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逵(327-396)，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省宿县)人，官宦世家，随父戴绥居京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年少博学善文，工书画，且乐巧思，有灵性。相传十来岁时，以蛋清拌瓦灰为泥，制成小碑，自刻碑文，戏称“郑玄碑”，见者惊叹。常独坐长江岸边，静观渔舟穿梭，尝作《渔翁图》，长史王蒙观后叹道：“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范宣，博综群书，尤精三礼，善画，隐而不仕，声望齐鲁。逵闻风宗仰，上门拜师，从学有年，宣爱其才，以兄女妻之。回京后，矢志不仕，游艺画绘、雕塑、音乐。戴逵在瓦棺寺作“五世佛像”、顾恺之维摩诘壁画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贡品白玉如来，世称“三绝”，戴逵因此名声鹊起。
东晋永和八年(352)七月，武陵王司马晞出任太宰，掌帝室内外事务，权倾朝野。一日，命侍者令逵弹奏。琴乃知音共赏之物，逵深以为耻，竟摔琴告使者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不久，避居剡县。兄逯，恐祸及家门，抱琴代往，随即入仕，至永和十二年(356)，兗州刺史荀羡镇下邳(今江苏省睢县)，逯已为参军，守泰山。后为谢玄北府兵战将，建功淝淮，官至大司农，封广陵侯。
破琴入剡舍是焉取
戴逵来剡时，年约25岁，高僧名士荟萃的剡县又多了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名士郗超(336-378)字嘉宾，尚未仕，别业剡南沃洲，从支遁、竺道潜、于法开等高僧研讨佛理。其祖太尉郗鉴，为王羲之岳父。父郗为临海太守，万金巨富。超出百万资，在剡山为戴逵建精舍，逵与亲友书曰：“近至剡，如官舍。”其址在县城北星子峰南坡，下即秦始皇使人所凿剡坑。唐朝时改建招隐寺，宋易名依吟阁，明清时为闲闲庵，今即戴望村村委会所在地。
剡县含今嵊州市、新昌县，面积近3000平方公里，四面环山，四明、天台、会稽山脉连绵抱合，中间是一片约500多平方公里的坦地，地形像一个聚宝盆，是闽浙丘陵中一个典型的构造盆地。这里山水兼备，生活资源丰富，农耕兴旺，而交通比较闲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貌单元。“二火一刀可以逃”，道家以“剡”为谶，称为福地，或曰避地之乡。戴逵《闲游赞》曰：
岩岭高则云霞之气鲜，林薮深则箫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莹素，全其皓然者，舍是焉取。……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争斗，谅所以翼顺资和，涤除心机，容养淳淑，而自适者尔！
东晋立国后，大量北方世族和士夫南迁江东，会稽属望地，剡溪嶀嵊素已著名，戴逵为了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理想环境，实现终身为之奋斗的浩然之志，故以剡县为“舍是焉取”之所。他和历史上一般的隐逸不同，富有创造精神，故《晋安纪》曰：“多与高门风流者游，谈者许其通隐。”通者，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足以干天下”。逵以“放达为非道”，批评竹林七贤“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是“无德而折巾角者”。他是一个有浩然之志，并为之而奋斗一生的伟大艺术家。
