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年受蒙的甘霖小学历史悠久，创办迄今已逾百年。在其前半个世纪，见证了我国现代史的各个阶段，留下了历史的印迹。在解放以后的一个甲子中，甘霖小学更加完善茁壮。在这里前后教化了数以千计的学童，输往乡村社会的各个领域，对基础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我的很多亲属和街邻，从兄妹辈到侄甥辈，直至如今的第三第四代，都在甘霖小学上过学。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所百年老校度过的。从启蒙到毕业的六年中(1933—1938)，国内政局动荡，民生凋疲，日本帝国主义蚕食我国神圣领土，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民众抗敌救亡激情高涨。我在母校度过的这段难忘的童年，正是国难频仍的年月，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埋下对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
关于甘霖小学的初创，1990年版《嵊县教育志》有如下简记：甘霖小学“创办于光绪卅一年(1905年)春，设尹氏宗祠内，由尹松龄邀集镇上士绅筹办。初名为‘甘霖初等小学堂’，由尹松龄任校长。民国初年改名‘甘霖国民学校’，注意灌输国民革命思想。后当地名贾士绅集资于镇西北大坟棚辟建校舍。民23年迁入新址，由吕大时任校长，师资齐全，设备较完整，外地学生也慕名前来求学”。
《教育志》这一条目中，对于甘霖小学“民国初年”以后，至“民23年迁入新址”之前的一段历史情况，却是空白。其实，这一时段的大部分年月，正是我的父亲担任该校校长(1915—1927)艰难办学的十二年，是绕不过去的。据我所知，作以下补白：
我的父亲钟黄，字爱正，以字行。祖籍绍兴。1884年出生于甘霖镇。弱冠正当清末洋务运动兴起，父亲不赴科举考试，追求新学，远赴保定高等学堂求学，后到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前身)就读，再转至法政学堂本科专攻法学。毕业后任职业律师。时值清末民初，政治腐败，军阀争霸，国弱民贫，社会动荡。他洞察官场腐恶，社会风气愚蒙，文化落后。深感必先普及基础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继而唤醒民众，振兴国运。遂毅然决定放弃稳定的律师职业，抱定“教育救国”的信念，回乡兴学。
甘霖有耆宿阿松先生在镇上广有人望，于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在本镇初创以国学启蒙为主旨的书塾式小学堂，首任校长尹松龄即阿松先生。阿松先生年迈，钟爱正回乡后，即被聘接任校长。我父亲于1915年(民国4年)就任后，融合新式教育理念，着力推行新学，普及国民教育，吸引贫困子弟入学，一改书塾式旧学为新式小学校，学堂名称改为“甘霖国民学校”。当时国民革命勃兴，学校着力向学生灌输爱国爱民思想。父亲自己兼任教师，又外聘多位崇尚新学的开明知识分子任教，其中有珏芝村人陈陶周、黄胜堂村人吕星甫和本镇的吴佑献(字小泰)、尹一枝(字桂荣)，还有一位专教古文的东山(按：东王)村人李壮谋先生。由我父亲发起成立桃源乡教育会，致力探索推行新式教学。我母亲常提到，父亲办学期间，陈、吕二先生每天从邻村来校教课，早到晚归，中午不回村。父亲就邀他俩来我家用午餐，饭后着围棋以消闲，多年如此。我幼时在家中看到过不少甘小各班级用过的“学生到班册”，封面上书写着“甘霖国民学校”的校名。名册上有很多人名是我哥哥和姐姐们的同侪，以及一些后来成为镇上闻人的名字。
