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抗太平军的嵊县人为何如此之多

　　同治《嵊县志》和民国《嵊县志》载有许多与太平军交战时阵亡的民团兵名字，他们被清政府追认为“义烈”，笔者粗略进行了估算，大概有一千二百多人。这份死难者名单几乎涵盖了嵊县的每个村庄。我们张钱村一个很小的村子，也有一位叫钱顺金者名列其中。

　　1861年12月22日，嵊西民团一部和其他嵊民团合伙进攻嵊城中的太平军。为了防止东阳境内的花旗军出兵嵊西声援嵊城的太平军，嵊西民团分一部二万人^[54]攻入东阳境内，以达到以攻为守之目的。

　　从这些数据分析，参加抗击太平军的嵊县总人数至少有四、五万人。为什么有这么多嵊县人对抗太平军，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入嵊太平军人数太多，就地解决军粮必然困难，因而引发太平军与本地人夺钱粮的争斗。入嵊的太平军，单就嵊西的花旗军而言，就有十万之众，再加上常驻嵊城的周胜富部，嵊县太平军驻军最多时达十多万之众。太平天国运动所处的咸丰朝和同治初年，嵊县的总人口数未见史载。上溯最近的嵊县总人口统计是在道光元年(1821)，为427409人，^[55]距太平军入嵊的1861年已过40年，人口虽会增加，但按当时的医疗条件不会超过五十万人。四十多万本地人口，突然加入十多万的外来人口，势必引起粮食的匮乏。再加上嵊县的地理环境是四面环山，不可能像杭嘉湖平原那样可用马车从邻县运进粮食。因此，军粮只能就地解决，这样必然会爆发嵊县本地人与太平军的粮食之争。《贵门吕氏宗谱·义民吕勲泩传》有一段记载太平军到南山筹钱粮，与本地人发生冲突的经过：突有从贼令旗到雅安，说有贼八十余人候迎于途，欲来摆卡。夫贼所谓摆卡者名为安民，每食必以酒肉兼予银泉。余族早知其害，咸拒之不听。余八兄贤遴怒刃之，随率勇往击，候迎诸贼至贵门岭。贼锋大挫，含怒而去。上南山人拒给太平军钱粮，并杀死了前来征钱粮的太平军。这事发生在离太平军入嵊还不到一个月，后来嵊西南民团联合袭击花旗军的长乐营，并把花旗军赶出了嵊西。

　　2.嵊县民间已知太平军与清军的对抗，太平军已落下风。1861年9月5日，天京以西的最后一个太平军驻守的战略重镇安庆已失守，湘军已直逼天京，太平军的整个军事形势恶化。而太平军攻占嵊县期间，嵊县民间已知太平军与清廷的对抗，太平军已处劣势。民国《嵊县志》有这样一段记载可资佐证：张鸣锵，甘霖人。咸丰季年，洪杨军抵浙江。邑城陷，里中人不知所为，往视鸣锵，则戴朱缨冠，著深青袍，曳皂色靴，安步诣敌营。敌睨之，曰：“若来降乎？”鸣锵厉声曰：“不汝降，特来降汝，乃者^[56]金陵^[57]巢穴危如累卵，投戈反顺，转祸为福，此其时也，不然必无幸矣！”敌曰：“嘻！腐生，独不畏死乎？”鸣锵曰：“畏汝？宁戴吾头来耶？”敌怒，手刃之……时壬戌正月二十九日也。^[58]壬戌正月二十九日，即1862年2月11日。由于嵊县民间知道太平军的首都天京已“危如累卵”，才会有张鸣锵大着胆，前往太平军军营劝降一事。太平军整个战局的劣势，势必会增加嵊县人抗击太平军的勇气和人数。

　　3.嵊县民风历来强悍，而花旗军的战斗力较弱，这也是嵊人抗击太平军参战人数较多的原因之一。

　　抗战时期长乐人以敢“背猪猡”^[59]闻名嵊县。上面提到的杀太平军以拒钱粮的上南山人，则流传着一句话语：“更楼一桌酒，长乐抖一抖。”就是说上南山一带村人崇武尚勇的实力，连长乐人也不敢小看。