戴逵入剡时，王羲之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以文章冠世的孙绰为其右军长史。李充为剡令，母卫夫人卒，正在独秀山墓庐守丧。著名廉吏阮裕，隐居剡城，修行德业。司徒蔡谟，携子蔡邵、蔡系，择居沃洲一隅。谢安高卧东山，潜心培育子侄，积聚势力，为东山再起作准备。游走于会稽剡溪间的还有时称玄言第一的名士许询和道士许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咸康至永和中，高僧络绎来剡，立寺而居，研究般若，授徒行道。竺法深，大将军王敦弟，筑寺沃洲水簾尖，竺法友、竺法蕴、康法识、竺法济皆其神足。支道林为般若六大家之一，居沃洲小岭，于石城山立栖光寺。昙光或名帛僧光，建石城隐岳寺。于法兰率弟子于法开、于道邃，于石城山足建元化寺。还有王导之弟释道宝和白道猷、竺道壹等。这么多高僧云集沃洲，自立门派，相互答难，加之郗超、谢敷等名士参于其中，佛儒玄理，共冶一炉，剡县顿时成为东南佛教中心。至刘宋元嘉间，实相派导师僧导弟子昙济道士，从寿春八公山东寺来沃洲孟塘山，筑寺而居，将各派学说汇辑成编，名曰：《六家七宗论》,为我国佛教第一部流派之作。六家七宗，除释道安本无家、本无宗未来剡，余五家六宗的法师皆曾居于沃洲：竺法深创本无异宗，支遁创即色宗，于法开创识含宗，释道壹创幻化宗，竺法蕴创心无宗，于道邃立缘会宗。戴逵笃信佛经，擅长佛像绘画雕塑，剡县无疑是他施展才能的人文圣地。
戴逵来剡后，频频与高僧名士结交，访谢安，为其操琴。赴石城，听支遁讲经。王羲之邀他和许询住金庭，故有许家坂、戴公山。王子猷雪夜访戴成为美谈。和王元琳谒石城支遁墓，共游嶀嵊，醉饮露立亭，王元琳造别业于嶀浦孤山之南，即今姚岙附近，名曰：“神明境”。谢玄在剡溪口经建始宁庄园，与逵交往甚深，奏请绝其诏命，以全其志。嵊州逵溪、戴村，新昌雪溪皆为其游踪所至。在剡生二子，长子勃。太元六年(381)生次子颙，年已54岁。颙承父业，世称“二戴”。《剡录》以戴逵为剡中第一乡贤，工艺界尊为“雕圣”，与书圣王羲之合称嵊州“两圣”。
佛像雕塑民族化的奠基人
东晋中兴时期，江南佛教以京都建康(今南京市)和剡县为两大中心。东晋后期，释慧远上庐山，遂成三足鼎立。这一时期，随着佛儒道三教合流，佛教民族化、人性化、民间化的趋向已十分明显。尤在剡县六家七宗论形成过程中，郗超《奉法要》开佛教民间化先河，戴逵《释疑论》对因果报应的批评，极具时代性和典型性。
郗超从支遁游，与于法开辩论，精通佛理。《奉法要》洋洋4400余字，把儒道文化的忠恕、无为、道、理、法，和佛经相融合，使人生伦理和遵守佛法相结合。他提倡五戒曰：“不杀则长寿、不盗则长泰、不淫则清净、不欺则人常敬信，不醉则神理明治。”认为做官的“莅官不清，皆谓之盗”。忠孝之士应“务加勉励，良以兼拯之功”。待人要“见人之善，见人有德，皆当代之欢喜，不得有争竞、憎嫉之心”。认为：“行道之人，应慎独于心”。人应以善为怀，“是以一善，生巨亿万善”，“为不善于幽昧之中，鬼人得而诛之”。有了财富，“生不持来，死不俱去，宜及施恩行惠”。如此等等不一而言，堪称是一篇佛儒道合流的道德经。
郗超为戴逵建宅，两人志同道合。郗超去世后，戴逵以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作《释疑论》，批评因果报应说，寄与庐山释慧远，与之展开辩论，往返书信七八次，历时一年有余。这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质疑因果报应说，庐山震动，舆论哗然。戴逵在给释慧远的信中说：
“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负于所知，言不伤于物类，而一生艰楚，荼毒备经。顾景瑰然，不尽惟己。夫冥理难推，近情易缠，每中宵幽念，悲慨满怀，始知修短穷达，自有定分，积善积恶之谈，盖施于教耳！”
