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23日，越剧名伶王湘芝，在嵊州城关西绣衣坊35号——她自己家里突然去世。噩耗传出，不仅家人、亲人和越剧界人士，就连所有知道她的嵊州人，都为之震惊、惋惜和哀痛：湘芝走得太早了，走得太突然了！
悲惨的身世
在旧社会，凡是学戏的人，大多有一本苦难史。王湘芝也不例外，而且比一般贫苦家庭的孩子，还要困苦、悲惨许多。
据王湘芝的丈夫、现仍健在的袁水焕回忆：王湘芝原名秦香芝。湘芝母亲叫蔡金凤，娘家在通源乡吴家湾村的上水坞自然村。那是个真正的大山窝，上水坞只有他们蔡家一户人家。金凤的父亲有三兄弟，她爹是老二。一家人十分勤劳，靠开山地种茶叶、杂粮过日子。三兄弟都成过家，大伯有一个儿子，小叔有两个儿子，金凤父母只有两个女儿，就是金凤和妹妹。成年后，妹妹嫁到甘霖的俞家砩村，生有一个儿子，叫俞玉全。而金凤则嫁到城里一户姓秦的人家，住在白莲塘弄，于1918年10月14日生下了小湘芝。这姓秦的是个多病的人，家境又不好。当小湘芝才四岁时，生父就去世了。
后来，金凤又不得不嫁给了一个姓王的人。这个人叫王松昌，老家是新昌大聚市镇，当时在县政府传达室工作。他们成婚后，就租住在城关西绣衣坊35号的一处小房子里，一直住到解放后。王松昌也是个好心人，他们成家后，对湘芝母女都很好，特别是对小湘芝像亲生的一样。在他的提议下，湘芝改姓王，叫王湘芝，生活稍为安定。
当小湘芝长到12岁时，这王松昌爸爸，又经常生病了，生活又起了波澜。于是才读了三、四年小学的王湘芝，只好停学，去卖烧饼、油条、兰花豆，帮助爹妈挣点钱过日子。小湘芝也因此尝够了人间不知多少的苦滋味。湘芝妈妈后来回忆那段苦日子时，常常这样诉述：我和湘芝母女俩是一对苦命人。
这苦难的生活，对于小湘芝固然是无情的摧残和打击，却也使她幼小的心灵在磨难中认识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她变得更加坚强了，懂得更要有一种拼搏精神，要在拼搏中求生存。
到明心寺学戏初露头角
1932年的春天，小湘芝14岁，她听到县城北门外明心寺里，有人在招小姑娘学戏，她也很想去试试，于是她向父母讲了。父母觉得也是条谋生的路，就同意给她去问问。经过继父的一番努力联系，小湘芝就顺利地通过考试，进明心寺科班学戏。
进科班学戏，要练基本功，要学台词、要学唱、念、做、打，是非常艰苦的，有时还要受种种恶气。可经过苦难磨练的小湘芝，都熬过来了。凭着她的顽强、机灵，在班内扮演小生，很快崭露头角，受到师傅、班头们的赏识。
科班只经过几个月的培养训练，就出台去演出，班头们好靠她们演出赚钱。许多戏是在出台后边演边学，边学边演的。在演出场上，小湘芝也是一炮打响，受到观众的叫好。但对于小湘芝，这还不是出头之日，因为进科班时，就有议约规定，要给班头师父们白做三年，只供吃饭，不能计较报酬。据她自己回忆，出台的第二年，剧团在宁波演出，湘芝出痘了(属于天花的病)，身体发烧，头痛头晕，手脚酸软，实在没力气演戏，可班头们一定要她上演，她也只好带病演出。这样的苦处还有许多，说也说不完。
演遍浙东南
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也就是王湘芝学成之后，到1949年解放前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是王湘芝演艺的黄金时期，除抗日战争日寇占领嵊城的几年以外，她一直跟着剧团去演出。演出最多的地方是绍兴、宁波、温州。她一路走红，常常是以“头牌小生”出海报、打广告，真可谓是“演遍浙东南，红遍浙东南”。
王湘芝舞台经验丰富，善于用心塑造人物，她工小生，也能胜任丑、末、净等其他行当角色，演什么像什么，惟妙惟肖。几十年来，在传统和现代戏中，她塑造了申贵升、陈世美、周萍、信陵君等，演得栩栩如生。在观众和同行中享有盛誉。1950年，王湘芝创办“湘芝科班”，培养出不少人才，被誉称台湾“越剧皇后”的吴燕丽、剧团一级演员王凤鸣、金华市越剧团当家旦筱湘芝，均是她亲手培养出来的弟子。在温州首届戏曲会演中，她获演员一等奖，省二届戏曲会演中，获演员二等奖。她还是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温州市第一届政协委员。
