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简介
楼宇烈,浙江省嵊州市人,1934年生,1960年自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主要论著有《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的品格》《王弼集校释》等,主编或参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文明史》《东方哲学概论》等。
楼宇烈接受专访
“‘中’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根本的理念,做什么事情都要掌握这个‘中’,掌握规矩”
问:2016年12月20日,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主办的“汉语盘点2016”年度字词揭晓,“规”当选年度国内字。在现场看到,这个“规”字是您泼墨题写的。您怎么看“规”字当选为2016年的年度国内字?
楼宇烈:汉字,我觉得是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载体,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创造,也是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承没有发生中断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国历史上,文字在变化,语音多种多样,有各种不同的方言,但通过共同的汉字,大家都可以进行交流。所以,汉字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人类文化产物。汉字的保护、传承、发扬,是当前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常用汉字是2500到3000个,如果把每个常用汉字的含义都讲一讲,中华文化就会让大家惊叹不已了。
“规”是中国传统汉字中很重要的一个字。“规”本来是圆的意思。《楚辞·离骚》中说:“圆曰规,方曰矩。”规是圆,矩是方,没有方圆就不能成事,也就是说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定的规矩、遵循一定的规律。《韩非子·解老》里讲“万物莫不有规矩”,意思是万事万物都有其准则法度。所以这个“规”字,当选为年度国内字很好,说明大家现在越来越意识到要遵循一定的规律、遵守一定的规矩,这是做好事情、做好人的一个基本要求。
问:在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规矩”有着怎样的内涵?
楼宇烈: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规矩,但这个规矩、规则不是僵化的,它是因时因地而异的,这就引申出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中道”或者说“中庸”。
“中道”“中庸”的“中”其实就是一个标准、就是规和矩,古语叫“中规中矩”。中国人把代表“规矩”的这个“中”看得非常重要。《中庸》里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是天下之根本啊!尧传给舜有四个字“允执厥中”,“厥”就是“其”,“允执厥中”就是要诚恳地秉执其中正之道。舜传给禹又加了十二个字,变成十六个字,叫做“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称为“十六字心传”。宋代的儒家把这个看作是中国道统传承的心法、心传。由此可见,“中”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根本的理念,做什么事情都要掌握这个“中”,掌握规矩。
但是这个“中”、这个规矩不是僵化的、教条的,它一定要根据时间、环境、地点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这个“中”前面可以加一个“时”字,称为“时中”,要与时偕行。这个“时”并不单单指时间,我们传统的“时”有空间的概念包含在内,包括了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
另外,“中”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中”离不开两端,指的是两端之“中”。所以,看问题不能只看一面,既要看到这面,也要看到那面;另外不能过,也不能不及,不能偏这面,也不能偏那面,否则会失去平衡,所以做什么事情既要掌握标准也要恰如其分。
问:在这种语境下,怎么去理解“规矩”约束人的作用?
楼宇烈:规矩是限制人的,但又不是限制人的,所以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说等到他七十岁的时候,他再随心所欲也不会超越这个规矩了。规矩可以是外在的、强制性的约束,也可以是自觉的、发自内心的自律,一个是他律,一个是自律。规矩应该是内外两个方面都有,但中国文化更强调自律,自律是第一,他律是其次,不能倒过来。
楼宇烈接受专访
“对信仰背后的文化内涵认同越深刻,我们的价值取向和信仰信念就越坚定、越执着”
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您怎么理解这种文化的力量?我们的信仰信念又如何根植于文化之中?
楼宇烈:文化是根本的东西。人类正是在进化发展过程中,通过一步一步文明的发展、文化的积淀,才有今天人类的样子。我们如果把这些文化都抛弃掉了,那我们岂不是回到野蛮了吗?
