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7年初，北伐军浩浩荡荡，势如破竹，逼近杭城。盘踞浙江的军阀孙传芳部企图负隅顽抗，四处抓丁。马东林闻讯，连夜动员青壮年避进山区。他一方面发起组织西湖区农民武装，成立“别动队”，制止孙传芳残部散兵游勇的捣乱，加强社会治安，保护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免遭劫难；另一方面派人前往桐庐县为北伐军带路，使之顺利进军杭州，并亲自率领部分人员到六和塔附近迎接北伐军。

　　1927年2月，正当杭州人民欢庆北伐胜利之际，国民党右派开始了反共、反工农运动的阴谋活动。中共杭州地委领导全体党员，团结国民党左派，组织广大群众，同右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群众斗争中，马东林常常站在第一线。3月30日，国民党右派勒令解散杭州市总工会，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愤慨。次日，杭州市总工会根据党的指示，在西湖公众运动场召集所属各基层工会的工人、农民和各界代表集会。马东林带领400多名农民，手持铁锹、钉耙、锄头等农具，列队站在会场中央。会议进行中，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成员之一、杭州市警察局长章烈率领军警气势汹汹冲进会场，强迫主席解散大会。马东林带头高呼“打倒章烈”的口号，全场农民高举铁锹、钉耙、锄头等齐声响应，整个会场发出一片怒吼。章烈眼见众怒难犯，只得急忙溜走。大会作出决议，发表通电，针对国民党当局勒令解散杭州市总工会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省政府立即撤换警察局长章烈。会后，又举行示威游行，前往省政府请愿。马东林带领农民队伍途经太平坊警察局门前时，遭到军警开枪镇压，当场死3人，重伤9人，轻伤50余人，被捕几百人。马东林也被打伤，在群众掩护下脱险。事件发生后，他四处奔波，积极筹款，变卖结婚时妻子的首饰，救护负伤者，营救被捕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杭州白色恐怖极其严重。4月13日，杭州市警察局在《民国日报》上登报通缉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63人，宣中华、胡公冕、杨贤江和马东林等人均名列其中，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

　　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撤销杭州地委，组建杭县县委，马东林任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并奉命组建西湖区委，由他兼任书记和武装部长。他先后在灵隐、玉泉、凌家桥、西溪等地分别建立4个支部，积极准备武装暴动。

　　农历六月十八日前后，灵隐、天竺一带进入进香旺季，群众进香通宵达旦，马东林决定乘机起事。深夜12点，许多群众已集结待命，后因组织准备不够充分，果断停止行动，决定继续等待时机。

　　此时，马东林被任命为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除在杭州从事工人、学生和农运工作外，经常奔波于湖州、衢州、金华一带，准备武装暴动。此时，他的家庭内部发生了重大矛盾，养父马阿兴的小妾与其兄弟邵宝康勾结，企图独吞马家财产，合谋欲置他于死地。如此一来，马东林既要摆脱反动当局的追捕，又要严防家庭的出卖陷害，以致常常很难找到比较安全的住所，有时一个晚上要调换几处地方。为了筹措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他又不得不一再变卖家产。

　　有一次，马东林到桐庐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他出色的宣传鼓动才能，深深吸引了广大群众，却也招致该县警察局长的注意和怀疑。这个家伙假意前来和马东林攀谈，当马东林亮出身边携带的国民党“派令”时，更是满脸堆笑，连声称赞“讲得很好”“讲得很好”，并要求他多住一天，再作一次演讲。马东林当时没有察觉到他心怀鬼胎，考虑在桐庐再停留一天多做一点工作也好，就同意留下。入夜,马东林不顾白天劳累，正在灯下埋头准备第二天的讲稿。房门被无声地打开了，闪进一个陌生人，并压低声音，急促地说：“我是警察局的，我们局长不怀好意，正策划拿你报功哩，你赶快逃走吧！”说完，悄然离去。

　　马东林立即离开桐庐，脱险后继续在各地从事革命斗争。1927年秋，他领导的西镇秋收减租斗争取得了胜利。可是，当他再去桐庐时，却被警察局抓了起来。桐庐县长钱独罕听说警察局抓到一个共产党，命令押到县府，并亲自审讯。马东林镇定机警地打量着面前这位年轻的“县太爷”，神态自若，侃侃而谈：我原来是国民党党员,还是区党部委员，发动农民实行“二五”减租是很热心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发觉“二五”减租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可是，国民党右派连这一点也并不诚心推行，所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还深入浅出地讲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那位县长聚精会神地听着，却不动声色，听完以后，命令押回牢房，严加看管。到了半夜，县长亲自来到牢房，把他悄悄带出监狱，一起离开桐庐到了杭州，从此并肩战斗。后来钱独罕也参加了共产党，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