　　上南山素来有习武风气，贵门的更楼为吕规叔的儿子吕祖璟演武之地。吕祖璟从基层军官做到省级军政长官，后致仕回乡，把更楼作为演武场，组织乡民，演习武术，保境安民。此后，习武风气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清末。《贵门吕氏宗谱·呂蘅垞公傳》载：公讳宗楷……世居嵊之西乡。考^[60]讳福熊，以武生例授卫千总^[61]衔。诸父亦俱入武庠。吕蘅垞贵门乡后宅村人，与太平军交战阵亡。从其传中看，他的伯叔辈都曾入武校，而他的父亲更因武艺高强，去外地做了卫千总的武官。又如在拒给钱粮而杀太平军的发生地雅安村，光绪年间还出了嵊州清代仅有三名武进士中的一位——吕凤至。这些都说明了这一带村落习武风气之盛，也是上南山人敢于抗击太平军征钱粮的资本所在。

　　1936年6月7日，马寅初第三次回嵊演讲时说：“我们不要怕日本人，尤其是我们嵊县人，性情硬直，如果敌人打到浙江，我们嵊县人与诸暨人，首先为国出力打敌人。”这里马寅初特别提到了嵊县人与诸暨人在抗击日寇时要为人先，说明两县人士的强悍在马寅初一代人心中留有深刻的印像。“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强悍的民风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当然民风的强悍也是一把双刃剑，敢于抵抗外国侵略者是好事，但像“文革”的内乱，嵊县和诸暨的武斗，比之邻县死人最多，也属民风强悍所致，这就是坏事了。

　　前面已经提到，开辟浙江基地的太平军，绝大多数是安徽、江西、湖北以及入浙后一路所招的新兵、降兵和被掳之兵，他们入伍后，未受严格训练，战斗力不强。而驻嵊西的花旗军更无政治理想，只是以劫掠为目的，可以说是乌合之众，受惊易散，战斗力很弱。

　　1861年12月14日午夜，嵊西、南民团“云集数千人，星夜分路攻击长乐营，杀敌千余名，夺马三十余匹，敌惊溃，甘霖镇以上敌营悉遁东阳。” ^[62]同治《志》还描述了嵊民团出战情形：“束草持火，分道攻击，喊声震地。”^[63]从以上描述看，嵊西南民团仅数千名团兵乘夜色掩护，就杀死了花旗军长乐营千余名太平军，同时靠喊杀声，使十余万^[64]花旗军悉数惊溃，过白峰岭遁逃东阳。曾亲身参与长乐之战的吕越峤在《贵门吕氏宗谱·义烈传》中这样叙述此战：我雅安十月十四日清壁以待。贼到，空无人，即弃去。翼日^[65]，贼又到。族之健者，出与敌，却之。众稍稍集，邻十余庄亦各起应，日夜逻守，辄杀其搜牢^[66]。贼上贵门岭，屡不得志。十一月十三日，遣别将，将千人，誓必破。众御于白宅墅，持至晚，退。入山之饥民愤甚，闻雅安之与贼持也，不期而集者千人。及贼退，遂徧招南乡五十一都山民及避难深入者三千余人，并我都十余村聚，共得六千人，即于是夜分队由贵门岭、钱家岭、七石岭、石鼓岭、黄茅坞岭，各千余人袭贼营。四更火起，纵击贼。大惊，溃。得人马无算，死者塞路，追奔至东阳巍山镇。这充分说明了花旗军的不堪一击，同时也印证了嵊县人的强悍民风。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花旗军军纪太差，它直接导致了许多嵊县人参加抗击太平军，连古稀老人也参加了与太平军的战斗，如同治《嵊县志》载有一位71岁的查村老者名黄兆丰，参加攻打花旗军的长乐营而阵亡。^[67]

　　四、太平军“掳”人问题浅析

　　翻开县志和各种家谱，记载太平军掳人充夫役或兵员的事比较普遍。我们钱家村很小的一个村子，民国时仅七、八户人家，太平军入嵊的咸丰、同治年间也不太可能超过此数，但家谱记载也有一人为太平军所掳，后不知所终。笔者原以为太平军掳人充兵役，是清人对太平军的诬蔑，只是因为害怕清政文字狱，撰写家谱者只得把跟随太平军走的人写成了“被掳”。

