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昔日烧柴的烟熏火燎到现在的液化气、天然气和智能化时代，厨房经历了一场用能“革命”。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被放在首位，可见其重要性。

　　一般人也许以为，在农耕时代“柴”要比其他生活资料容易取得，其实不然。尤其是平原地区的农村，解决烧柴问题是非常艰辛和困难的。能用来烧火煮饭的，主要是稻草等农作物的秸秆。稻草燃烧值不高，而且容易发霉腐烂，烧起来烟多火弱。每次做饭，往往弄得整个厨房烟雾弥漫，使得主妇们蓬头垢面，一脸烟灰。而且稻草还得当作猪牛羊等牲畜的饲料。即使这种勉为其难的燃料，也严重不足。

　　解放初，我在村里当民办教师，每天放学后，孩子们回到家里不是写作业，往往是将书包一丢，就挎上竹畚箕，拿上柴刀，三五成群地去田野里、剡溪边捡柴禾。他们捡枯枝、挖草根、扒树叶。村子周围的田野和道路早已光秃秃地只剩下黄土和石头，孩子们的辛苦努力能捡到多少柴禾呢？能解决当天晚饭的烧柴就算不错了。

　　由于缺柴，我们这一带的农村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年秋收冬种完成，农活稍闲，村里的青壮年就成群结队地去离村20多里的里东山上割柴，村里人叫割“大山柴”。我虽是教师，星期天也曾跟着村里的年轻人去割过“大山柴”，那个苦和累，几十年过去了仍然刻骨铭心。

　　割柴那天，后半夜4点光景就起床烧饭，烧好后，早餐吃一半，另一半装入当时几乎家家都备有的“蒲礼袋”，再放几根盐萝卜条，带去山上作中餐。然后穿上破衣破裤、破布袜子和草鞋。戴上破草帽，扛上柴杠、柴绳、木头垛柱(一种挑担辅助工具。挑担时能平衡两个肩膀的受力，休息时能不放下担子)及柴刀和蒲礼袋。匆匆赶到村口，前一晚约好的伙伴已在等我。渡过竹山渡，穿过浦口镇，从故江村边进入山区。此时天已放亮，只见眼前群山重重叠叠，山路弯弯，又长又细，岔路特别多。不知转了多少弯，爬了几道坡，终于到达目的地。

　　此时太阳刚升起几丈高，四周特别明亮。但见前后左右数不清的高高低低的山头，远处山坳里有几户人家，显然已是大山深处。伙伴们都是砍柴的行家里手，哪里还有好柴心里有数，大家把饭蒲礼袋挂在松树上，各自散开，分头行动。太阳快升到头顶，远处山坳里的人家屋顶上升起了袅袅炊烟。好友德扬已经割好8小捆，扛到放柴杠的平坦处，缚成一担。虽然我紧割快干，全力以赴，而且每捆柴比德扬的要少很多，还是只割了7小捆，德扬连忙过来帮我割好最后一捆，2人合力绑缚停当，把柴担放到肩上一试，约有100多斤，觉得能挑回家。

　　我们一前一后挑着柴来到早晨分开的地方，伙伴们都已到了。大家吃过中饭，稍事休息后，就挑着各自的柴担启程返回。出山的路大多是下坡，往往一边是陡坡，一边是深涧。柴担没法左右横着，只能直着走，看不清前面的路，要十分小心。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好不容易把柴挑回家里，已累得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两个肩膀肿得像烂桃，洗脚时见两脚满是血泡，浸在热水中针刺般痛。

　　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经常去割“大山柴”，于是就在省柴上下足功夫。当时社会上流行省柴灶，把薄薄的青砖用钢锯锯成长条，尽可能地把炉壁砌成圆筒形，还把炉膛砌了隔层，在如何使柴草迅速燃烧、完全燃烧和提高热能利用率这三个方面绞尽脑汁。我几乎成了打省柴灶的专家，但无论怎么折腾，节柴的效果实在有限，而且有隔层的炉膛很不牢固，烧饭时一不小心就会捅穿炉壁，烟火乱窜。妻子的头发几次被烧焦，个中滋味，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

　　改革开放后，情况很快开始好转。1978年，县里成立了新能源办公室，提倡新能源，各家各户都建沼气池，利用人和牲畜的粪尿发酵产生沼气，可供做饭、烧开水，也可点灯照明，烧柴的难题得以很大的缓解。沼气主要的成分是甲烷，燃烧后变成水，不像烧稻草、草根那样污染环境，非常清洁。只是当时各种设备比较简陋，输送沼气的塑料管容易老化破损、漏气。沼气供应没法保证，有时饭烧到一半沼气没了，烧饭的柴灶还得备份。

　　1980年，瓶装液化气慢慢流行起来，到上世纪90年代，煤气灶在农村已基本普及。做饭再也不用烟熏火燎，也不用千辛万苦找柴禾。昔日光秃秃的荒山变青了，水变绿了，空气变清新了，环境变美了。进入本世纪以来，城镇居民逐步用上了管道天然气。再也不用一瓶一瓶地去灌煤气，生活更加轻松，也更加安全。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久深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家经济腾飞，水电、风电、潮汐电、光伏电、核电的迅速发展，电力供应越来越充足。做饭炒菜，连煤气都用得少了，基本用电饭煲、电炒锅，而且正在迅速智能化。烧饭做菜，只要根据个人喜好，按按开关就OK了。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已不知道“柴”为何物了，“柴”这个字也快在汉语中淡出、消亡。

　　从烧饭“柴”脱胎换骨的变化、升华，再一次让我们生动、具体地感受到新中国70年带来的巨大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