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的文字，当真如弘一法师所说：悲欣交集。悲的是他为何是如此模样在世为人，欣的是居然有这般文字传世。

胡兰成给张爱玲以“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婚姻承诺，有效期只有四年，最后她称这个男人为“无赖人”。

     “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胡兰成文笔轻灵圆润，用字遣词别具韵味，形容词下得尤为脱俗。然而，国破山河残，他却为五斗米折腰，在汪精卫那里任伪职，做汉奸，丧失了中国人的气节。

    受汪精卫赏识，沦为汉奸

　　1906年，胡兰成出生在嵊县下北乡胡村（现为叠石村）。家中排行老六，小名蕊生，自幼生活窘迫，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他从小聪明好学，有“乡间才子”之称。 

　　1927年胡兰成去北京燕京大学谋求了一份副校长室文书职位，常去教室旁听。北伐时回到家乡，先后在杭州、萧山等地任教，并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性文章。从此游子闯荡四方，再未返乡。用胡兰成自己的话来说，“胡村与我的童年虽好，譬如好吃的东西，已经吃过了即不可再讨添。”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胡兰成在《柳州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积极鼓吹两广与中央分裂。他的政论引起各方的注意。汪精卫系统的《中华日报》也邀他撰稿。他的文章发表后又受到日本刊物的青睐，当即译载。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他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当编辑，胡兰成提出了“战难，和也不易”的观点，客观上为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的叛国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深得汪精卫及其夫人陈璧君的赏识。陈璧君认为他是个人才，想见见他。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薪仅60港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为此狠狠地责备了主持该报的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柏生大为惶恐，连连谢罪，立刻提升胡兰成为总主笔。

　　1937年3月受汪精卫之邀，胡兰成任上海《中华日报》主笔。1939年12月正式前往南京任汪伪政权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成了以陈璧君为首的汪的嫡系“公馆派”的一员儒将。当时汪精卫称他为“兰成先生”，经常向他“殷殷垂询”，他因此被称为汪精卫的“文胆”。胡兰成踌躇满志，自诩“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不料因此得罪了汪精卫、周佛海和林柏生等人。胡兰成很快就被免去职务，并曾被捕入狱，最终被排挤出汪伪政权，又成了“一介布衣”。

　　被排挤出汪伪集团后，他通过日本使馆的官员清水、池田笃纪，和日本军政界的少壮派人物拉上了关系。日本宇垣一成大将约见胡兰成，向他请教：如果日本失败，应该向谁求和。胡兰成献计道：“向重庆求和，必遭到拒绝；至于延安，可以取得某种军事上默契，但于大局无补。求和必须向英、美，别无他途。”宇垣认为他的话有道理，由此他的身价倍增。

　　然而，“仕途艰难”，1943年，胡兰成再一次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前往上海。这期间和张爱玲相遇、相爱。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转变，胡兰成的日子又开始变得不安稳。去武汉办《大刚报》期间背弃张爱玲与护士小周发生情事。抗日战争胜利后，逃亡到温州，又与范秀美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