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于1861年入嵊县，至1862年离开，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本文试图通过笔者收集的资料，对太平军在嵊县的一些情况作些梳理和解析。当然，以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不可能还原全貌，更深入的研究只能等今后挖掘出更多的资料，或待后来者去完成。
一、加入太平军的嵊籍人士阶层分析
一般认为，加入或帮助、同情太平军的都是一些下层的贫苦人，清代著的家谱和书籍则往往把他们视为本地的“无赖”，称他们为“贼”和“匪”，如当时的诸暨知县许光瑶在其著的《谈浙》中，就把帮助太平军绕过清风岭的嵊县本地人陈文潮，称之为“土匪”，原文为：十九日，有土匪陈文潮引贼分绕渐水岭、孙家岭，钞过清风岭之背。[1]又如《古剡马氏宗谱·斐亭公传》写道：辛酉[2]粤匪窜浙陷绍，诛求无厌，掳掠奸淫杀伤焚烧靡所底，其来也无时，猝不及防，兼以宵小乘机窃发，朋聚为暴，与匪无二。公创义举于剡北稽东，为团练总头……由是宵小远遁匿迹，贼匪不敢入。这里的“宵小”大多是为生活所迫跟着太平军吃大户的本地穷苦人，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没有好吃懒做之徒混迹其中。
在鸦片战争前，在浙江佃农给土地拥有者一般要交纳所租田产量的50℅，如1820年浙江的五件田赋文书计其田租率，其中两件为50℅，另三件要占50℅以上。[3]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巨额的战争赔款，都需要用白银支付。单就浙江而言，已使全省的财政收入因银荒而造成白银亏空逐年增加，至1849年已亏280余万两。银价的腾贵对小民百姓危害更大，因上交的田赋往往以银折算，如此，“比之往昔两年之赋才能抵目前一年之额。”[4]在十九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清廷为了偿还战争赔款加紧了搜刮，土地拥有者则把负担转嫁到佃户身上，其地租即佃户与地主亩产的分成比例扩大到4:6或3:7。更有甚者，当时还盛行定租额，如在余姚丰年每亩定租额为三石，每石为150斤，佃户差不多要占全部收成的百分之七八十交租；荒年也不得少于二石。[5]1858年，余姚“始亢旱，后淫雨”，但地主仍要亩收租谷三石。[6]笔者无法查到反映当时嵊县的地租资料，不过因毗邻于余姚，情况应差不了多少。
当时嵊县赤贫者占比多少，同治《嵊县志》和民国《嵊县志》都无记载，但距太平军入嵊八十多年后的土地改革的数据可资参考。土改前，嵊县总人口为41.4万，而贫、雇农人口为20.5万。全县贫、雇农占田总亩数仅为4.4万亩，人均0.21亩。[7]对贫、雇农来说，这点土地不可能养家糊口，只能以租种田地或做长工为生，而租种土地，又得把一半以上的收成交给地主。
千百年来，社会一直这样贫富极其悬殊地延续着，唐代诗人杜甫描绘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景象自唐至清自然是一脉相承，无多大变化。饥寒交迫的人们一旦碰到天灾，则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遇有振臂一呼者，必然会跟着造反，有几个人会像袁安[8]那样为顾“礼义”，高卧于堂，不去求一线生存之机会呢？因此，石达开的“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在当时的社会景遇中也属在理的。
因1858年余姚先旱灾后又遭水灾，稻谷歉收，1859年困苦不堪的余姚佃农们在黄春生[9]的带领下，向地主提出减租，但遭到地主们的反对，他们仍按原来的租额收租。佃户们奋起抗租，为了有效地进行抗租斗争，他们以庙社为单位，设“局”作为斗争指挥部。所设“局”共有十八处，参加人数达万余人。这就是余姚的“十八局”起义。