这和《奉法要》“鲧殛禹兴，齐楚享遗嗣于累叶，颜冉靡显，报于后昆，既已著之于事验，不俟推理而后明也。……安则有危，得则有丧，合会有离，生则有死，盖自然之常势，必至之定期，推而安之，则无往而不夷”如出一辙。郗、戴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审视因果报应，认为苍天那个主宰人类命运的“冥司”是不存在的。“或恶深而莫诛，或积善而祸臻，或履仁义而身亡，或行肆虐而降福，岂非无司而自有分命乎！”人之初，性本善。戴逵认为，由于每个人的性格和欲望不同，行为也不一样，“人生而静，天地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性欲既开，流宕莫检。”主张“设礼乐以开其大朦，名法以束其行迹。”继承了儒家古文经学派的唯物观。
佛学的民族化、人性化，同时带动了佛像的民族化和人性化，在这方面，戴逵父子则是开创者和引路人。《宋书。戴颙传》曰：
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颙亦参也。
佛教传入后的一二百年中，画像和塑像或西国化，或虚幻化，工艺比较粗糙。戴逵进行大胆革新，以汉人的面貌形体为模特，进行去西方化和去仙气化的处理，开创了佛像民族化、人性化的进程。起初，有人看了不甚习惯，不太理解，《世说新语·巧艺》曰：
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庚道季看之，语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俗未尽。”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
丹阳尹庾和字道季，有才学，他批评戴逵画佛像太像人，不能摆脱人间的世俗，缺少佛的“神”韵。戴逵坚持革新不动摇，批评他像务光那样，离开人世八百年后回到人间，已经不知道现在的世事变化了。这虽是一则文学小品，却反映了戴逵开启佛像人性化变革的事实。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曰：
“今之仪相，始自晋戴逵，刻制梵像，欲人生敬，时颇有损益也。”
《全齐文》载谢赫《古画品》，称赞戴逵曰：“情韵连绵，风趣巧技。善图贤圣，百工所范。荀、卫以后，实为领褒。及乎子颙，能继其美。”把他推举到画史上一个很高的地位。
宋米芾《画史》曰：
汉时佛像，形制古朴，后晋明帝、卫协未尽其妙，逮及戴氏父子，皆擅丹青，又崇释氏，范赋彩动有楷模云。
米芾崇拜戴逵，称赞他开创了佛像雕塑的妆銮之术。他家中收藏有戴逵画的观音像，《画史》记曰：
戴逵观音在余家，天男相，无髭，皆贴金。家山乃逵故宅，其女舍宅为寺，寺僧传得其相，天男端静。举世所睹观音作天女相，皆不及也。
文中告诉我们戴逵还有一女。米芾定居的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有戴逵故宅，供奉天男观音，为米芾所收藏。其女舍宅为寺。戴氏父子居剡县，观音像流传浙东，信者众多，与普陀山成为观音道场或许有关。这一问题，值得重视。
夹纻妆銮工艺的发明家
戴逵既聪颖，又善巧思，养成了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加之画绘技术高超，平面图画为立体雕塑奠定了基础，因此在佛像民族化、人性化的道路上开创一代新风，成为我国雕塑业的一个里程碑。尤其是，他将传统的胚模制作技术，运用于雕塑中，创造了佛像制作的夹纻新工艺；又将传统的藻绘运用于佛像的裱彩，开创了佛像妆銮术，是我国佛像夹纻妆銮工艺的发明家。据唐释道宣《法苑珠林》载：
自泥垣以来，久逾千祀，西方像制，流式中夏。虽依经溶铸，各务仿佛，名士奇匠，竟心展力，而精分密数，未有殊绝。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机思通瞻，巧凝造化，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准尺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其和墨、点彩、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人象楮之妙，不能逾也。
