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风云

　　上海当时被称为“十里洋场”，许多外国人都在上海开公司。任光回到上海后，进入了法商的百代唱片公司当音乐部主任，负责音乐节目的造型和录制工作，并很快与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音乐组织发生了联系，并结识了田汉等左翼文化人士，接受了进步思想。当时，《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还在一个合唱团里吹小号。有一次任光来到这个合唱团，凭着极敏感的辨音能力，很快发现了聂耳的才能。他马上将聂耳介绍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并且不久使聂耳成了音乐部的副主任，成了自己的助手。这为聂耳后来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新曲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聂耳因此称任光为“我们的导师”。

　　1933年中共在上海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任光与聂耳、夏衍、田汉、蔡楚生等人当选为刚成立的协会执委。大会号召电影工作者要积极投入“电影运动的向前运动”，去共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任光为了写好反映渔民生活的歌曲，不辞辛苦地到崇明岛等地和渔民一起生活。可以说《渔光曲》的成功，即是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结晶。

　　1934年6月14日，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出现了我国电影史上从未有过的轰动。任光所作的影片插曲，“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鱼儿难捕租税重，捕渔人儿世世穷……”轰动了整个大上海。其歌曲以越剧特有的抒情韵味和凄婉悲凉的曲调，描绘了渔民沉重的劳动和贫困的生活，很好地渲染和烘托了影片的主题。《渔光曲》很快风行于世，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曲，十几万张唱片被抢购一空。电影《渔光曲》在酷暑中连映84天，出现了场场爆满的空前盛况，打破了当时《姐妹花》电影连映60天的记录。1935年2月，《渔光曲》参加了在苏联莫斯科举办的国际电影节，获得了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得荣誉奖的影片。由于该片的成功，很快形成了电影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潮流，《渔光曲》的成就也奠定了任光在电影音乐史上的地位。

　　从1933年到1937年，任光共为12部电影谱曲，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痛苦生活。其中电影插曲《王老五》更是风靡一时，成了当时极为流行的歌曲。当时在上海的任光和聂耳一同成为中国左翼电影音乐的开路先锋，他们共同开创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音乐的新时代。

　　四、再度出国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亡家破祸在眉梢”之际，中国人民忧心如焚、义愤填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任光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亲手创作了许多激励斗志的歌曲。一时间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兴起，音乐成为动员民众、团结国人的巨大力量。1932年，任光创作了齐唱曲《十九路军》，歌颂了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的业绩，这是我国最早的抗日歌曲之一。接着任光又连续创作了《少年进行曲》《和平歌》等。1936年5月，他以“前发”为笔名，发表了合唱歌《打回老家去》，这是一首由安娥作词、任光配曲的歌曲，这是一首一人唱万人和的抗日救亡歌曲，它强烈地表达了中国人民誓死收复失地的钢铁意志和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这首歌在上海民众歌咏会演唱后，不胫而走，与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抗日军歌》、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等汇合一起，成为最富号召力的抗日救亡歌曲。

　　这些歌曲很快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应该说这是任光他们对我国抗日时期革命音乐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日本侵略者对这些富有鼓动力的抗日宣传十分恐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经挖空心思地打听，终于探知这些唱片的制作和抗日歌曲的作曲者前发，原来就是法商百代唱片公司的音乐部主任任光，便决定派杀手暗杀他。

　　面对随时可能袭来的刀光剑影，组织上和友人们为保护任光的安全，在1937年8月一个凄风冷雨的黑夜，将这位怀着满腔爱国热忱的音乐家送上了去法国的邮轮，借此让他进入巴黎音乐师范学院进修。

　　虽身在异国他乡，但任光时刻关心和挂念着祖国的抗日救亡事业，每当夜晚，望着东方的星空，一心期盼着能提前回到抗日的队伍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