面对十八局佃农的抗租举义，以余姚泗门大地主谢敬为代表，勾合余姚城中的大地主邵元照等组织了“黄头勇”“红头勇”团练组织，与十八局佃农相对抗。黄春生带领的十八局佃农两次攻克余姚县城，惊动省城。浙江省巡抚派员调查，结果清政府站在以谢敬为代表的地主阶层一边。最后黄春生在战斗中不幸被俘，后被杀。十八局的余部仍坚持斗争。
在余姚十八局举义期间，黄春生曾约请嵊县虎啸党入余姚，帮助他们与地主阶层的“黄头勇”“红头勇”等团练组织进行战斗。光绪《上虞县志》载：咸丰十一年(1861)[10]五月，春生复聚众窃发，勾引嵊邑虎啸党，屯梁弄，掠虞邑庙湾。……乡民缚春生，献于县，胡(尧戴)令斩之，局、党悉平，嵊匪亦回窜。[11]
除嵊县虎啸党曾帮助余姚的十八局与清官府、地主豪族进行斗争外，诸暨的莲蓬党也有嵊县和新昌的许多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加入。当时的诸暨县县令许谣光在《谈浙》中写道：何匪别勾余姚王春生[12]、嵊县马阿元，以相潜煽。[13]文中的“何匪”即是莲蓬党首领何文庆。
当时嵊县相邻各县有许多农民响应并加入太平军。太平军到达诸暨时，莲蓬党已有党徒数万人[14]；台州六县投太平军达十三万人[15]；太平军进入余姚时，十八局余部八千多人悉数加入太平军。当时余姚流传有这样的歌谣：“长毛，长毛，不到余姚，不算长毛；你快来，我不逃，逃的是乡绅大店王。” [16]
嵊县有多少农民加入了太平军，笔者未找到相应的资料，只知道有一个虎啸党和马阿元率领的一些农民支持太平军。马阿元是哪个村人，马阿元是否就是虎啸党的首领，都不得而知。
除贫苦农民外，嵊县也有一些与官府作对的文化人加入了太平军，开元村的周恩佑和周洪章就是其中两人。《太平军开元遗事》[17]这样描述周恩佑和周洪章：有一义士，姓周名恩佑，字荣台，开元镇嘉一房人……，恩佑淡泊名利，好倜傥，胸怀大志，常为乡里排难解纷，急赈于民，众口皆碑，虽是书香门第，视功名即如芥草，常言：“大丈夫志在四方。”同族人周洪章，嘉八房人，家贫四壁，又无双亲，孤身一人，少读书有机谋，屡次功名不就，恨怀在心，亲友荐于楼下村为蒙童教书，暂饱其腹，纵酒自豪，常与恩佑有桃园之契。
周恩佑和周洪章与嵊县官府积怨的原由，《太平军开元遗事》记述如下：咸丰十年(1860)春，有马仁村马某新开张盈丰酒号，在贱酒价，每壶三文。有浦口老号酒店，五文一壶。同在县城，老号酒店告发新号酒店贱价。知县勒令封闭新店。新店屡次上诉不准，有人推荐短笔讼师写上诉，洪章欣然应命，成为抱告人[18]，被知县驳回扣押，酒店以重金保出。洪章后来听他人说(老店)靠哨人[19]是尹如癸(化名)。尹如癸是尹家人，本县绅士巨魁。洪章切恨心头，势不两立，觅得同事人，下路西张蒿塘。蒿塘尝与洪章语：“我出银，你杀人。”合谋互通信息。每次放学[20]，往蒿塘家饮酒谈笑，欢言各志，悲痛述事。
忽一日赴宴，酒热把怀，有一人急语：尹如癸为亲戚在小昆掉人命案，带一个保镖人，骑马过开元而去。周洪章未举杯，掉头出奔到开元，到恩佑家商量，叫来卫侍刀手毛金焕。毛金焕有绰号称百人敌，三人怀刀同约。
尹如癸来到开元乌台门周凤洲处，凤洲叫如癸先生速去速回。如癸去小昆宿一夜，第二天早上回转。周洪章三人在石砩路廊等候，因知如癸其名不知其人，三人仰头看招头纸。如癸骑马扬鞭，后跟一保镖，下马小便，后也来凑热闹看招头纸，贴的是两头门广告，新店大减价，买一尺七折价。忽然，洪章斜视，见此人衣冠楚楚，必是如癸，躬身一揖：“你是如癸吗？”应声是。毛金焕出其不备，一腿踢进保镖小肚，拔出刺刀当胸刺死。如癸当场被洪章抓牢前胸，如癸求饶声不绝：“我与你没有私仇，何至于此？”
洪章反语：“你做的件件好事，今天对你不起，送你回去。”周恩佑拢其马头，以防不测，洪章拔刀刺死，斩其首，缚尸于马背，放逐而归。他们各回开元。洪章到下店街，哈哈大笑，说：“我做掉尹如癸，除掉了大害。”此时碰巧上大街着火了，着掉了店号新大来，所以开元有句老话：斩杀尹如癸，火着新大来。