记得是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王湘芝剧团到我家乡豪岭村来演出，也是王湘芝打头牌，我亲眼看过她演的《大堂会》，她饰演王文龙，果然嗓音洪亮，唱腔圆润，声情并茂，博得台下阵阵掌声。
但在日寇占领嵊城的这几年里，她和剧团都停演解散了。这几年，她失业在家，为生活所逼，经历了一场婚姻的灾难。她嫁给了一个追求她的吴家小老板。因为这吴小老板，家里早有妻室，她在婚后，受尽了虐待，吃够了做小妾的苦。好容易熬到了1945年下半年，抗战胜利后，马上终止这场婚姻，重新回到剧团，投入演艺活动。对于这场婚姻，她后来诉述：曾好几次想到死、又不肯死，要是真死了，就是又一个“筱丹桂”了。
义保共产党员袁培荣
在王湘芝的一生中，除了刻苦学艺成为著名演员的这个光辉亮点外，她于1947年义保共产党员袁培荣，更是她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闪光点。
那是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进入白炽化状态。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的挣扎，到处抓捕中共地下党组织。嵊县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国民党军统特务，嵊县县长吴万玉和秘书邵人龙一手制造的白色恐怖，严严地笼罩嵊县城乡。他们疯狂地破坏革命，打击逼害革命进步力量，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正在这时，袁培荣被捕了。
袁培荣同志是南山区汉溪村人，是个靠租山种地，烧炭卖柴养家糊口的极其普通的贫苦农民。早在1938年，袁培荣就由龚增喜同志发展加入中共党的地下组织，是南山地区最早入党的一名共产党员。豪岭村的陈香庭、丁家店村的王樟海等则是袁培荣同志于1938年发展的早期共产党员。
龚增喜同志是开元人，后来被国民党杀害。接替龚增喜同志到南山的是鲁绍康(开元人)和陈布衣(崇仁人)，他们都是在叶村、汉溪的学校以教书为掩护，领导发动南山的抗日革命运动，组建发展南山的地下党组织。
从1938年到1946年，袁培荣同志在汉溪村发展了袁六庭、袁柏松、袁炳见、袁开昌、袁明、袁知林等一批共产党员，又与陈香庭、王樟海在豪岭、丁家店、鹿洞口等村发展陈香瑞、陈培根，何焕成，姚法千，杨春茂，华含老等等一大批共产党员。
1946年，丁友灿、方初同志遵照上级部署，作准备上南山创建嵊(县)新(昌)东(阳)武装根据地，就是依靠这样的党的群众基础。袁培荣和楼安老是最早领头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成了丁、方俩同志最早的地下联络员。这在丁友灿、方初、周平、诸敏等同志的回忆录中都曾讲到，有他们的光辉名字和事迹。
1947年农历五月初的一天，袁培荣同志在自己家里突然被国民党县自卫队逮捕，当即押解到县城，关在元帅庙里。被捕的原因，后来知道，有个叫周水林的汉溪村人，在伪县自卫队当兵，受国民党指派、暗中盯梢、通风报信，造成袁培荣被捕。周水林因此在土改中被镇压。
当时，嵊县县长吴万玉和秘书邵人龙，都是军统特务，是两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曾把长乐寺西园人共产党员钱耀秋砍下人头，悬挂在城门上示众，吓唬群众。
当袁培荣同志被捕后，吴万玉和邵人龙都得意洋洋，以为这下可把南山的共产党一网打尽了。
端午节的上午，在元帅庙大厅，邵人龙由他的老婆做记录，亲自审讯袁培荣。邵人龙软硬兼施，要袁培荣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供出南山地区共产党的组织情况。可袁培荣不管邵人龙怎样逼问，都矢口否认，一概不知道；只承认自己是靠烧炭、卖柴的贫苦农民。