其实各种竞争的背后是文化的竞争。什么样的文化能够让大家更加明白做人的道理、遵守做人的原则,这种文化就能够战胜其它文化。这一点,从中国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但他们最终都尊重、接受并融入中华文化。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有着深刻的生存发展智慧。
信仰是支撑人的一种很重要的精神力量,没有一种信仰的支撑,人很难生存、发展。但人的信仰又是多种多样的。追求高尚的理想、精神、境界是一种信仰,拜金主义、拜物教也是一种信仰;以义为利、舍生取义是一种信仰,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也是一种信仰。所以,信仰有各种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境界。因而,信仰的选择非常重要,你是选择把义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利放在第一位?这种选择的背后充满着文化的张力。也就是说,选择什么样的信仰是根植于我们的文化积淀中的。假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念有着非常深的认同和自觉的追求,那么自然而然你会选择先义后利。所以,对信仰背后的文化内涵认同越深刻,我们的价值取向和信仰信念就越坚定、越执着。
“‘觉悟’这个词虽然是觉打头,但是它还有行的内涵,有觉有行,既明白了、又践行了,才是真正的觉悟”
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还强调,面对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矛盾,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靠的就是觉悟。觉悟了,觉悟高了,就能找到自己行为的准星。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觉悟”是怎么理解的?
楼宇烈:觉悟是你自己认识到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就叫有觉悟。如果一切都让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那就没有觉悟。因此,觉悟是自己的觉悟,任何人都替代不了,最终要靠你自己。近代学者黄侃曾经说:“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对“下学”和“上达”有一个区分。“下学”人伦日用,指学习日常生活中间的一些道理;“上达”是上到心里面,从内心去体悟。对于“下学”是可以言传的,“上达”则必须你自己去体会。觉悟就是这种“上达”。
另一点,觉悟不仅仅是明白了事理、想通了,而且还要能够自觉地按照这个事理去做。所以,“觉悟”这个词虽然是觉打头,但它还有行的内涵,有觉有行,既明白了、又践行了,才是真正的觉悟,否则只是形式上的觉悟。佛教里面讲“开悟”和“证悟”。“开悟”就是我明白了这个,“证悟”就是去践行,证实你这个悟是对的还是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学习有这样的次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开始要广泛地学,学了以后还要追问,去寻根究底,继而仔细地去思考它,然后你分析清楚了、明辨了,明辨了就是一种觉悟,但那够吗?不够,必须去实践。所以,把明辨和笃行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觉悟。
另一方面,觉悟了也就代表你看得透彻了,也就能行得彻底、行得坚决。一知半解,没有觉悟,反映在行动上就会要么犹豫不决,要么偏离方向。
楼宇烈接受专访
“自己约束自己形成自觉,进而由自觉上升到自律,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的核心内涵”
问:这几年,您出版了多部著作谈中国文化,比如《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等。在书中您认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能否跟我们讲讲您是怎么做出这种判断的?中国文化的一些核心特点是什么?
楼宇烈: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而,在其久远博大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如果从整体上来把握的话,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它最重要和最鲜明的特征。
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中国家庭、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道德的自觉自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强调人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所以,明道正谊、节制物欲、完善自我人格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文精神,就是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一种精神,既要保持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又要尊重大自然总的规律。所以,通俗地说,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色,就是管住自己、管好自己。
一方面,人为万物之灵,人为贵。《尚书·泰誓》里讲:“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在天地万物中间是最重要的。人的重要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他参与到天地万物的生长发展过程中。在中国文化中,人虽是天地所生万物之一,但是可以和天地并列为三。《荀子·天论》中讲:“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这里的“参”字就是“叁(三)”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以其能治天时地财而用之,因而与天地并列为三。人在天地万物中处于什么位置呢?《礼记·礼运》中讲:“人者,天地之心也。”我们古人早就告诉我们了:人是天地的心。就像人的心支配了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作为天地之心的人也“支配”了天地万物,所以,人有一种很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
但另一方面,人要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这种支配能力,正确地认识人在天地万物中的位置。所以,《周易·贲卦·彖传》中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什么叫做“文明以止”?“文明以止”就是用礼义教化让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人应该止于何处。也就是说,你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位置。因为人是天地之心,所以人心一动就会让整个天地发生变化。那么,你就要控制住自己,约束住自己,不该做的不能做,不该改变的不能改变,不能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这就叫“文明以止”,这就是人文精神。所以,人文精神并不是把人夸大得无所不能、无所不为,而是强调人的自觉和自律。认识到人本身的主体性、能动性,又认识到人处于天地之间的位置,然后自己约束自己形成自觉,进而由自觉上升到自律,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的核心内涵。
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方面强调人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而要做人自己,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强调人也不能狂妄自大,不要去做天地万物的主宰,反而要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顺应自然。
楼宇烈接受专访
“中国文化中的文字、图画都不只是描述一个现象、讲述一个事情,它们背后都是在讲一些根本的人生道理”
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首要的是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您用“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来概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根源性典籍,并且认为这些根源性典籍是我们把握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必读书。但这些典籍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都比较“艰深”。结合您自身的治学和教学经历,能否给我们讲一讲今天怎么来阅读文化经典?