第二天，官吏来抲，抲了一段时间抲不着。此事发生在咸丰十年四月。
次年，太平军入嵊，周恩佑、周洪章和毛金焕带领多名开元人加入太平军。在嵊民团围攻嵊城的太平军时，周恩佑和周洪章还在嵊城内为太平军守城出谋划策。[21]
成书于1934年的民国《嵊县志》为一名叫王棨之的文化人列了传，民国《嵊县志》载：王棨之负异秉，不屑就科目绳尺，诗、书、画皆称逸品，使酒任侠，弹琴击剑，旁及金石篆刻，靡不精绝……，缣纸乞画者户外屦常满。遇佳士心许，辄赠与之。花鸟草虫，栩栩欲活。势豪虽厚币，不能得其尺幅也。善舞剑，寒光绕身下，上潠水不能入……。光绪九年，法人犯闽，张佩纶督师，棨之上驾轮用炮凡三策，佩纶为之动容。会和议成，策不用。[22]
王棨之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祖父王景章、父亲王绍祁都曾任过清代县令，文中也没有讲到他与当时的嵊县官府有什么仇隙。就是这么一位官家后裔、文韬武略式的人物，却与其兄恩溥“欲以才自见”，加入了太平军。民国《嵊县志》对王恩溥作如下记述：王恩溥：字公博，号海庵，景章孙。工诗，著有《海庵吟草》。少负大志，喜习兵家言，不屑为牖下书生。洪杨军既起，慨然思有所建树。束装辞家人、亲朋。咸尼[23]之，绝裾[24]去。赴赣，后不知所终。在民国《嵊县志·王棨之传》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太平军兴，奇士多归之。”可见当时嵊县有为数不少的文化人加入了太平军，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湮没了。
嵊县还有一类人协同太平军，与清廷对抗，他们是“义不帝清”者的后人，辛亥革命志士王金发的祖父王景风就是其中一位。董郎岗《王氏家谱》这样记述王景风：少豪侠，爱交游而嗜饮，日常招致宾朋满座。尤好学技击，习戎马，有整军经武之志，以非其时，不敢发也。辛酉之岁，太平军入浙，欲有所展布，毅然从之，得为偏稗，率队驻宁波。已而太平军败，知事不济，乃散归，恣饮以终其身。
王景风反清的原因是，其十一代祖王禹佐于崇祯九年被清兵所杀，《明史》载：九年七月，大清兵入喜峰口，肇坤激众往御，不敌，退保昌平。被围，与守陵太监王希忠，总兵官巢丕昌，户部主事王一桂、赵悦，摄知州事保定通判王禹佐，分门守。有降丁二千为内应，城遂破，肇坤被四矢两刃而死。丕昌出降。一桂、悦、禹佐……皆死之。禹佐子亦从父死。[25]满清一统中原后，王禹佐的幼子王理斋迁居董郎岗，其后裔与清政誓不妥协，并且一有时机就策动反清，包括王景风的孙子王金发。
综上所述，嵊县人追随太平军的有贫苦的农民、文化人、反清志士，甚至还有一些官宦后裔和“负异秉”的奇士。
二、在嵊太平军的军纪问题
在嵊太平军的军纪究竟是好还是差，因岁月久远，我们不可能拨开全部迷雾，完全识得真面目，只能根据现有资料去分析和推断。
太平天国不少法令内含严格的军纪条例。太平军《行营规矩》里，有“令内外强健将兵不得……乱拿外小(即老百姓)”，“不得……掳掠财物”，“不得焚烧民房”，“不得枉杀老弱无力挑夫”等等。[26]
入浙太平军最高将领忠王李秀成治军的情况，从柴小梵《梵天庐丛录》[27]可窥一斑。此书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咸丰庚申(1860)四月十三日，太平军复苏城……会忠王率军至，城破三日，即安民。忠王军律綦严，爱民如子，以故吴人并感之，建“民不能忘”坊于胥门外，且于辛酉(1861)四月十三日家家以黄纸硃书“阿弥陀佛”四字标诸门，示一周年之所念，当时父老有感慨泣下者。此风遂相沿四十载，惟入民国后，此风已杀矣，而父老犹娓娓道其事。[28]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的清末四十年间，苏州城内的居民仍在感念李秀成的治军严整。