大约10点光景，邵人龙决定用刑，命手下人将袁培荣剥光上衣，按倒在地，用一根竹槁猛敲。幸好这手下人良心好，故意将竹槁头敲打着地上的石板，震得声音啪啪响，而在袁培荣的身上只轻轻着力。邵人龙看出来了，走下座位，夺过竹槁，亲自向袁的腿上、肩、背上猛敲，敲得袁昏厥过去。当袁刚清醒过来时，厨房的炊事员送来一热水壶开水，原是给他们喝的，邵人龙见袁培荣还是没招，一把夺过热水壶向仰躺着的袁的胸脯浇下去，使袁又一次昏厥过去。邵人龙又命手下人去打开水。当第二壶水送来时，袁培荣再次清醒过来，邵人龙逼问他招不招，袁培荣仍是一声不吭，邵人龙又将第二壶热水浇了下去。这一壶浇下，袁培荣只稍稍一惊，原来炊事员良心好，这一壶灌的是温开水，不是滚开水。邵人龙要手下人去灌第三壶时，炊事员说：锅子已下米做饭，没有开水了。
正在这时，有人送来一张条子，大意是要邵人龙保持活口，不要用重刑。时间也近中午了，审讯总算结束。邵人龙没有捞到半根稻草。
袁培荣同志被捕后，党的组织进行了多方营救，如给操家政施加压力影响等。操家政是南山沈大湾村人，他当时身为省参议员、县参议长，号称“南山老虎”。他很爱面子，常宣扬南山太平无事。这一次袁培荣被捕，他是将信将疑，万一杀了袁培荣，如果南山真有共产党，也不会让他操家安宁。因此他存侥幸心理，袁培荣没招供，正合他的心意。他不敢参与疯狂的逼害。
再说袁培荣在监牢里，整天昏昏迷迷，炎热季节，胸脯烂得出虫了，到了气息奄奄的地步。连邵人龙他们也都认为袁培荣即使不杀，也是必死无疑了。
遭严刑拷问，被开水浇烫到胸脯溃烂出虫，气息奄奄的袁培荣宁死不屈。这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城乡，凡是善良的人们，百般敬佩，无限同情，为他默默祈祷，保佑袁培荣好人大难不死。可在我们党的地下组织方面，却又不好公开站出来说话交涉。就是在这个时候，已经在宁波挂牌演戏，才29岁的王湘芝回到嵊县。她先是在外听到袁培荣被捕受审的消息，后又在家中从当时还只是她干弟弟后来才成为她丈夫的袁水焕口中得到证实，她就毅然决定要保释袁培荣。袁水焕和袁培荣都是南山汉溪村人，他们是同村同宗的兄弟。
王湘芝当时先去找操家政，向他陈述自己要保袁培荣。操家政知道王湘芝是城里人，又是演戏的，与一个南山农民，自然素无瓜葛，加上自己也有侥幸心理，就一口应承好商量，只嬉说要她唱一段越剧，王湘芝也果然唱了。
经过一番周折，王湘芝盖来了两家大店铺的大印，自己又亲自具了保结，终于把袁培荣保释出来，让袁培荣的家人接回家去。
王湘芝的这一保释，不仅救了袁培荣个人的生命，更是保全了整个南山党的地下组织。解放后，袁培荣当上了汉溪乡第一任乡长，领导了全乡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王湘芝当时已经是越剧界走红的艺人，仍然能坚持劳动人民本质，出于对袁培荣的阶级同情，又是在那血雨腥风、白色恐怖的危难时刻，以浩然正气，挺身而出，勇闯难关，终于使保释成功。这在越剧界，在整个越剧发展史中，这样的革命事例也是为数不多的。
发展在温州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这对于王湘芝，犹如春风化雨、重获新生。她要为新中国、为越剧事业尽情地歌唱。她邀请越剧姐妹们，正式成立“湘芝越剧团”，到各地去巡演。演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温州地区。大约从1953年起，王湘芝的剧团就定格在温州，成为温州市越剧第一团，王湘芝自任团长。后来，还被推选为温州市第一届政协委员。
从那以后，王湘芝办好剧团的积极性自然更高了，剧团年年都有新发展。剧团以温州市为基地，常常到各地去巡演。1954年，王湘芝率剧团到杭州参加全省会演，她和各地其他剧团的十多位演员，被评为省级越剧界先进工作者。这张获奖的留影，现在还陈列在嵊州市越剧博物馆内。
