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1882—1982)，1882年6月24日生于嵊县浦口镇(今嵊州市浦口街道)。又名马元善，早年参加同盟会，是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0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人称“马博士”，著有《马寅初全集》。马寅初先生经历了民国和1949年后两个不同时期，始终怀抱立德立言立功的经世济国理念，“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敢言敢怒，抨击时弊，彰显了他特立独行的学人风范。

　　马氏因其家乡嵊县和诸暨毗邻，两地风物、语言、秉性相似，又与诸暨籍人士多有交往，故其多次来到诸暨，留下了一段史实。

　　马寅初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杭州庆春路居住多年，因此，在这段岁月里，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嵊县、诸暨等地演讲，对推动民众抗日决心和启发民智起到了积极作用。

　　马寅初对中日之间的外交、经济多有研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马寅初洞察先机，未雨绸缪，为《交大抗日特刊》撰写序文，并发表《长期抗战之准备》，反对不抵抗政策，主张立即抗战，与日绝交。

　　1933年，马寅初任苏州东吴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1935年1月被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第四届立法院委员、财政立法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6月7日，马寅初在老家嵊县第三期保长训练班上说：“如果敌人打到了浙江，我们嵊县人与诸暨人，首先为国出力打敌人。”

　　1936年6月23日，马寅初收到中政会请柬，谓：“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二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幸纡游山之驾，藉闻匡世之言。扫径以俟，欣停何如？”这年起，马寅初兼任庐山陆军大学教官，此后几年间他多次上庐山主讲长期抗战和经济建设。

　　1936年7月4日，马寅初乘冯玉祥专车抵达庐山，为庐山暑期训练团讲授经济课程。1936年8月5日，浙江省抗敌后援会成立，马寅初、竺可桢、徐青甫等十余人为委员。

　　1936年12月马寅初再上庐山，出席谈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主张采取有效措施，以利长期抗战。马寅初为战时培训班讲授“战时经济”，言语慷慨激昂，主张抗日。其时正当民族存亡生死关头，国民政府和、战不定。

　　1937年4月4日(星期日)，时任立法院财政委员的马寅初博士率夫人子女五六人，于11点52分乘火车到诸暨，下榻位于县城学前湖中区弄堂的中央旅社。时有来诸暨参加绍属七县镇商会联席会议的杭州中国农工银行行长钟夏生前已闻讯，即和县府孙科长、薛科员前往车站迎接，稍事休整后，即由钟夏生陪同到宝丰园欢宴。马寅初这次来诸暨主要是带家人游览五泄风景，计划4月4日中午到诸暨，下午启程前往五泄，4月5日游玩一天，6日上午返回诸暨城关，下午返杭。

　　因诸暨县政府的邀请，他在6日上午9时30分返回诸暨城关后，在民众教育馆成年补习班讲堂举行了《中日经济合作问题》的演讲。县政府函请了各机关团体全体人员出席听讲，连同各界民众计有200余人，由县政府第五科科长沈葆华致介绍词。马在演讲中畅谈浙江财政问题，及清理田赋对促进地方财政的影响。马寅初一针见血的指出，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乃殖民地的变相，必不会成功，只不过是缓和空气的方式而已。诸暨县政府、县党部中午设宴招待马氏。

　　据说，马寅初演讲时激情充沛，手舞足蹈。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听马博士讲课，要戴雨伞的。”他在演讲中“言人之不能言、不敢言”，“虽得罪人，在所不计”。这是他一贯的演讲风格。

　　时隔数月后的7月1日，马寅初又因邀为庐山训练班特约讲师。他于7月1日从杭州出发，乘浙赣铁路特车至湄池站下车，再由湄池换乘驳船，于下午8时到达城关东门外的茅渚埠码头，时任诸暨县县长张宝琛事先闻讯，即派警员数名前往保护。马博士上岸后即同夫人、子女及随员等一行十四人当晚下榻于中央旅社，县党政机关于7月2日上午12时在县府设宴欢饮，下午三時乘车赴庐，张宝琛县长特向铁路局特订座位及卧铺票，并去车站欢送。

　　1937年，时局紧迫，国民党一方面争取和平，一方面也是积极备战，沿海如浙江、江苏都是积极备战，蒋介石邀请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周恩来、陈诚、马寅初、胡适赴庐山讲演。

　　马寅初到达庐山后，即爆发了卢沟桥“七七”事变，他在庐山座谈会上主张长期抗日，建议将全国私人银行收归国有，统一发行货币，防止囤积居奇，稳定物价。不久，“七七”事变，蒋介石迫于形势，放弃了和平幻想，接受了抗战主张，于7月17日发表《抗日告全国同胞书》。

　　上海、南京沦陷后，他经汉口至重庆。1938年2月在《四川经济学刊》上发表《二十六年暑期庐山谈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

　　据史料记载，马寅初在民国时期来诸暨演讲和游览的就有以上两次。另据浬浦中学校史记载，民国时期，马寅初曾经来该校演讲，只是时间不详。

　　1949年后，马寅初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此后，他又旧地重游，先后数次前来诸暨考察国计民生。

　　1954年春天，马寅初曾经回到嵊县老家调查，发现人口问题严重。针对这一现象，在1955年7月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上，马寅初首次在新政权成立后对人口问题表态，作了《关于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为了解民间生计实况，这年的12月4日，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的马寅初带领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徐志维、何思诚、张忍甫、马文车、左珮之、吴山民等七人和省政治协商委员钟雯娟，在下午六时到达诸暨，诸暨县委书记孙子甫、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许法深、王志文，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辉庭等人前往车站迎接。5日，在听取了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许法深等同志关于诸暨县开展农业合作化、农业增产、粮食统购统销等运动以及治安保卫工作等情况的汇报。6日上午，又深入到诸暨农村去调研民情。

　　1957年6月，马寅初把《新人口论》作为提案提交给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7月5日，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58年8月，马寅初又来诸暨枫桥视察，住在枫桥派出所(陈炳荣著《枫桥史志》记为4月，按其《年谱》为8月)。在短短的四年里，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的马寅初两次来诸暨考察地方经济发展、政权结构、人口和资源的平衡等地方民情，诸暨县的情况应该对他提倡的《新人口论》起到了相当的参考作用。

　　马寅初和蒋伯诚、寿毅成、何燮侯、徐永祚、骆清华等诸暨籍民国闻人有交往，并曾为江藻潘家埠的潘良幹家题写过墓碑。因合作经济观点和墨城坞寿毅成多有交集，其曾托寿办理小儿就读中学一事：“毅成先生道鉴：一昨晤谈，畅领教益，曷胜欣幸。……小儿于今年春季已考入杭州第一中学，入京之后必另觅学校，前闻先生谈及江苏省政府在南京郊外新设初中，规模极大，并允为介绍，至深感激……”

　　马寅初尤和何燮侯相交至深，1937年10月，马与何在杭州漫步钱塘江，何氏请马为其即将临世之外甥取名，马寅初感慨道：“若生男孩就叫观涛，若生女孩取维宁。”只是抗战军兴，国难当头，马寅初先生天下“维宁”的期望也就随着日寇的战争推进而化为了泡影。

　　(本文作者：诸暨市人，浣纱读书会会刊《越读》编委。曾合作出版《太平天国在诸暨——以包村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