1861年冬，李秀成亲率太平军攻占杭州，其纪律也很严明。沈梓《避寇日记》记述太平军攻陷杭州时，写道：“因忠王有令不许伤百姓一人，故百姓并不加兵。” [29]
与李秀成关系极好的堂弟、太平军入嵊将领黄呈忠、范汝增的直接领导者侍王李世贤，在入浙沿途颁布了不少檄文，檄文说：“凡我军所到之处，无不体恤民情，严禁滋扰……既未妄戮无辜，更不烧毁民屋。” [30]
诸暨的太平军《墙头劝谕》，为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太平军进军诸暨时所写，现为诸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文曰：雄师到来临，尔等不须惊。放胆在屋内，何必据山林。我国最爱民，只喜鸡(豕)。财帛吾不取，妇女不奸淫。尔等胡乱行，聚众成匪群。伊乃自作祸，免得受(极刑)。谕尔细细听，休更(跟)鞑靼行。胡儿山河末，快为天国民。吾今(细)言尽，尔民自详(忖)。早早来投顺，家业免刁(凋)零。尔为我国民，共享乐太平。[31]
以上所列都反映了太平军入浙时还是有比较严格的军纪和条文的。连太平军的死对头曾国藩也承认：太平军“禁止奸淫，听民耕种，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 [32]
进入嵊县的太平军主要有两支，一支是由范汝增和黄呈忠所率从诸暨入嵊的太平军，另一支是从东阳进入嵊西的魏建安所率的太平军花旗军。这两支部队虽同属于侍王李世贤部，但在军纪方面差别比较大。
黄呈忠、范汝增所部于1961年11月9日攻克嵊县县城，同治《嵊县志》未载攻克嵊城时太平军烧、杀事，如有的话，此《志》必会记载。事实上，嵊县民间也没有太平军焚烧嵊县县城的传说。后来黄、范兵分两路，于12月9日攻克宁波。
进攻宁波的太平军大多是新入伍者。柯超《辛壬琐记》载：入宁波城的太平军，“所称谓老长毛者，实亦无几。大半乃湖北、安徽等处被掳而来……其半乃诸暨、嵊县或从或掳者也。” [33]
太平军进入宁波城军纪是比较好，我们可以从外国人办的《航运商务新闻日报》报道太平军占领宁波的消息中得到证实，该文写道：据我所知，他们在城里的行为并不坏……少数叛军到过我们区域里，三三两两，直到现今，行为非常之好……人心正在恢复安定中，好像很快乐，远比宁波城失陷前快乐得多。[34]
因此，《浙江通史·清代卷》对黄呈忠、范汝增部的军纪作如下评论：宁波太平军虽多半是鄂皖赣及入浙后加入新兵，但统帅黄呈忠、范汝增等治军严肃，军纪甚好。‘进城并没有杀害任何一个人’，很快秩序井然，连盗匪抢劫的事也一度消除。[35]那么作为其属下常驻嵊城的周胜富部其军纪也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无庸讳言，整体上说，太平军入浙时的军纪已不及天京内讧前的军纪。除少数高级首领外，太平军大多数是1860年后在赣、皖、浙等地新招入伍的，这些士兵成分复杂，政治和纪律意识已经不能同太平天国初期入伍的士兵相比，他们中不少是劣绅、痞棍等投机分子，加入太平军以劫掠和中饱私囊为目的。这些投机分子的违纪行为，连想维护好军纪的太平军将领也无法禁止，如鲁叔容《虎口日记》讲到太平军在绍兴的违纪活动时指出“贼目日禁放火，烧者如旧，其不能约束可知。” [36]
鉴于以上分析，周胜富的兵士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败坏军纪的情况。民国《嵊县志》载有一件勒索钱财不成而杀人的事件，原文为：黄烈妇张氏，居黄箭岭下，黄云汉继室。避难匿山中，为洪场溃军所得，索金钱。张骂曰：“吾家故有钱，已输团练矣。”一人举刃拟之，旁一人曰：“有百金可不死。”张曰：“已言之矣。若辈狗彘耳，速杀我，无多言。”遂毙于枪。时同治壬戌九月十八日。[37]同治壬戌九月十八日公历为1862年11月9日。那天，周胜富邀集诸暨、新昌、绍兴、上碧溪、江沿等地共七股十余万太平军，开赴北山在葑田岭袭击北山民团，因此它极有可能是周胜富的士兵所为。