　　但事实并非如此，太平军的确有掳人充兵役的现象存在。有关这方面记述比较有名的文章有江苏金山顾深著的《虎穴生还记》。顾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如何被掳，如何身处太平军中，最后如何脱身逃回家乡。

　　嵊县的资料也可佐证这一事实。民国《嵊县志》载：吕清源，字月艇，黄胜堂人，诸生，……辛酉冬，洪杨军^[68]分股入嵊，清源与武举钱镇岳、镇雄率勇歼其众于湖岭。未几，县城陷，镇雄兄弟阵亡，清源被掳至东阳巍山。会南山团勇击破甘霖、长乐等营，乘胜追至，乃得脱。^[69]据黄胜堂的吕省三说：吕清源是他的大太公，家中十分富有，其田地有“开窗三百亩”之说。“开窗三百亩”是说推开他家的窗门，一眼望到的三百亩田都是他家的。这样一位富有者，又曾与山口村武举人钱镇岳、钱镇雄率民团抗击过太平军的人，当然是不可能追随太平军而去的，所以说他是真的被太平军掳走了。还有一些本地事例可证实太平军存在“掳人充兵”的现象，这里不再赘述。不过笔者同时认为撰谱人害怕清政的迫害，也一定存在把自愿加入太平军的同族人写成了“被掳”。

　　我们不应由于太平军“掳人充兵役”这一点，而否定太平天国起义的革命性。太平军“掳人充兵役”是为千百年来征兵陋习所影响的一种行为。胡鞍钢等在《Insights into China》写道：(中国古代的军队中)通常有这种情况，一个士兵犹如奴隶和流放者一般，他们的脸上被烙上文字，以防逃跑。从晚唐直至国民党的民国政府，无不用强制抽壮丁的形式以征兵。^[70]

　　马寅初在1936年5月3日第二次回嵊在保长训练班演讲时说：“事实上穷人去当兵，富人是不去的。不去就应当拿出钱来，如果要穷人当兵，又要穷人出钱，是最不公平。”由此可知国民党政府所征的兵是抽穷苦人家的丁。富人的儿子是不用当兵的，而且还不肯多出钱。因此，旧社会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用此来贬低没钱、没势、大字不识一箩的穷苦人家的当兵者。

　　笔者虽然未查阅过清朝的征兵方法，但从胡鞍钢和马寅初等学者的著述看，清朝的征兵比之太平军的“掳人”充兵役的方法恐怕好不到哪里去，至少太平军还是有很多穷苦人自愿跟随而去的。

　　五、被掳者下落的探寻

　　家谱中记载被太平军所掳的人不少。行传中注明“被掳”是指被掳未返乡者。被掳后逃回的一般未在行传中说明，但在一些人物传记中记载着他们如何逃回家乡的轶事。这样的事例在清代修的家谱中还是比较多的，逃回过程可以说艰辛万状。现摘录石砩《郭氏宗谱》中的一篇记述：绪德年十三，亦为贼掠至江西。至是，并胁之抵死以张^[71]前军。两军既合^[72]，乌鸢无声^[73]，天阴地惨，而绪德已潜伏于密林箐中矣。日晡^[74]后，捷足以遁，欲觅故乡不可得。寻询知所向，昼行测日景，夜伏傍岩穴，饥则觅破瓮汲水、纳菜根、热败薪嚼之，以充饥肠，如是者数日。旋见荒落^[75]炊烟，得行乞，以抵于家。

　　虽然有一些被掳者逃回了家乡，但多数被掳的或自愿跟太平军走的大都没有返乡。同治八年重修的白竹《义门裘氏宗谱·乡宾祥彚公传》载：岁辛酉，粤匪窜嵊，被戮者指不胜屈，被掳者十无一返。文中“被掳者十无一返”说明当时返乡者很少。这些人的去向，大多可能阵亡了，但也有一些在太平军兵败后，选择生活在异乡他县。此或因家乡遥远，无法回家；或因害怕清政报复，未敢返乡。笔者阅读过的嵊县家谱中，有两本家谱各提到一例未返乡而生活于异地的事例。