夹纻的制作方法可分二类：一是先用泥塑制胎，后用生漆、棉泥、瓦灰制成胶合剂，涂在麻布上，粘贴在泥胚外面，干一层粘一层，直至外壳坚实干固，然后把泥胎取空，磨光彩画成像，称为夹纻像，或曰脱空像。二是用来弥补石雕的瘦身，对其不足之处用夹纻术进行填充增肥，或进行全身包装。
妆銮就是给佛像着色彩绘，是从传统的藻绘工艺演变而来。给佛像藻绘，起了一个“妆銮”的新名字，或许是为了表示对佛的敬重。唐李绰《尚书故实》载：“佛像本自西域来，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绘雕刻，自戴颙始也。”这里所说的“藻绘”，是妆銮的意思，其实始于戴逵，《高僧传》、《法苑珠林》、《佛祖统记》都有说法，戴颙则继承父业，开拓盛世。
夹纻工艺改变了佛像雕塑的制作方法和分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益。夹纻像轻盈易运，无须到寺庙中固定制作，可以在异地成像，然后搬行到所请的寺庙中去。这就为工场化和趸售创造了条件。同时佛像制作的原材料越来越多，如麻布、生漆、瓦灰、棉泥、磨光工具、颜料、泥胎等，促进了市场的销售。随之而来的是制作工序的分工，由一二人制作，变为各个工序的分工合作，成为工场化的集体生产，适应民间迅速兴起的寺院需求。以当时剡县为例，据《剡录》载，西晋时，只有一座寺院，东晋时，戴逵入剡后，新建了5座，至晋末刘宋元嘉间，戴颙在世时，一下子新建了16座，仅元嘉二年(425)就有6座。
夹纻妆銮工艺把佛像雕塑推向了一个新时代，在全国流行。据传，镇江招隐寺的五尊夹纻佛像是戴逵制作的。南朝宋山东灵严寺的毗虑遮那大佛夹纻像和戴颙是同时代的。唐玄宗时洪州信果观三官殿功德塑像也是夹纻像。日本一级国宝鉴真大和尚夹纻像，是鉴真圆寂后，由其徒弟托思按其原相制作的，1994年4月行回祖国瞻仰，当时的报章上曾称赞戴逵是这一工艺的创造者。可以想见，戴氏父子和其徒子徒孙制作夹纻妆銮佛像一定很多，流传很广，但因时代久远，遗存的已见不到了，惟建造于梁朝的剡县石城大佛，还保留着他俩的工艺风貌，可供后人去研究和探索。
剡县石城大佛二戴工艺的标本
剡县石城石窟弥勒大佛，在今新昌县城西南郭南明山，剡人僧维始凿于齐永明四年(486)，“削成青壁，疏凿有年，仅成面璞”。后僧淑继之，直至齐末。梁天监十五年(516)，僧祐告竣。历时30年，谓之“三生胜迹”。石城在二戴所居剡山南仅20公里，其始凿时，离戴逵去世90年，戴颙去世45年，相去不远，且由剡人始凿，头像汉人化，视感咫尺应身，兼有夹纻妆銮术，可明显感知二戴工艺的存在。
戴逵居剡后，高僧践迹石城，昙光建隐岳寺，于法兰建元化寺，支遁建栖光寺，佛光普照。戴逵游踪常至，曾听支遁讲经。太和元年(366)，支遁圆寂石城。宁康二年(374)，逵与黄门侍郎王珣(字元琳)谒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盖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故二戴早与石城有缘。
二戴门生众多，工艺传承势在必然。又据剡西里大坑《戴氏宗谱》，戴逵居剡山，其孙历五世。戴逵生二子：勃、颙。戴颙无子，生一女，适张邵子。长子勃，生一子名朔。朔生贤友、贤初、盛、铣。贤友迁钱唐(今杭州市)，盛、铣入仕未归。盛生德，铣生圣。德生仲逊、仲春，圣生仲谋、仲圭，仲春、仲谋居剡山。齐永明四年(486)，僧维开凿大佛，成头像，已是晚年，和颙侄戴朔、侄孙贤初等是同时代人，青少年时代有可能见过戴颙，大佛头像的汉人化受二戴的影响，势在必然。这种看法应是逻辑联系，并非无凭臆猜。僧祐在戴颙逝世四年后出生，继承二戴工艺也在情理中。
略早于石城大佛的北魏云冈石佛，虽按文成帝面相雕刻，甚至把脸上的两个黑痣都点上了，但又不全像汉人，有西国佛像的艺术痕迹。我们从石城大佛的造型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汉人化的成果。
