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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中国外交部确认将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档案文献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一个项目，专门用以保存对人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因种种原因正在消失或正被遗忘的历史文献和档案。其宗旨是，为了让世界上所有人可以永远无障碍地接触到这些档案或文件，进入名录的遗产应将被完整保存和保护。“慰安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此次中国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是20世纪日本法西斯侵略亚洲留下的惨痛一页，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于苦难的集体记忆，烙入全世界文明进程的发展中去，将成为一个镜鉴，不断提示后人，警示后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就是此次申报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苏智良，1956年生，嵊州市三界镇沈湖村人。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后留校继续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直至1985年毕业。1990年代曾赴日本东京大学研修。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著名抗日战争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上海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委宣传部咨询委员等。著有《中国毒品史》、《慰安妇研究》《日本性奴隶》《海上枭雄—黄金荣与上海社会》《血泪慰安妇》(原著者)等，并在《中国社会学》《历史研究》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曾获上海市第五届哲社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上海市第四届哲社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上海市第三届哲社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上海市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全国优秀教师等。他原来主要研究上海近代史、毒品史、黑社会史。1992年开始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被誉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
偶然激发“慰安妇”研究
1991年6月初，上海师范大学选取副教授苏智良为公派客座研究员去日本大学进行为期1年的学习深造。
1992年3月的一个周末，苏智良同几十位世界各地的学者在一家咖啡馆里闲聊。一位日本教授向他求证“中国也有慰安妇”、“日军的第一家慰安所在上海”的说法是否真实。苏智良是研究上海近代史的学者，偏重于上海黑社会及毒品史，对此并不清楚，但他觉得作为一个上海近代史学者，有责任把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搞清楚。
1993年4月的一天，苏智良发现一张照片：左右两方分别两座木板房，中间一片空场地，有一个日本军人正欲走进一个房间，旁边正有一个身穿和服的背景女人在服侍他。这本薄薄的日文书《从上海到上海》，是在上海派遣军做过军医官的麻生彻男写的回忆录。这位军医亲眼见到了日本军队在上海杨家宅建立“陆军娱乐所”的过程，当年慰安所订立的具体慰安规定。
“地毯式”搜寻上海“慰安妇”
1993年6月11日，苏智良带着那张照片、砖头一般厚重的图书资料和心中涌动的一个重大课题，回到了上海。苏智良找来上海地图一查，发现上海叫杨家宅的地方竟然有十几个，而且分布在城区的东西南北。他决定来个“地毯式轰炸”，逐个地方实地查访。