从东阳进入嵊县西乡的魏建安率领的太平军花旗军，其军纪是十分差的。花旗军原为广东由游民为主体组成的土匪武装，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他们参加了两广各地的三合会(天地会)起义，失败后逃到江西，加入太平军。此后，一部分随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入浙。他们本质不良，并无明确之政治立场，唯以劫掠为目的，加入太平军后，仍不改其一贯之匪性。当时任浙江巡抚兼督办在浙清军军务的左宗棠说花旗军“系广东无赖匪徒……人数最多，无甚伎俩，为金陵贼所不齿，时尾贼后，游行掠食，踪迹靡常。” [38]
太平军正规部队对他们也看不起，李秀成痛斥花旗军为“此等害民之贼” [39]。李秀成在《自述》中，屡次提及花旗军时都愤慨不已，“害民烧杀，实此等人害起也”；他把招花旗军入太平军，作为败坏太平军军纪的三大祸源之一，可见花旗兵纪律之坏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1861年11月14日，魏建安率领的太平军花旗军十余万人[40]，从东阳经白峰岭进入嵊县西乡，当天就焚烧了开元村的太祖庙、东泉公祠。长乐镇上的大祠堂也是被花旗军焚毁的。同治《嵊县志》载，花旗军进入嵊西，“踞太平、长乐、开元等处，连营五十余里，蹂躏甚惨。”
据一位知情人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楼家村看到一村民家的楼板有一个圆洞。村民指着圆洞对他说，这洞就是长毛弄出来的。当时长毛逼迫其祖上交钱，他的祖上不交，长毛就在楼板上弄了这个洞，把他的祖上的发辫穿过洞拉紧，他的祖上双足离地头贴楼板，这样被悬吊着，不交出钱来就不放下。
在同治《嵊县志》中记载花旗兵为钱财而行暴的事例也有一些，现举一例：诸生钱曰范，长乐人。辛酉冬，被掳入本村贼营，以火灼体索赂。曰范大骂不绝。贼怒，焚其尸。[41]
因太平军花旗军士兵常抢劫钱财，他们撤出嵊县时因带不走钱财，而埋藏在本地的传说就有不少，如大王庙村旁的八角亭边就有长毛所藏银元被挖出的轶事。可参见笔者《清末民初大王庙的几则轶事遗闻》[42]
驻嵊西的花旗军还存在着强抢民女的现象，现录同治《嵊县志》中二例：双烈妇，不知其姓氏。辛酉冬，粤匪踞长乐，掳二美妇来，泣不从。逼之，哭且骂。贼缚二妇于河边柜木上，焚之。二妇死，而古木也枯。[43]另一例：鉴清烈女，不知何许人。辛酉冬，长乐鉴清池畔贼营掳一女至，泣不从，使同营妇劝谕，着金玉玩好任所取，贼头备鼓乐成礼。女坚执不允，贼怒，杀之。[44]
然而，即使在清代编写的家谱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一鳞半爪式的叙述，窥探即便是驻嵊太平军中军纪最差的花旗军，也有好人存在，也有人性化的一面。1918年重修的《剡西长乐钱氏宗谱》中有一篇《叔父杏濂先生殉难传》[45]，文章转录于清光绪庚辰年(1880)修的钱氏谱，其文曰：岁辛酉，粤匪窜嵊，盘踞村落，士民奔逃，匿山谷。杏濂先生不得出……翼日[46]，余也被掳，求死不得。幸匝月[47]南山民团齐起，贼遁去，余得逸归。归后旬余，相传肆巷，园中拙出一尸，身首异处。趋视之，瞠目久，失声惊曰：“噫！是吾叔父杏濂先生也。”……后有被掳而遁归者云：与同营，且同营于家，贼索货，伊悉予之，渐相熟，渐劝之返正。贼笑置之。后复相劝不已，贼欲苦之。众被掳者称，为善人以求免，贼亦由是而目[48]善人，不受羁，听其出入。一日，至暮不归。觅之，死于肆巷中。贼乃隔巷骂巷中贼曰：“彼固因骂而杀，尔等岂学其骂而相叛耶？”贼无如何，即瘗[49]其营畔小园而去。作者讲述了在花旗军占领长乐时，其叔父杏濂先生当时没能逃出。一小队花旗军进驻在杏濂先生家。杏濂先生与之相熟后，还劝他们“返正”。士兵们一笑处之，还因听旁人说杏濂先生是一个善人，让其自由出入。后来，杏濂先生因事骂驻镇的另一部分花旗军而被杀。驻杏濂先生家的那一队士兵还出面交涉，骂那些杀害杏濂先生的花旗兵。
