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为何会走上“越剧”之路，许瑞春说还要从第一次遇见“越剧”开始。
许瑞春是黄泽镇人，有一次看见村里有人搭台唱戏，唱的正是越剧。也是从那天起，她爱上了越剧，也从此走上了“越剧”之路。
“一听说我要去学越剧，父母极力反对。”许瑞春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在父母的眼中，做一名越剧演员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但无论父母如何反对，她仍坚持要唱戏，要做一名越剧演员。
拗不过许瑞春的坚持，最终父母同意她去学“越剧”。就这样，年仅11岁的许瑞春开始了她的学艺生涯。“当时可能是形象不够好，或者是嗓音条件不够，师父就让我学老生。”尽管老生没有小旦、小生那么重要，尽管老生上台演出时，要戴一个形象不那么好的大胡子，但那个时候的许瑞春觉得，只要自己能唱越剧，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三年学艺在嵊县文明舞台，文戏师傅叫魏宝全，武戏师父叫杨宗宝。三年学徒，千辛万苦，不知挨了师父的多少鞭打，但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受到了师父的不少称赞。
由于许瑞春学的是老生，当时师父常告诫她，“老生要重七分念，三分唱。”所以，她从小偏学念、做、打的表演，由于平时练功不怕苦和累，坚持天天练，因而深受师父的喜爱，在科班就学会了不少武功戏。
许瑞春演艺之路的正式打开，缘起她的“艺高人胆大”。
当时她所在的剧团，要排《狮子楼》，其中武松杀西门庆的一出戏，需要演员翻上高幔子，当时的许瑞春一鼓作气从三张桌子上翻下来，完成了这一高难度动作，“当时大家都不敢翻，只有我一个人敢。”所以，这一角色自然也就落到了许瑞春的身上。
“刚开始是在村里演，然后到镇里演，慢慢慢慢就到上海演出了。”许瑞春至今还记得，她到上海那年自己刚16岁，而自己到上海演第一场戏是《四香缘》，从此以后立足上海。
1949年全国解放后，她参加了第一届上海地方戏曲研究班，在那里学习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也是在那个时候，她懂得了演戏不是混饭吃，而是要用文艺这个武器，好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这次学习使她的艺术生活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为她以后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1年冬，许瑞春邀请高剑琳共同组建上海新新越剧团，高剑琳毅然同意且任头肩小生兼团长，许瑞春任头肩老生兼副团长，她俩齐心协力，下定决心要把剧团办好。
不久，剧团排练《宝莲灯》，高剑琳在剧中一饰两角，前段饰演文小生刘彦昌，后段演武小生沉香。戏中“沉香”在“劈山救母”一场中，要使用月亮斧开打劈山。高剑琳因未进过科班，不会武戏，怎么办？许瑞春主动提出教高剑琳练习基本功和戏中的武打动作，一个认真教，一个刻苦学，终于在不长的时间里，顺利拿下了《宝莲灯》全剧。
后来，剧团在上海又排演了《万花楼》，高剑琳扮演以武生应工的十一郎，演出后，得到了观众和同行的赞扬。由于许瑞春的无私帮助，加上高剑琳自身的刻苦学习，高剑琳顺利成为了文武小生。而许瑞春那种大公无私，真诚相待，为事业乐意传艺的事迹也传为了佳话。
那时他们剧团演员阵容整齐，行当配套，创作人员富有创新精神，而许瑞春在艺术上又正处于风华正茂之时，加上解放不久，大家在这个新社会、新制度下新组建的剧团里，人人精神振奋，个个奋发向上。
他们在上海大胆排演了名作家巴金先生创作的《家》，排演了言秋士先生创作的《秦香莲》，王进上先生京剧改变的《白水滩》《万花楼》等戏都独树一帜，颇受观众欢迎和赞扬。
特别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是《秦香莲》一剧，许瑞春在剧中饰演两个角色，前饰王延龄，后扮包公，包公一角是她艺术生涯中创作比较成功和满意的人物。《秦香莲》这出戏在上海连续演出一年半，场场客满，轰动了上海市，这种盛况在当时并不多见，特别是许瑞春饰演的包公，被不少观众赋予“活包公”的称号。
上海连环画出版社还把《秦香莲》一剧做成连环画出版，1955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还录制了全剧，迄今尚在播放。在《家》剧中，许瑞春饰演觉慧；在《万花楼》剧中，许瑞春饰演青面虎，这两剧满座率也在三个月以上，其中《家》受到了学术界和巴金本人的赞扬。
1954年，华东地区戏曲会演，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和戚雅仙两人组成《屈原》剧组，请许瑞春出演反派上官大夫靳尚一角，会演很成功，许瑞春也荣获演出三等奖。 说起自己对人物的体会，许瑞春说，可以用“看、想、探、求”四字概括，“对周围的一切都要细心观察、琢磨、学习，无论是电影、戏剧、电视、小说或生活中的人和事，都要去分析研究。”前辈艺术家们的演情、演人，梅兰芳高雅、优美的台风等等，无不成为她学习的素材；而中外名著如《简爱》《斯巴达克斯》《李自成》等，也是她研究人物独特性格、复杂心理的对象。