1994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苏智良来到了上海东北角，寻觅位于军工路西侧，翔殷路南侧的杨家宅，一位叫杨仙仙的老人说，从1925年起，她就在这里一家日本人开的工厂做工，一直干到日本人投降，这里除了有日本人开的几家纱厂外，没有一座兵营和妓院。这可是最后一个杨家宅呀——苏智良满腹狐疑，悻悻回家。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苏智良又来到这个杨家宅。他拿出地图，目光从杨家宅移到了不远处的东沈家宅，心中油生一个念头：自己不能光盯住杨家宅，应该将调查范围扩大。他决定去东沈家宅看看。在东沈家宅，一位叫史留留的老人说：“……1937年8月下旬，日本兵从虬江码头登陆，占领了东沈家宅。他们把村里人全部赶到西面，在村子北面设立了兵营。到这年冬天，日本兵又将村子东面的残屋全部拆除，建造起10来幢木结构的平房，每幢有10个房间，每间大约有10来个平方米。不久，这里就挂起了‘杨家宅娱乐所’的牌子，我们这里人管它叫‘东洋堂子’。”老人还肯定了照片上的房子就是那个“东洋堂子”。回到家中，苏智良挑灯夜战。翻出了从日本带回来的图书，进行比勘对证。从书中，他找到了日军在上海的最大慰安所——杨家宅娱乐所的创立过程、内部布局、慰安人员、慰安规定等基本情况。
为了还原历史，苏智良背着相机，走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用尽了所有的星期天，找到了几十位历史见证人，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基本上搞清了上海的慰安所详情。从1931年底日本海军在其最大的海外基地——上海开始推行军队性服务措施，设立4个海军指定慰安所以后，慰安所就在不断增长、扩充中，从经营规模最大的杨家宅“慰安所”，到世界上第一处“慰安所”遗址“大一沙龙”，他认定上海的慰安所共达160多个。
一次中国“慰安妇”受难史的大调查
苏智良默默钩沉，转眼到了1997年4月。苏智良所在的学校对他的调查研究大加赞扬，并将其作为学校的一个重大课题立项，由苏智良全面负责。苏智良开始设计全国调查的路线图，他把调查范围定为南方的慰安所和北方的慰安所两大块，南方又以南京为第一站。苏智良于1997年8月10日去南京。第一天，他就在鼓楼一带找到慰安所，然后在白下路312号找到大华慰安所、桃源路3号找到共乐馆慰安所、利济巷普爱新村找到东云慰安所……仅1个月，苏智良在南京城找到了20多个日军慰安所，而且有些遗址至今尚存。他又通过对南京的档案进行寻检，最后得出结论：日军在南京设立的慰安所遍布南京城的大小街巷，至少不会少于300座，其规模远远超过上海；其制度，无出其右地完善。
尔后，苏智良继续南下，在杭州寻访了10多天，被告知西湖边上曾设有慰安所，而且有十几座，里面有很多穿着旗袍的中国女子，她们经常到西湖边上洗头。他还先后寻访了慈幼路泗水新村的关门亭慰安所、长生路湖边村8号的长生楼慰安所、湖边村9号的鹤屋慰安所旧址。10多天后，苏智良去了南通、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常州、富阳、嘉兴、定海、象山、金华、宁波等城市，每到一地都有很大的发现。
这年年末，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迎接新年，苏智良却在寒风中开始了第二次征途。调查从广州然后北上到湖南的几个主要城市，转至福建、江西、安徽，西行到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最后到湖北、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北京、天津、内蒙。行程数万里，收获甚丰。最令人庆幸的是，他在山西和湖北见到了十几位幸存的中国“慰安妇”，他们向苏智良详细陈述。有的领着苏智良，来到她们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做“慰安妇”的土房和窑洞前，凄怆地哭诉。苏智良的心灵被猛烈地撞击，怒火在他的胸膛升起。他发誓要把中国“慰安妇”的真相揭开并昭示于国际社会，而且要让日本政府付出赔偿。 1998年4月，他到东北三省，找到有记载的慰安所400余所(座)，十几座尚存遗址；1998年5月，他到海南这个弹丸之地，竟找到慰安所60余所，见到两位幸存的中国“慰安妇”。至此，苏智良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搜集资料达几百万字，拍摄照片几千张，耗费约4万余元。
铁证搜寻仍在继续，20年间苏智良足迹遍及全国，找到数以千计的慰安所原址。
舌战日本右翼分子
1998年5月，苏智良进入他撰写“慰安妇”研究专著的阶段。就在这时，他接到日本一个民间组织的邀请函，请他到日本演讲日军当年在华实行“慰安妇”制度的野蛮暴行。这年12月，苏智良在日本先后进行了7场演讲，有照片有录像有旁证有历史资料，所到之处听众踊跃，群情激动。许多日本人当着苏智良的面，对他们曾经犯下的罪恶深深愧疚。一些日本老兵不但帮着维持秩序，还为他提供了许多资料。