　　前面已经提到过曾国藩号令部下杀俘，因此一些人是被清军俘虏后杀害了。在家谱中，从侧面也有这方面的反映。《剡西长乐钱氏宗谱·钱崇墉君传》载：咸丰辛酉，洪逆扰嵊……君被掳至龙游，时年十四也。逾年，官军克龙游，君脱匪巢，而挚于官军，将行刑，有百总某，见君仪表非常，欲为叔父作螟蛉，绐^[76]众曰: “是子童年被胁，无罪也，不如留养以待认者。”送君归营。另有《石岱山张氏宗谱·武豪张先生行略》载：辛酉之变，粤匪窜境，被掳走天台……匪败于台，先生因败遁匿，复遭台中不逞之徒指为匪，屡砺刃于颈，皆得旁救释。台与邑壤接，诘里居姓氏，知为良家子，送至家。太平军兵败后，钱崇墉和张武豪因与太平军在一起，都差一点被杀。钱崇墉是因“仪表非常”，被一清军军官以“是子童年被胁”的借口所保下，收为义子。张武豪有好几次脖子已架上了屠刀，但总算因天台和嵊县属邻县，问明所属村落和姓名，最终被视为良家子，才算逃得一命。从这两例中，我们可以推知，如果钱崇墉不是年幼和相貌堂堂，张武豪不是被清兵抓在邻县，他们俩必成刀下之鬼。由此，可以推断被掳者为清兵所杀肯定不少。

　　六、清政对参加过太平军人士的报复

　　太平军兵败后，清政大叫“巨寇虽除，余孽未尽”，大搞“清乡”^[77]，对参加或协助过太平军的人士加以残杀和迫害，如在石门(今桐乡市)，“或毙其人，或毁其宅，或罄其所有” ^[78]；在绍兴，也是“官绅大索为乡官者，甚至累及乡官的戚友。” ^[79]嵊县参加或协同过太平军的人们遭遇如何？在清代印制的县志和家谱中笔者未找到这方面的记载。这些人极有可能被削籍^[80]，或者被撰谱人写成了“被掳”，但在民国修的家谱中载有清政报复的事例，《太平军开元遗事》一文也记载清政报复的事。现摘录《太平军开元遗事》所载：周恩佑子孝廉、从侄孝恺从义军撤走，恩佑留下办事，联络一班人，后来被清军所逮捕，杀死在余姚泗门镇。周恩佑有良田六十余亩被没收，正门被封闭掉，犯罪人家只能从侧门出入，以表惩罚。周洪章隐在东阳山区教书，后出资三百银元，疏通本村家族，心想回家看一看，不料回家后被沃基二十二佬告发，被害杀。二十二佬得赏洋三百元。

　　民国《嵊县志》记载了太平军兵败后，王棨之的去向：洪杨败，(棨之)遁入闽，挟技游泉、漳间。太平军撤离嵊县后，王棨之怕遭清政报复，逃到福建，颠沛于泉州、漳州间，靠卖书画为生。

　　七、战争给嵊县人带来的苦难和创伤

　　战争不仅导致财产的毁灭性破坏，使无故的人们遭殃，给交战的人士带去伤残，乃至死亡，而且也给他们的亲属带去无法弥合的心灵创伤。现从县志和家谱中摘录几例：

　　1.《剡西范村竺氏宗谱》载：孺人氏刘，竺孝定公之妻、本祥公之女也，年十七归竺氏，孝养翁姑，勤井臼，茹苦含辛，乡里称贤内助焉。咸丰季，粤匪自午岭窜入。氏偕诸妯娌蒋、费、金、黄，挈眷入山，遇诸途，欲避不及，遂携幼入水。贼救之，氏反怒骂，踞投深处而殁，一家遇害者共十有三人。时辛酉十月初八日也。辛酉十月初八日，即1861年11月10日，是太平军攻克嵊城的第二天。范村刘氏带一家女眷、小孩十三人避入山，路上却遇太平军，避走入水。太平军去救，刘氏反骂太平军，并带一家妇女、小孩十三人走入深水区而淹死。这个例子说明，太平军入嵊前，本地官府对太平军进行了妖魔化的宣传，使本地人视太平军为鬼魅。

