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为任光

　　五、回国抗日

　　1938年10月1日，任光偕同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起从法国启程，经香港到达武汉，随后又去长沙、贵阳等地，在此期间他继续全身心地投入抗日宣传活动。他又以高涨的爱国热情创作了《高粱红了》（又名《青纱帐里》），以生动活泼、雄壮有力的曲调，把“高粱当帐篷，大地当卧床，月亮当作灯”，来反映抗日游击队的战斗生活，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月下旬，他又随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转赴重庆，与蔡楚生、史东山、阳翰笙等人一起从事电影音乐工作。

　　1940年7月，新四军叶挺军长到达重庆，热情邀请任光去皖南。经周恩来同志批准，同年10月，任光和一些文化界人士随新四军的几位同志前往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在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音乐工作。

　　在部队里，任光也剃了个平头，穿一身灰色军装，除了有一件淡军绿色的羊毛衫外，穿着完全和战士一样，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颇有名气的音乐家。他平易近人，脸上经常挂着微笑。到部队后不久，他就为新四军创作了第一首歌曲《擦枪歌》，战士们非常爱唱这支歌。在平时较多的时间里，他为部队文艺骨干教唱抗战歌曲，在其他时间里，则忙于搞创作，有时则喜欢到连队或附近农家中与战士和老乡操着满口嵊县话拉家常，他和周围的同志相处得很融洽。在一次联欢会上，他演唱了风趣诙谐的电影歌曲《王老五》，由于他唱得十分生动真切，战士们从此昵称他为“王老五”。那时部队经常要在大操场集合开会，会前，拉歌声此起彼伏，气氛异常热烈，就有人会站起来领呼：“王老五，来一个！”接着全场就爆发出“王老五，来一个！”的一片喊声。随着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任光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走到台前，边演边唱，

　　惹得全场战士和周围老乡们都乐开了怀，会场上便顿时沸腾了起来。新四军中，凡是有行军和演习的间隙，只要有一个人哼起《王老五》，大家就会应声合唱。这首歌竟在新四军中起到了增强团结、提高士气、发扬乐观主义精神的鼓舞作用。

　　新四军中，叶挺十分看重任光的正气和才华，工作空余，常和任光在院子中谈心，商谈文化音乐工作的有关情况。他非常关心任光的生活，每月给任光提高生活伙食补贴。但任光从不去享受特殊待遇，而是和战士们一起躺地板、吃大锅饭。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司令员看到任光到连队去体验生活，还对叶挺说：“你把大音乐家的身体搞垮了，可不得了！”会后陈毅还常去看望任光，“希望任光能写出反映战士和军民关系的歌”。任光对陈毅的指示也铭记在心。

　　六、血洒皖南

　　1940年10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本着团结抗战的精神，决定新四军渡江北撤。同年底，新四军军部发出了《告别皖南书》，任光随即创作了《别了，三年皖南》（后改为《新四军东进曲》）。歌曲写道：“三年的皖南，别了！哪个来拦路，哪个被打倒。冲破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窝巢。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这首雄壮的歌曲，先由军号吹出嘹亮的前进号声，中间伴以激越的军鼓节奏，歌声充满坚强不屈、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精神。此歌很快在新四军中流传开来，这也是任光一生中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

　　1941年1月4日，任光和他新婚才三个月的妻子徐瑞芳（1918-1942）随军部一起转移。徐瑞芳是广东省东莞人，又名徐韧，是位美丽端庄、热情大方的姑娘。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抗战前在上海同济大学读医科。但她很喜欢音乐和文学，还能用英文法文演唱歌曲。抗日战争爆发后，她随学校流亡到昆明，并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向往到抗日前线工作，1940年7月，经批准她辗转数千里来到皖南新四军营地。她脱下旗袍，穿上军装，分配到和任光在一起的新四军政治部工作。徐瑞芳对任光仰慕已久，她在上海读书时，就是电影《渔光曲》的热情观众，任光的名字早藏在她的心中。他们相爱后，军部为他俩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结婚仪式。北撤时，组织上为保护任光和徐瑞芳的安全，决定让他们与机关的老弱妇幼和病号先往苏北撤退，但都被他们谢绝了。他们自己认为正年轻力壮，理应在战斗中接受考验和锻炼。

　　在转移的第一天即逢夜行军，周围漆黑一片，冬夜寒风刺骨又夹着雨丝，狭窄的道路七高八低，路上两人竟跌了不少跤，为保证能紧跟上队伍，任光把东西全丢弃了，只有那把相依为命的小提琴仍然背在身上，这是他最心爱的“枪”。夫妻俩咬着牙，认为一切困难终会过去，希望就在“明天”。他们哪里知道，在前面等待他们的，竟是国民党的阴谋和陷阱。

　　新四军行进的第三天，就遭到埋伏在山岭上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击，一时炮声隆隆，机枪狂吼。

　　1月13日任光和一大群军部直属队的非战斗人员，退到一个叫石井坑的小山村，居高临下的国民党军队依然疯狂地向人群射击，子弹如急雨般飞向村庄，疲困不堪的任光当时正在村头的一个土丘上，猛然觉得身上一震，他“啊”的一声，人就软绵绵地倒下了，背着的小提琴也掉到地上，坐在旁边的徐瑞芳见状急忙扑过去，只见丈夫的军衣胸口已被鲜血浸湿。她慌了，一边将手死命地按住丈夫的伤口，一边使劲地喊：“任光，任光！”正在附近指挥作战的叶挺军长闻讯赶来时，任光已经昏迷过去。“伤势很重，得赶快抢救！”叶军长对身边的副官猛喊了一句。但此刻到哪里去找医生？哪里有药品？有人撕下几片布条迅即给任光包扎，但根本无济于事。一会儿，任光眉梢一动，微微睁开眼，他看到了叶军长抱住他，露出了感激之情，低声说了句：“谢谢军长……”就永远闭上了眼睛——一代名星陨落了……

　　徐瑞芳被突如其来的悲痛压倒了，她抱住任光恸哭不止。叶挺悲痛地抚摸着她的头，安慰她：“徐瑞芳同志，你要坚强起来，要经得住考验。任光同志为国家、为民族、为中国人民而光荣牺牲，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将永远牢记他的光荣历史。”这时周围的枪炮声又响成一片，部队进行最后的突围，叶挺军长急忙赶回指挥所去，徐瑞芳还扑在任光身上不住地号哭。

　　一天后，徐瑞芳在突围中也负伤被俘，被送往江西上饶集中营关押。徐瑞芳在集中营中始终坚贞不屈，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被难友们称为“狱中妇女英雄”。1942年6月19日，徐瑞芳等76位同志在闽北赤石镇郊外被国民党枪杀。

　　1941年2月，叶挺从江西被押解到重庆途中，还念念不忘“挚友任光”，并秘密投书第三厅秘书阳翰生，嘱他转告周恩来副主席：“任光已在我身旁阵亡”。后来叶挺被囚，他在“囚语”中写道：“深恸民族天才随余受难，惭感无已”、“余心痛如割”。叶挺对任光和徐瑞芳的不幸遇难非常痛惜，喻他们为“同命鸳鸯”，这充分反映了叶挺和任光情谊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