然而，日本的右翼却大肆阻挠破坏演讲。在大阪演讲的时候，一伙右翼分子开着30辆汽车，围住了会场，嗥叫着“中国没有‘慰安妇’”“日本军人没有征集中国妇女”的口号，向苏智良示威。面对右翼分子的猖狂进攻，苏智良义愤填膺，操起会场上的麦克风，用日语对他们怒斥：“你们想否认中国有‘慰安妇’，否认那段历史，这是白日做梦。请你们记住，真实的历史是不容抹杀的，是任何人也掩盖不了的。我告诉你们，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作为用多年心血进行实际调查的中国人，我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向你们说明，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在中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他们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性奴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为悲惨最为暴虐的事件。这段历史真相，不但我能证明，就是现在台下的一些日本老兵也能证明，你们日本的一些学者也能证明……”苏智良慷慨陈词，有理有据，右翼分子不得不败下阵来。
几天后，一些日韩学者找到苏智良进行“慰安妇”学术交流。一位韩国学者提到他们本国研究出的关于日军征集“慰安妇”的实际数字，即朝鲜半岛第一，总人数15万左右，中国第二，总人数10万左右，其余分别为菲律宾、印尼等国。苏智良对此提出置疑，认为应是中国第一。韩国学者便拿出一份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的《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明确指出，朝鲜半岛的妇女充当慰安妇达15万人，是受害国中最多的。苏智良决定在国内策划召开慰安妇听证控诉大会，让世人知道中国才是最大的慰安妇受害国，重新改写联合国人权报告。回国后，苏智良一头扎进专著最后两章的写作。1999年2月，终于完成了30万字的中国首部慰安妇研究专著，定名《慰安妇研究》。
《慰安妇研究》是中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向世人披露中国才是最大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国。此书一出，即刻引起不小轰动。国内的多家媒体对该书进行了报道，国外许多媒体还视苏智良为敢吃螃蟹有独创贡献的新一代学者。他根据目前文献和调查已知的资料推算，全世界共有40万各国的妇女成了日军性奴隶，其中一半是中国人，还有14至16万人是朝鲜半岛的受害者，余下的是东南亚以及日本当地的大约有两万“慰安妇”，以及其他的少数一些白人。
让日军罪恶昭示全世界
尽管专著出版了且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但是，面对区区3000册受众极其有限的印刷数，苏智良感到沮丧。写一本面向大众的通俗慰安妇读物的念头，就这样萌芽了。同时，苏智良开始了国际听证会的申请工作。一波三折之后，苏智良总算可以全力筹备大会了。
这期间，苏智良见缝插针抢时间，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慰安妇通俗读物——《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
大会终于在2000年3月30日成功召开。苏智良做了“慰安妇”调查的公开报告。3位幸存的中国“慰安妇”——万爱花、陈亚扁、陆秀珍老人各自进行血泪控诉，将此次听证会推向了高潮。会上，有几名西方记者不无狐疑地问他：“你花了这么多年的心血，花了家里几乎全部的积蓄，可日本政府恐怕既不会道歉，也不会赔偿，你是不是白公布了真相？你觉得值吗？”苏智良大声地告诉他们：“作为中国学者，将日本人掩盖的罪恶历史彻底揭开，是我的责任。至于我个人耗费了钱财，那与我们民族尊严受到挑战是不可比拟的。”4月2日，大会通过了苏智良起草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言》，及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认罪，给中国受害妇女赔偿的白皮书。国际歌声中，大会宣告结束。
通过与会的外国学者介绍，韩国已建成了“慰安妇”纪念馆，我国台湾也在筹建，另外一些有过“慰安妇”的国家也都在积极的准备中。苏智良认为，中国是“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又是最大的受害国，况且大量的慰安所遗址尚存，在中国应当建一座有相当规模的慰安妇博物馆，把这段屈辱历史永远保存下来，供国人参观，并成为向日本进行公开控诉的具体载体。经过初步分析，苏智良认为在上海公平路425号的海乃家慰安所遗址建博物馆最为合适。海乃家是一家高级慰安所，服务的全部是日本海军军官，除在日军掳来的中国妇女中挑选“慰安妇”外，还有朝鲜女子，日本女子。为扩大经营规模，之后海乃家又在附近开设了一家“别馆”，到1940年时，海乃家共有“慰安妇”40人，其中来自日本和朝鲜的各10人，中国慰安妇20人。