石城大佛从头至足的各个部位比例，继承了二戴“咫尺应身”的视觉技巧。东晋义熙十四年(418)，瓦官寺丈六铜像“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据南朝梁刘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僧护善“天诱其衷，神启其虑，心画目准，愿造弥勒，敬拟千尺，故坐形十丈。”僧祐则“高张图范，冠彩虹霓……方精成像躯，妙量尺度。”《高僧传》又曰：“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寺，摄山大佛，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僧祐雕凿时，还高挂画像，作为设计图纸。由于佛像高大，瞻仰头部视距远，手足则近，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故须调整比例，使之相宜。据2001年《大佛寺志》记载，1984年，用经纬仪对大佛进行了精确测量，佛座高1.91米，佛身高13.74米，按人体正常比例，头高应为3.5米左右，而佛像头高达4.87米，放大了三分之一。五官则放大得更多，视觉匀称得体，故而“说法笑视，似不违于咫尺。”
刘勰是我国第一部文学评论史《文心雕龙》的作者，曾长期依附僧祐门下，其碑记明确记载了大佛的夹纻妆銮之术，称赞其内无寸隙，外靡纤瑕。谋猷四八之相，斟酌八十之好，使其状貌之美，无以加也。
其碑记曰：
及身相克成，莹栻已定，当于卍字，信宿隆起。色似飞丹，圆如植璧，感通之妙，孰可思议。天工人巧，幽显符合，故光启宝仪，发挥胜相。磨砻之术既极，绘事之艺方骋。弃俗图于史皇，追法画于波塞。青雘与丹砂竞彩，白鋈共紫铣争耀。从容满月之色，赫奕聚日之辉……说法笑视，似不违于咫尺。动地放光，若将发于俄顷。
石像完工后，那植于胸前的卍字，化了两天两夜时间才“隆起”，可认为是使用了夹纻技术。像身磨光后，即用丹砂、白鋈等色彩进行妆銮，至天监十五年(515)三月十五日“妆画云毕”，佛像告竣开光。刘勰似乎亲眼目睹了大佛成像后期夹纻妆銮的整个过程，才能写得如此细致入微。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佛石胎外层的局部体态，确实使用了夹纻工艺，而且面积相当大。这是夹纻应用于补缺石刻佛像外表的首次发现，也是研究石城大佛制作工艺的一个新发现。据《大佛寺志》载，由于年深月久，加之石城隧道挖掘的震动，大佛外层发生裂隙和脱落，遂于1990年6月开工大修，将石胎外表的附加物进行彻底清理，使石胎原貌完全裸露。结果发现，从石胎的面颊、颈下、胸腹两侧等处，用木片、麻布、棉泥、生漆等原料，制作夹纻层，其厚度5-20厘米不等。木框架钻孔锲入石胎固定，架外敷棉泥，外裹一层一层的生漆麻布，然后磨光精雕，妆銮裱金。清理外层时，进行了精确的摄影、测绘，详细记录原始状貌，以供学者研究。然后，又按原样精细施工，保留其原始夹纻工艺的基本状况。于1991年8月完工，10月19日开光。这次修复，用去麻布100匹，生漆500公斤，黄金泊片42万张，贴金面积达84平方米，耗资百万余元，较完整地保留了石雕和夹纻妆銮的原貌，为研究戴逵父子的佛雕工艺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标本。
学习戴逵的优秀品德
戴逵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工艺家们尊为“雕圣”，树为榜样。学艺先学做人，他那做人的优秀品德，更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继承。他著作很多，大都佚散了，留下的只有《全晋文》中的少数几篇，和《世说新语》中的几个故事。他的文章字字千金，足以令我们细嚼慢琢，仔细领会。下面讲几个相关的故事，说说什么是戴逵精神。