楼宇烈:我当年提出的这些根源性的典籍都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经典著作。可以说,至少从汉代以后,一直到清代末,我们思考问题、判断问题的标准都离不开这些根源性的典籍,我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的。但现在来讲,要现在的人读这些东西,特别是通读这些东西,确实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们一个是可以从一些更“小”更“轻”的典籍来入门,读一些典籍的摘编、节选;另一个是不能求快,欲速则不达。
除了经史,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文学作品如诗词歌赋等来了解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因为中华文化的传统是文以载道的,包括书法、绘画也是这样。中国文化中的文字、图画都不只是描述一个现象、讲述一个事情,它们背后都是在讲一些根本的人生道理。比如我经常给中小学老师推荐看三篇古文。一篇是唐代柳宗元写的《种树郭橐驼传》。这篇文章讲有一个驼背姓郭的老人叫郭橐驼,他种树特别厉害,种的树都能活,都能结丰硕的果实,所以大家都去问他是什么道理。他就讲,顺其自然啊,树根要舒展、培土要平均,埋好了土,浇好了水,种好了以后,就顺应树木的天性让它自由生长。第二篇文章是王阳明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这是王阳明写给刘伯颂等人的儿童教育大纲。他在里面讲,孩子的天性就是喜欢游戏、喜欢玩,所以你不能够强迫他坐在那儿让他背东西,你得通过游戏让他们在欢欣鼓舞中学到东西,“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要不然孩子们就会把学校看成监狱,把老师看成敌人。第三篇文章是清代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这篇文章讲,现在的人都以病梅为美,把梅树的枝条都给它捆起来,扭扭曲曲的认为是美。龚自珍说最自然的才是最美的,所以他就自己花钱建了一个馆,把别人称之为病梅的梅树都买来种到里面,然后把它枝条上捆绑的东西拆掉,让梅树自然生长。这三篇古文背后其实都讲述了很深刻的道理,启示我们教育教学要因材施教,让孩子们顺其天性,有多样性的发展。
问:您曾经说:“读书是快乐的事情,是生命的一部分。”关于读书,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楼宇烈:读书不在于读多少,更不在于背多少,《礼记·学记》里讲:“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光记住了一些知识、知道怎么样,不能够当人家的老师。学问并不是你能够记住多少东西,而是你能够理解知识背后传达的一些思想、一些根本的为人之道,所谓“得意忘言”,中国文化强调这个东西。
另外我们不能读死书,要多读活书。活书就是我们生活的这本书,我们社会的这本书。我曾经说过这样两句话:“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读书是重要的,但如果你读了书以后不能够理解它的意义,不能够从这里跳出来,让知识给你捆住了,那你的困惑会更多。做人也是这样,并不是读书了就知道做人了,不读书就不知道做人。一个人如果没有太多的文化,不认识多少字,也没有读过几本书,但如果他知道做人就应该讲诚信、有敬畏,那就很好了。朱熹讲:“凡人所以立身行已,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如果一个人读了一肚子的书,但是既做不到诚信,也做不到敬畏,那我看他这个书就白读了。黄侃也讲过一句话:“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读书,我觉得重要的是要明事理。明了事理,在此基础上,你再去多读一点书,探究更多的人生、自然,这样也会更有意义、更有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