民国《剡西长乐钱氏宗谱》另有一篇《诰授通议大夫锦江公传》[50]，也是转录于光绪重修本，有如下片语：辛酉……寇至，以通议富，索通议无已，人皆谓危。然通议三遇寇，无害，若有呵护之者。通议大夫钱锦江是长乐镇最富有的人。花旗军进驻长乐镇时，势必要征筹钱粮。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花旗军征集钱粮是有一定步骤的，并不是一哄而上，冲入富有人家进行乱抢乱夺的。文中写到钱锦江三次与花旗军见面，可能是花旗军向他征粮筹款三次吧，其间并没有污辱、伤害他。作者处于清代，不可能冒文字狱的风险去颂扬太平军，最后只能把钱锦江“三遇寇，无害”归结为他做了不少善事，得到了神灵的呵护。清修的家谱有许多讲述太平军不乱杀、不乱抢的事例，但最后总得加上一句当事人没被杀或没被抢是因做了大量善事，得到了神灵的庇护，才没遭劫难的。这也是作者不得不为之的。
笔者列举了一些花旗军败坏的军纪，并不是要说明清军就是正义之师，清军的军纪也是十分差的，因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此处仅略举一些：如左宗棠的湘军进入杭州，大肆掠夺搜括，新上任的清杭州知府薛时雨在《入杭州城》纪事诗中揭示说：“更有奏凯军，振振服戎服，功成势益赫，比户事征逐，虐民视若仇，藐官故相触。” [51]
英法联军在追逐太平军过绍兴时，“行军途中进入一个大镇，掳掠二日……军队开拔时，后面至少跟随着500艘小船，每个士兵都有私人的舢板，载着自己的劫掠品，并准备装载更多的劫掠品。” [52]
曾国藩则鼓励部下杀降兵，如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写道：“城外各贼营陆续来降者亦皆戮死，又八千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攻安庆时，曾有过想学习曹操招降卒来打仗的想法。曾国藩得知此事后，急忙去信阻止：克城应当以多杀最为妥当，万不可因妇人之仁而耽误大事。结果清军攻下安庆，太平军三万人被屠杀。[53]因此曾国藩得了一个“曾屠夫”之绰号。此外，与太平军交战的驻浙清军将领张玉良所部奸淫掳掠更属常事。(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现任职于嵊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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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601页，神州国光社，1952年。
- 《经济研究》1956年第一期第118页《各省实物地租的租率统计》。
- 以上数据引自《浙江通史清代卷(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 嵊县计划委员会编《嵊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1979年，第7页。
〔8〕 袁安：《后汉书·袁安传》唐·李贤注引《汝南先贤传》载：汉时袁安未达时，洛阳大雪，人多出乞食，安独僵卧不起，洛阳令按行至安门，见而贤之，举为孝廉，除阴平长、任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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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春生：略通文字(没有考中秀才)，为人慷慨仗义，在当地很有威信。他家有120多亩土地，大都雇长工耕种，他自己也参加农事。他虽是地主，但比较开明，反对过分剥削农民。(见姜枝先《太平天国时期余姚十八局农民起义》)