在解放初期的那几年里，王湘芝与屠笑飞、姚水娟等越剧名伶多次同台演出，在宁波市还与徐玉兰同台演出过，给徐玉兰留有很好印象。徐玉兰后来到上海发展，曾写信到温州，叫王湘芝也到上海去。据袁水焕回忆：湘芝为这件事，也曾犹豫考虑很长一段时间，可还是没有去。她后来好几次懊悔地说起过，要是当年去上海，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从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的十多年中，王湘芝率领温州越剧一团，多次跨省区到各地去巡演。袁水焕回忆道：有几次，他也一同随团去。他记得有一年到杭州兰江大戏院演出；一年到上海西藏路书院(剧场)演出，还到苏州去演出过。在上海打演出广告时，总是称王湘芝演艺好，戏路广，多面手，她主演生角，也会演其他角色，都能把戏演好。
至于演过哪些戏，已经多得数不清。水焕回忆：演得最多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龙凤锁》、《真假包公》、《灰篮记》等等，《灰篮记》是王湘芝一手创编的。这是一则“包公戏”，主要情节是讲一大户人家妻妾争夺儿子的故事。
这出戏在温州剧院上演时，王湘芝还特地邀已经是丈夫的水焕到台前去看，看后还向丈夫征求意见，还有哪些情节要改进。这件事，水焕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湘芝总是这样认真对待艺术的。
第二次婚姻
王湘芝自1946年解除、摆脱第一次失败的婚姻后，尽管有好多人追求过她。可她总是迟迟不想再结婚。
一直到解放后的1954年，在她母亲的再三催促下，终于与一个原来是干弟弟，比她小六岁的农民袁水焕结成婚姻，而且这桩婚姻还是王湘芝主动提出来的。婚后过上了和和美美、自由幸福的夫妻生活。只可惜好景不长，他们只共同生活了13年，湘芝就抛下丈夫离世了。
据水焕君讲：他之所以能和王湘芝成婚，也是一种缘分。这事还得从小时候说起。袁水焕是南山汉溪村人，父母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哥哥和他自己。在他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年年都到北山去摘茶叶。摘茶叶的地方正好是吴家湾村，蔡金凤也年年回娘家摘茶叶。于是她们在茶山上认识了，很讲得来，就以结拜姐妹相称。在袁水焕七、八岁的时候，也曾由母亲带他一同去吴家湾村。蔡金凤只有两个女儿，有点羡慕儿子，水焕母亲当场应诺，让她的小儿子做金凤的干儿子。
时间过得快，十多年后，水焕长到20来岁时，已是一个勤劳、健壮的青年人了。这时候，偏碰到村里伪保长要抽他壮丁，要他当兵去。在旧社会，抽壮丁当兵去，大都是做炮灰，很少有好好回来的。正在无计之下，母亲要他去城里找干亲娘蔡金凤。这蔡金凤也真好心，果然认下了这个干儿子。这时，王湘芝已经是著名演员，也认了这个干弟弟。这样，袁水焕就以湘芝家为家，为避抽壮丁在城里住下了。他待干娘像亲生母亲一样，待王湘芝像同胞姐姐一样，十分的忠实厚道，博得湘芝母女俩的信任和好感。
解放后，湘芝的事业更顺利了，工作也更忙了，回家照顾母亲的时间却更少了。湘芝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她是个很孝顺的人，就常常嘱托水焕照顾母亲。水焕也总一如既往，始终认真细心照料好这干娘家。
在那几年，湘芝母亲也常常催促女儿要关心自己终身大事，早点办成婚姻大事。就在1954年春天，母女俩终于把婚姻的对象集中到水焕身上。据水焕君回忆：还是王湘芝主动向他提起。他当时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并且诚恳地对湘芝说：你已经是个著名演员，是有名分，有地位的人，我一个普通农民，怎么敢高攀你呢？
湘芝也谈了真心话：我原本也是个贫苦的农家女，小时候，也卖过烧饼、兰花豆，对于婚姻也尝过不平等的苦头，现在只想有个老实健康、心地善良的人做做伴，好过平等自由的生活。而你待我母亲又好，像亲生儿子一样、孝顺她，我是心满意足了。
