：“1958年，全县有农业中学77所，学生3192人。1959年下半年整顿合并为32所，1962年仅剩长乐、黄泽二所，学生80余人。”我的这段回忆，就算是为这段记述添上一点细节吧！

　　(本文作者：原嵊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原《嵊州政协》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