1.不媚上，不欺下，追求人格平等。“安道破琴”，是常为人们乐道的一个典故，最能代表戴逵的人格力量。这个典故的意义，可以用李白的诗来注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但戴逵嫌恶的只是那些像司马晞这样把他当作伶人的权贵，对名重一时的谢安则完全不同。他到剡县后，就主动去诣门拜访。初次见面，谢安不太在乎，露有轻色。他不介意，与之侃侃论琴。一席话下来，谢安折服，两人意气相投，便交上了朋友。戴颙也一样，南阳王刘义季镇京口，请颙住竹林精舍，以朋友相待，穿野服见他，也不在意，颙便把新改编的曲子弹给他听，两人结为庶民交。相反，中书令王绥找上门来，想听颙弹琴，态度傲慢，颙只给他喝豆粥，不予弹琴。戴逵《琴赞》曰：“至人托玩，导德宣情。微旨虚远，感物悟灵”。他追求的是人格的平等和性灵的互通。
2.闻过则喜，事业有成。戴逵为山阴(今绍兴市)灵宝寺塑了一座丈六无量寿佛和两座木雕大菩萨，人人见了都夸他，自己则心不如愿。开光后，他就躲到佛殿帷帐后面，不让人发现，偷听别人的议论。果然听到不少批评，他一一记录下来。如此者经历三年，再进行修整，才满意。这一点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戴逵因为对艺术有真爱，所以能闻过则喜。真爱无疆，事业有成。
3.悬梁吊丝，褒扬清廉。戴逵在《竹林七贤论》中，讲了一个反贪的故事。西晋初，鬲县(今山东省平原县)县令袁毅，为政贪浊，用贿赂朝廷官员牟取名利。一天，他给吏部尚书山涛送去100斤丝，讨好他。内阁的僚佐认为不能收，劝他退回去。山涛却不听，把它收下了。他把丝放在一个袋里，袋口贴上封印，吊在悬梁上，警示那些前来“送礼”的人。过了几年，袁毅东窗事发，那袋丝已经黄黑了，封印却未动如初，山涛把它交给了朝廷。当官要清廉，做人要清白。这个故事，也寄托着戴逵所向往的时代精神。
4.警惕私欲，三复白圭。戴逵文章中，表现其优秀品质的内容很多，其中《申三复赞》最有代表性，最能感人肺腑。所谓“申三复”，典出《论语》“三复白圭”。《诗·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故以“三复白圭”表示慎言慎行的意思。申：一再，就是一而再，再而三，永志不忘。实际上是把它作为座右铭。文章很短，但内容深刻，不免录之于下：
嗜好深，则天机浅；名利集，则纯白离。如此，故识鉴逾昏，骄淫弥汰，心与慎乖，则理与险会。然后，役智以御险，履险以逃害，故阴阳寇其内，人力攻其外。阴阳结，则金石为之销；人事至，则虽智不足赖。若然者，虽翠幄华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尝之？
勤业、明志、淡泊、涤心，是戴逵对工艺师们的基本期待，希望他们保持纯洁的灵魂，像白圭那样不被玷污。
戴逵对剡溪文化影响深远。但今非昔比，许多标志性建筑几乎丧失殆尽。位于北直街今艺术村东南角的戴颙墓，有文字记载已1400多年，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毁。建于元朝的二戴书院，历600多年，是我市历史悠久办学时间最长的学堂，被日军飞机炸毁后，未能恢复。民国前，每年三月初三，士夫文人们担柑提酒前来祭拜吟唱的听鹂亭，50多年前造城北茧站和食品公司红楼时被拆除。今戴望村村委会本是戴逵“如官舍”的旧址，如今有几人知晓？访戴驿、雪舣楼、子猷桥等城中纪念性建筑物皆一去不返了。今天，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他呢？我建议先做一件事，在新艺术村内建一个“申三复亭”，或名涤心亭，亭内立一块《申三复赞》碑。工艺家门看了，树为榜样，涤心明志，得到鼓舞；投机钻营的文化掮客见了，则汗颜无地，无利可图，使艺术村成为白圭无瑕的圣地。
(本文作者：系嵊州市政协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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