支援西北，受周总理等领导人接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内地工业不断兴起，华东地区为支援内地，抽调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工厂工人、知识分子奔赴内地各条战线，许瑞春也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决定支援西北。
她和高剑琳两人带着新新越剧团全体人员和从其他姊妹剧团抽调上来的几位同志，一起怀着支援西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以及发展内地戏曲事业的雄心壮志，带着大红花，离开了繁华久居的大上海，来到西安安家落户，成立了西安市越剧团。 1959年，西安市越剧团带着《红梅记》、《状元打更》进京，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在政协礼堂和怀仁堂演出，刘少奇、周总理、董必武等许多中央领导前来观看，接见了全体同志并合影留念。
1959年，西安市越剧团全体演职人员与中央领导合影。
“当时周总理还买了一箱冰棍给大家吃，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你们能离开大上海支援西北建设，希望你们一定在西北扎根、发芽，不仅为南方观众服务，也要更好地为西北观众服务。’”回忆起见到周总理的那一刻，许瑞春至今仍显得有些激动。
“这次演出不仅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热情关怀和鼓励，同时也受到了艺术大师梅兰芳、艺术专家候喜瑞的称赞。”许瑞春说，总理的教诲，艺术前辈的鼓励，更激发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热情和信心。
直面困难，为让“南花”更艳丽
尽管西安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但许瑞春他们牢记总理的教诲，全体人员团结一心，以团为家，自力更生。为了让这朵“南花”在西北的土地上开的更加艳丽，许瑞春动员剧团的全体成员战胜困难，在新的环境中创造条件。
“当时这边的人根本不懂越剧是什么，就算我们去演出，也不太有人看。”许瑞春说，戏没人看，票卖不出去，剧团没有收入，他们只有抽出几个月的时间到南方懂越剧的地方演出，赚钱了之后，再回西安演出，这样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如何吸引本地观众看他们的戏，成了许瑞春和剧团成员们最苦恼的问题。“我发现在演出的时候，观众连我们唱的是什么都没办法理解。”许瑞春说，由于越剧基本是用嵊州官话唱的，南北方语言的差异，让北方人听越剧听得一头雾水，发现这一问题之后，许瑞春和团员们，在每次演出时都会准备好大字报，再进行演出。
为了争取更多的北方观众看他们的戏，他们坚持勤俭办团，想方设想自己动手绣花做衣服。当时的越剧观众(华东工人)，分布在东、南、西、北郊，交通十分不便，进城看戏有困难，怎么办呢？他们开动脑筋，用架子车拉服装、道具，送戏下工厂，这既可以多演出增加收入，有减少工人们往返途中的辛劳之苦，让他们看到家乡戏。这一举措深受厂领导好评，得到工人的赞扬。
认真唱戏，用心演绎每一个人物
许瑞春不仅能演本行老生戏，还能根据演出需要，出演黑头、花脸、小丑、反派女角等。许瑞春说：“我认为一个戏曲演员，应从正派、反派多方面去创造人物、刻画人物，不能局限于只演一路戏，更不能定型。”她通过实践，丰富了自己的创造能力。
她曾演出《呆大照镜》中的呆大、《祥林嫂》中的卫癞子、《琼宫恋》中的太监王炳、《红梅记》中的贾似道、《啼笑因缘》中的军?袁宝藩、《七月流火》中的女反角杜金彩灯。通过不同类型人物的刻画，创造和舞台实践，她在艺术上不断提高，走向成熟。
许瑞春刻苦好学，她排戏，拿到剧本后，不是先背台词，而是先分析这个戏的主题、风格、人物特征、人物关系、心理活动等等，一个个、一件件理清线索，然后设计唱腔、形体动作……常常独自关在屋里苦思冥想。
为了塑造好包公这个人物，她从剧本中去分析人物，了解人物，在连环画中找包公形象、神态，甚至到庙里看泥胎塑像找包公气质，揣摩人物的内心世界活动和感情变化，把包公演活了。她演《红梅记》中反派人物贾似道，受到秦腔名演员田德年老先生“笑”的启发，充实她演贾似道这一人物不同的笑。许瑞春仔细体会贾似道这个人物本性的残暴、阴险、毒辣，在“杀妾”这场戏中，许瑞春运用阴、奸、恶、狂四种不同的笑，刻画出这个人物的可恨。她还会用眼睛，包括脸上肌肉的活动，来衬托表达人物的阴险，使演出达到更好的效果。
“戏魂”已经把握，“技艺”也不能少，数十年艺术生涯中，许瑞春总是坚持每天清晨5点起床、练气功、腰腿功、吊嗓子，从不间断,尽管有时候戏份少，她也会早早地穿好戏服、穿着高靴在台上走来走去，认真到了极点。
回望故乡，乡音无改鬓毛衰
用“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来形容许瑞春是再合适不过的，因为整个采访过程她与记者的对话，几乎全程都是用嵊州方言，在采访过程中，她也好几次的念叨着嵊州的榨面，嵊州的炒年糕，嵊州的小笼包……。
她说，虽然自己很小就离开了家乡，但对家乡的一切，总是念念难忘。前几年自己身体还吃得消的时候，她每隔几年就会回一次嵊州，看看嵊州的发展，看看家乡的发展，看看家乡越剧的发展。“嵊州发展的很快，家乡黄泽也是每次回去都不一样，要不是亲戚来接，我肯定是找不到家了。”许瑞春笑着告诉记者，现在年纪大了，长时间坐车身体也吃不消了，回嵊州的机会估计也不太有了，但她希望我们嵊州的每一位越剧人，都能用心演绎好每一个人物，使“越剧”这朵南花开的更加艳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