就这样，湘芝和水焕就正式登记结婚。婚后，他们一直相亲相爱，水焕也常常跟随剧团待在湘芝的身边。湘芝离世已30多年了，在我采访他的时候，水焕君在讲述时还不时流下眼泪，已经79岁的老人了啊！是他亲自料理她母亲归山，又亲手料理湘芝归山！
无情的厄运和灾难
1965年，王湘芝在一次演出中，摔伤了左腿脚，后来演变成坐骨神经痛，曾几次医治好，又几次复发。一直持续到1967年，她又一次复发住进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水焕君一直伺候在身边。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本来已经医得完全康复，像正常人一样能完全走动，医院也确诊第二天让她出院了。
就在这可出院的头一天晚上，一位医生说还要给她扎一针。竟想不到厄运就这样无情地降临了。这一针给她埋下了命运的祸根。
因为这一针扎下后，湘芝的腿脚竟然不会动了，连站也站不起来，还疼痛得要命。显然是医生扎错针了，可医院就是没有人理会。
这样又住下来医了一段时间，还是没见好转。于是只好带病出院，由丈夫陪着背着她去瑞安寻求专科医生治疗，吃了许多草药，也是不见好转。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对于她一个要靠手脚表演的艺术家，心情是多么的难受啊？！
在剧团里，已在早几年，由她的助手、共产党员黄湘娟升任为团长，她自己只兼任业务副团长。因为他们是文化单位，又是温州市级第一越剧团，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们的剧团很早就受到冲击。在剧团，她第一个被当作走资派批斗了，而且有些批斗她的人正是她一手培养扶植起来的，她是多么想不通啊。
起初，地区文化部门的领导，还曾来剧团看望她、安慰她，想支持保护她。后来，连上级领导也被批倒了，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模糊不清了。
1967年春天，在一片混乱中，王湘芝带着沉重的心情，以养病为名，从温州回来嵊县家中。水焕当时一直陪伴着她。回到家里，母亲天天相伴着她。可这时的湘芝，有她自己的心事，她总是想着剧团的事，她总盼着形势会很快好转，可盼来的只是武斗节节升级，形势越来越乱。王湘芝这时虽然也请医生看看病，她的左腿脚也确实有所好转，会自己走路了，可她心头那个“文化大革命”的结，却一点也解不开，反而越结越紧。这情况除了丈夫袁水焕有一些知道，连母亲也很少知道。因为她总不肯让母亲知道在剧团挨批斗的事。许多时候，湘芝在家中是以苦闷心情度日子。有些时候，是强颜欢笑陪母亲喝点酒。她知道母亲喜欢喝酒，可湘芝自己只是喝闷酒。在她去世的头一天夜里，也是在家里和母亲喝了酒后分头就寝的。那一夜，湘芝是在楼下与养女儿王慧丽同房睡。王慧丽此时才十五岁，也不知道她妈妈就这样再也起不来了。
天亮以后，分别睡在楼上的妈妈和丈夫见湘芝迟迟没起床，等丈夫开门进去看时，才发现湘芝已经没有气息了，于是一家人嚎啕大哭，乱成一团……
在悲痛中，是水焕和母亲料理完丧事，把湘芝安葬在北门外荷花坪山坡一处坟地上，立有一块石墓碑。
王湘芝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越剧界的名演员，直到担任温州市越剧一团的多年团长，为越剧事业贡献了一生。她保释共产党员袁培荣更属大义凛然、难能可贵之举，值得我们后人去缅怀和纪念她。
(本文作者：嵊州市甘霖镇豪岭村人，退休教师，现住城关镇市心街85号301室。)
注：此文根据袁水焕、陈香庭等口述整理，初稿成稿于2003年5月，2013年10月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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