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联”岁月与鲁迅
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遇到一位能指点迷津、谆谆教诲的良师,与其说是运气,更是一种福分。
1929年10月,魏金枝由柔石引见拜访了鲁迅,之后交往渐趋频繁。
其实在此之前,魏金枝已经在小说领域里创下了别样的风景。《留下镇上的黄昏》描写了“乡间沉滞的氛围气”,看似百无聊赖的生活场景,却在字里行间涌动着生命的力量,被鲁迅收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以此为契机,魏金枝又以乡土作家的身份崭露头角,两年后出版短篇小说集《七封书信的自传》,被鲁迅誉为优秀之作。
翌年,魏金枝辗转上海,与柔石同住闸北景云里,并经介绍加入“左联”,与鲁迅、冯雪峰、柔石一起编辑《萌芽》。这些左联成员以平等、正义为目标,以变革、革命为手段,以文学艺术为辅翼,在如磐的夜空中竖起了一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红旗。
厄运却不期而至。
1931年1月,一个寒意袭人的清晨,上海西藏路远东饭店里,23位共产党人正聚在一起商量有关事宜,这其中包括柔石、白莽等5位左联成员。
因为讨论十分激烈,大家都没有留意到一名“修理工”已悄然潜入会场,更没留意到这个“修理工”一面假装检查电灯,一面却用阴毒的眼光不断扫视着大家……
没过多时,国民党反动当局便查封了会场,将与会同志全部逮捕。
柔石他们入狱后,局势已是危如累卵。当魏金枝获悉警方从柔石衣兜里搜出一张与鲁迅有关联的印书合同时,便急忙通知了鲁迅,使之及时逃离寓所,躲开一劫。
2月7日,包括5位左联成员在内的23位同志一起被秘密杀害,《萌芽》也随之被扼杀。为谋生计,魏金枝只得回杭州财务学校任职,之后又饱受牢狱之灾、奔徙潦倒之苦,与鲁迅的联系也因空间变化而疏远。
更料想不到的是,他和鲁迅之间竟有了一番“文人相轻”之争的芜杂。
1935年4月5日,魏金枝在《文饭小品》上发表了杂文《再说卖文》,含讽带讥地指责了茅盾的“言不由衷”,对此,鲁迅在《文学》杂志上相继发表《“文人相轻”》《再论“文人相轻”》《三论“文人相轻”》等文,或对魏金枝顺笔一嘘,或与其正面交锋。
学术上的争鸣本也无妨,但因着对鲁迅有着导师一样的情感,这让魏金枝一时难以接受。在无数次的细节纠缠之后,魏金枝终于沉默了。当然,这一切并不妨碍两人的友谊,在许多个孤枕难寐的夜晚,魏金枝依旧会端坐在油灯下,与鲁迅洋洋洒洒书上一信……
力荐《夏雨》的“伯乐”
抗日战争爆发后,此起彼伏的烽火狼烟让中国饱受苦难。跻身于夹缝中的文人们,纷纷利用手中的武器,加入到抗日的人流中。在这期间,魏金枝先后担任了《新辞林》和《文坛》的编辑,用一管细笔唤醒更多的人加入抗日救亡中去。
1946年至1949年,魏金枝又在《时代日报》上发表了不少有关时事问题的短文。从一行行激情饱满的文字中,可以洞察到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是如何用生命的力量来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解放后,文艺复兴运动潮起云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繁荣景象。作为生力军的一员,魏金枝以饱满的姿态行走在文学创作与扶持新人之间。他先后被聘为《文艺月报》编辑、《上海文学》副主编、《收获》副主编,后担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等职。
为了熟悉农村生活,捕捉隐藏在农民身上的闪光点,魏金枝经常回黄泽白泥坎小住。
与家乡亲密接触的日子里,他喜欢到堂兄、民间音乐家魏淇园的宅院里写作。一个人坐在阁楼上,任思绪天马行空,任时间在笔墨间流逝。写累的时候,推开木窗往外远眺,满眼是绿,说不出的舒坦和诗意。
当时,嵊州吹打在黄泽乡间已十分活跃。在魏淇园家,经常聚集着一拨拨前来学习乐曲或者凑热闹的村民。1956年,魏淇园创作出《春风》《夏雨》《秋收》《冬乐》,这组乐曲融农家四季即景于一体,是江南农村田园风光交响曲,曲调跌宕起伏,气势磅礴,让人听了很受鼓舞。
回到上海后,魏金枝便把其中最为突出的《夏雨》,推荐给了省文化厅厅长。
这年冬天,省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的舞台上,聚集着一群面孔黧黑的“泥腿子”。当他们手握各自的“长枪短炮”,共同吹响一曲激越昂扬的《夏雨》时,立即引来一阵阵惊羡的呼声……
此后,《夏雨》一路行走,一路风景,不但走出了浙江,还走向了全国,所到之处,总能引来如雷的掌声。1957年,白泥坎民间乐队赴北京怀仁堂献演《夏雨》,连演三次,掌声不断,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高度评价,魏淇园还被周恩来赞誉为“真正的农民音乐家”,白泥坎村也因此名声大噪。
聆听故乡的回音
“一条迂回的溪,它绕来绕去的经过不少村子的身边。良田竹林错落点缀着,简直是个桃花源。”(《奶妈》)
“我爱坐在杨柳岛竹林的南岸——细沙绿草,牛羊徜徉中间;有时坐得忘了,年老的祖父背着两手来寻我……”(《东浦摄养杂诗》)
……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经常在魏金枝的作品中显山露水,成为挥之不去的乡愁。这也促使他一次次地在作品中注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挥之不去的乡情,为读者开启了一道道通往精神家园的门扉。
应该说,魏金枝不是一个小说高产者,他自己也在为寥寥几篇编成的小说集作序时称“惭愧”。但他的文风朴实无华,始终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源泉原则,从生活上去熟悉人物的灵魂,又能从人物的生活中去表现他们的情怀,因此流传甚广,深入人心,1956年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时,主席也称读过他写的文章。
令人遗憾的是,因遭受文革残酷迫害,这位“左联”作家、编辑家于1972年离开了奋斗一生的文艺战线,停止了一直行走在文字光阴中的脚步。
72年的风雨履痕,化为一部厚实的人生大书,在光阴中慢慢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