- 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神州国光社，1952年，第579页。
- 此歌谣见姜枝先《太平天国时期余姚十八局农民起义》(未刊稿)。此歌谣中的“店王”，应写作“点王”，就是由“主”字分拆生成的一个词汇，是绍兴一带的土语，意为“主人，老板”，其起源极有可能由文人骚客倡导的字谜式的称谓发展而来的。
〔17〕 《太平军开元遗事》一文系开元村四村周渌成于1986年所写，现存于嵊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文章在末尾写道：以上事情是我年幼时听先伯父之言。周恩佑与我曾祖属近系，亦遭连株之祸，……不载于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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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告人：明清制度，原告可委托亲属或家人代理出庭，称抱告。
- 周恩佑和周洪章为太平军谋划详情，见《嵊州春秋》2015年第二期《太平军在嵊县》。
- 绝裾：绝，断。裾，衣服的前后部分。绝裾，扯断自己的衣服。
- 见《行营规矩》，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神州国光社，1952，第156页。
- 《梵天庐丛录》：作者柴小梵，慈溪人。此书作者积10年之功而成，共37卷，56万余字，1926年由中华书局据手稿影印出版。
- 见柴小梵《梵天庐丛录》，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383页。
- 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99页。
- 《侍王李世贤劝四民投诚归顺谆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133页。
- 《墙头劝谕》，阮建根，郦勇编《太平天国在诸暨——以包村为中心》，九州出版社，2013，第312页。
- 见曾国藩《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93，第439页。
- 《读者G投书》，1861年12月14日《航运商务新闻日报》，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香港，猛进书屋，1962，第1947页。
- 见《浙江通史·清代卷(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 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神州国光社，1952，第802页。
- 见《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84页。
- 见《李秀成自述》，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47页。
- 此数据见同治《嵊县志》卷三“建置志·兵防”第8页。
- 见《剡西长乐钱氏宗谱》民国重修本卷二十八，第244页。
- 见《剡西长乐钱氏宗谱》民国重修本卷二十八，第249页。
- 见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484页。
- 见“星光大道”著名评论员梁宏达《老梁论成败》第96至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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