学校按新式学制设四个年级，分春秋两班。另增设一个补习班，以学习古文为主，实际为五年制。当时因囿于经费，尚无条件加设高小六年级。我的哥哥钟敬之(原名钟敬康)在甘小补习班结业后，只得到县城续读到高小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再升学，奉父命回到母校当了一年义务校工。翌年，他到上海考进中华书局当练习生。父亲办学期间，校董事会定的教师年薪为240元光洋。可学校经费支绌，入不敷出，每到学期终了，得雇人去各家收取学费，多数贫困学生家长付不起学费，以致教师薪资难以支付。父亲作为校长，将自己的年薪减为200元。据我母亲和兄妹们讲述，父亲任职期间从未领取过薪金，还须借债填补学校的亏空。加以自家儿女有八九个之多，还有老祖母在世，仅靠租业数亩薄田，一家生活难以为继。在此期间，我的哥哥到上海当了学徒，我的三姐被送给农家做了童养媳，还有三个弱小子女因贫病不治相继天亡。父亲旧学底子深厚，又接受新学，酷爱吟诗作画，且擅长书法。他常为四乡村民排难解纷，书写状纸文书家信及题字，有求必应，不取分文。他常说：请卖力气的人挑担水、帮点忙，应当给他钱；让读书人写点东西，是分内的事，不出力气，不必给钱的。父亲为实践教育救国的理念，自始至终殚精竭虑，全力投入学校工作，无奈经费来源几近枯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东挪西借，债台高筑，且无力支付高额利息。加以家庭生活同样陷入窘境，父亲内外交困，心余力绌。在我出生的1927年，父亲不得不忍痛告别呕尽心血苦撑十二年的学校。他的办学理念一直影响着以后的教学。由校董会出面，洽请镇上的殷实商家“大有源”接办。父亲应友人邀赴杭州做事，为一家老小作稻粱谋，并借此机会向有关方面呼吁支持乡村教育。不幸，天不假年，父亲积劳多年，元气大衰，突罹白瘊急症，回天乏术，客死异乡。
我是在1933年六岁时进甘霖小学旧址尹家祠堂读一年级的。当时的校长是耆宿尹一枝，人称桂荣先生。开蒙的第一课是“手，招招手”，“排排坐，吃果果”，不读古文。一年后，即1934年(民国23)，迁至公路南侧的新校舍读二年级至高小毕业。新校舍是民国将军赵观涛建造的，由他弟弟赵雪珍当校长。在新校舍的开光仪式上，此人胸无点墨，却要附庸风雅，搜索枯肠却吐不出两句文雅的词语，“这个……这个……”半天说不出话，冷场在台上。会后被小同学们纷纷学舌，传为笑谈。在我的初小毕业证书上(1936年)，署的校长名字就是赵雪珍。在1938年的高小文凭上，校长名字为吕大时了。
在我就读的1933年至1938年，正是国难当头民情激愤的年月。在母校聚集了多位充满朝气，爱国热情洋溢的年青教师。他们施行新式教学，开展多项课余活动，开启学生的智能，扩大知识面。每天向全校学生简述时事要闻，对高年级定期举行时事考试，促使学生关心国事，激励爱国热忱。抗战前后一些重大政事，在我脑中至今留有鲜明记忆。每周还定期举行演讲会，设置“表演”节目，锻炼学生公共活动能力。体育课加强锻炼的项目，音乐课大唱抗日救亡歌曲。还由老师排演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歌唱节目，到县城参加会演，获得好评。淞沪抗战爆发，由上海回乡工人和文化青年联合组成的抗日流动宣传队和左翼作家邵荃麟率领的杭州流动剧团，相继到全县各乡镇巡回演出抗日救亡戏剧，我们高年级同学也自排抗日短剧，和老大哥老大姐们在尹家祠堂戏台上同台演出，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那是一段激情难忘的岁月。我们正是慷慨激昂地唱着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意气风发地走出母校大门，奔向广阔的世界。
在日寇侵占时期，甘霖小学仍坚持到邻近乡村艰苦办学，不使本地适龄儿童失去求学长进的时机。这所百年老校四度迁址，在各个历史阶段，紧扣时代脉搏，与时俱进。在建国后的数十年中，更加欣欣向荣。据2007年版《嵊州市志》载：“甘霖镇中心小学，1999年被定为绍兴市农村示范性小学，是全市规模最大的农村小学。”这是对这所百年老校在解放后蓬勃发展的纪录。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数以千计的学童在这里接受了比较茁实的基础教育，润泽了乡土文化，从这里带走了对校园生活的难忘记忆。我作为远方游子，深深怀念着在母校度过的温馨的童年。尤其早期在我父亲艰辛办学的十多年，与我们一家的命运休戚与共，是全家不能抹去的记忆。因而，我家几代人对于甘霖小学在漫长历史中的成长发展，一直倍加关切。
(录自钟敬又著《菊花的遥念》，线装书局出版，2013年，第257至261页，文字略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