成立“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在苏智良家中，存放着40多盘口述磁带，是他与学生奔赴白山黑水、黄土高原寻访时录制的，“血泪交加，惨不忍听。”苏智良叹息，三分之一的受害者性器官受损无法生育，遭到夫家抛弃，而自杀、精神崩溃者更是难以计数。“有幸存者7岁就被3个日本兵强暴，她说从那时起每天使用尿布，我忍不住流泪……”孑然一身，最终老无所依，但依然承受来自社会的压力与歧视。曾有4位老人特地从深山赶到当地县政府，坦陈自己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而对方的回复竟是“你们做了这样的事还好意思说，回去吧！”
世俗目光刺目，很多人选择沉默。探访中，苏智良与他的调查团队不止一次被老人及家属呵斥“胡说八道”、扫地出门。“有名上海的幸存者，起先矢口否认，末了她附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句，‘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就让它烂在我的心里吧。’”
但是，对于国家和人类，历史不该被遗忘。在他的倡议下，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并在各地聘请了60位调查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文化程度不一，有教授、律师，也有农民。他们的足迹遍及20多个省市，就这样找到一个个幸存者，努力劝说她们接受采访，为她们录音、录像，记录下她们的苦难经历。2000年申请下国家项目：中国“慰安妇”幸存者调查。2007年7月5日，即卢沟桥事变70周年纪念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这是继首尔、东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有关“慰安妇”的纪念资料馆
自掏腰包援助幸存受害者
此前，日本政府曾建立“亚洲女性国民基金”，宣称援助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但申领前提是必须签字承诺，不再“纠缠”日本政府。“这不是援助，而是撇开关系，我们拒绝这样的无理要求！”
从2000年起，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开始发起援助“慰安妇”幸存者生活费活动，改善老人们的悲惨境遇，也解开苏智良的一个心结，并一直坚持至今。这些老人由于身心遭受创伤，大多疾病缠身、生活困苦。从最初人均每月100元，到现在一年5000元，温暖着老人破损的心。不过，仔细翻阅账目却会发现，余额时常为负数，“有我自己垫付的，所以那么多赤字。”当问及这些年的捐助总额，苏智良却有些为难。虽然收据、汇款单留档清晰，但他着实没有时间、精力统计。“本来想请学校财务处代管，工作人员笑说你们都破产了，还怎么管？”
“14年前，中心想建一家养老院赡养幸存者，由于资金问题，现在也没做成。”幸而，近年捐款者踊跃，尤其是热心的上海市民，“有一对70多岁的退休夫妻，徐修国、曹慧缇，平时很节俭，每次来都换乘两辆公交车，2011年第一次就拿出9万元，前后捐款8次，真是了不起！”二十多年调查研究，苏智良坦言虽然艰难与沉重，却是义不容辞的坚持与责任。“我遇上了，就不可能转身离去！”他两次主持“慰安妇”问题工作会议，邀请日韩学者参与研究；登上华盛顿、多伦多等城市讲坛，追究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出版第一本讲述中国“慰安妇”历史的英文书，向世界发声……2000年12月8日至12日，经过国际女权组织和一些民间索赔组织三年的筹备，具有重大意义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东京举行。苏智良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带领包括7名年逾古稀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在内的34名中国人，起诉日本政府。2001年12月，又到荷兰海牙举行终审判决活动。最后，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举行判决认定，日本在二战中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制征召大量妇女充当日军的随军“慰安妇”的事实，裁定已故的昭和天皇裕仁及其军国主义政府犯有反人道主义罪。判决最后劝告日本政府必须真诚地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做出道歉和赔偿，请求受害者的原谅，并保证今后不再犯。如今，海牙判决已过去10年了，日本政府仍没有就“慰安妇”问题向世界和受害者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谢罪，更不用说赔偿。所以，斗争仍在继续，调查也仍在继续。
(本文整理者：系中共嵊州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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