　　2.太平乡石砩村人郭诵芬随嵊县民团攻入东阳县城，巷战而亡，“凶问至家，妻钱氏一恸而绝，子妇周氏哭姑^[81]继死。” ^[82]这是因亲人战死，婆媳恸哭而亡的事例。同治《嵊县志》中还能找到因亲人阵亡，家属自尽的例子。

　　3.民国《嵊县志》载：郑氏二节妇，德政乡郑克振妻方氏、郑克峻妻张氏也。咸丰辛酉冬，洪杨溃军入嵊，振、峻为团练死，方与张奔战地，枕尸哭，将以身殉。振、峻有兄弟四，仲克家、季克勤。克家时被掳，于是姑将语二妇曰：“吾家男子死者死，虏者虏，诸妇之存，惟汝二人。我老矣，汝二人果死者，一门老弱谁与共患难乎？”克振、克家子各五岁，方、张遂不敢复言殉。^[83]

　　读这些悲怆事例，会使人掩卷长叹，抚书伤怀，说明战争给多少人带去不幸。经过太平天国起义后，同治八年(1869)嵊县人口普查，人数已锐减至2107661人^[84]，与上溯48年的道光元年比较，减少了近一半。当然这里包括许多外迁到“下三府”的人数，因为那里才是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的主战场，人口锐减比嵊县更甚。

　　整个太平天国革命十五年期间的人口死亡，以及这场革命失败之后清政对参加过太平军人士的报复，使清代全国的总人口减少几乎占三分之一，约一亿人以上。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决不是农民起义领导人的错，而是统治者没有施行善政，致使天下黎民困苦不堪而引起的结果。

(本文作者：现任职于嵊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注释：

　　[54]攻东阳城的嵊县西乡民团团兵人数在同治《嵊县志》有二说，一说为二万人，见同治《嵊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义烈”第3页郭诵芬传；另一说为数千人，见同治《嵊县志》卷三“建置志·兵防”第9页。

　　[55]见道光《嵊县志》卷三户口第5页。

　　[56]乃者：近段时间。

　　[57]金陵：南京的古称，即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

　　[58]见民国《嵊县志》卷十七人物志·义烈第27页。

　　[59]参见《嵊州春秋》2015年第2期的钱大莘《长乐人民智斗包翻译计杀小舅子》。

　　[60]考：原指父亲，后多指已死的父亲。

　　[61]卫千总：官名。漕运总督所辖各卫所武官，掌率运丁，领运漕粮。

　　[62]见同治《嵊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义烈第14页

　　[63]见同治《嵊县志》卷三建置志·兵防第9页。

　　[64]曾与太平军交战的吕越峤在《贵门吕氏宗谱》载文认为花旗军为二万，但同治《嵊县志》为十余万，见同治《嵊县志》卷三建置志·兵防第8页。笔者认为吕越峤的说法较合实际。

　　[65]翼日：次日。

　　[66]突入庐舍，淫略妇女，剽掳财物，谓之“搜牢”。当然这里是对太平军的诬称。

　　[67]见同治《嵊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义烈第24页。

　　[68]洪杨军：即太平军。民国时不可能像清时称太平军为“粤匪”，而改称“洪杨军”。

　　[69]见民国《嵊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义行第42页。

　　[70]这段文字录自胡鞍钢等著的《Insights into China》，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页，原文为英文，笔者译。

　　[71]张：张声势。

　　[72]合：交锋。

　　[73]乌鸢：乌鸦和老鹰。乌鸢无声：指群鸟被交战声吓得都飞走了。

　　[74]日晡：天将暮时。

　　[75]荒落：荒村。

　　[76]绐：欺骗；欺诈。

　　[77]见黄侗《义乌兵事纪略》，1933年印行，第25页。

　　[78]见光绪《石门县志》卷十一，第89页。

　　[79]见范城《质言》，《近代史资料》1955年版，第80页。

　　[80]削籍：指旧时犯罪者从家谱上被削去。

　　[81]姑：旧时妻称夫的母亲。

　　[82]见同治《嵊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义烈第3页。

　　[83]见民国《嵊县志》卷二十一列女志·节孝第35页。

　　[84]见同治《嵊县志》卷四赋役志·户口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