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轶：美国《华尔街日报》有文章指出，中国职业体育的最大阻碍在于现有管理体制与职业化不相适应，由此导致赞助商难于立足、商业运作受困。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鲍明晓：我同意这个观点。职业体育与业余体育最本质的区别是：前者是商业，后者是事业。一旦某个项目决定走职业化道路，就应该建立相适应的制度、运行规则和管理体制。以足球为例，职业足球的管理体制应当包括职业俱乐部和联盟的自律管理机制、足球协会的行业管理机制和政府行政部门的依法监管体制3个部分，把联赛的投资权、经营权、受益权真正还给俱乐部，足协从联赛利益中退出来。然而，现实中这样的管理体制变革一直没有发生，管理体制障碍始终无法破解，这也是我国职业足球搞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迟鹏：我国的体育管理体制与职业化并不是绝对矛盾，更不是商业运作受困的原因。中国体育产业链与中国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在经济发展还未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脱离现有的管理体制举步维艰。现在，中国经济的腾飞决定了中国体育不断进行改革。中网就是最好的例子。这项赛事以国家命名，政府、体育局指导办赛，商业公司运作，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商业运作模式并不相悖。在这种情况下，中网成功与国外同级别赛事接轨乃至实现赶超，而这一切恰好就是在现有的管理体制指导下实现的。

　　郑轶：职业体育的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背后的市场大小。中国拥有广阔且未充分开发的体育市场，职业体育是否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若要进一步推广职业体育，在发展理念与路径上还需要做些什么？

　　鲍明晓：职业体育是竞技体育的高级形态，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体育核心竞争力，也是新一轮体育全球化的战略高地。当代中国体育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环境，都要求我们把职业体育放到改革与发展的大战略中。提高职业体育俱乐部整体质量和效益，推进联赛品牌化运作，建立规范有序的职业体育监管体系，依靠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和实施体育商务人才培养战略，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创新之路。

　　迟鹏：中国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成功都告诉我们，保持“中国特色”是核心指导思想之一，职业体育在中国的发展也必须要做到这一点。中国这个市场的潜力已经不需要质疑，关键是寻求一种适合自我发展的模式。职业体育作为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留其精华，弃其糟粕，让职业体育走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实现品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保留唯一性，这才是职业体育在中国成功推进的关键。

　　许立群：不是每个项目都具有职业化的潜力，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地说职业体育能否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些项目，比如射击、举重、跳水、柔道等，恰恰是职业化程度不高、也难以职业化的运动。如果我们要继续保持这些优势项目在奥运赛场的领先地位，就依然要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而不能将其推向市场，任其自生自灭。而有些项目，必须坚定地走职业化之路，才能提高竞技水平。比如足球、篮球、网球这些在全世界已高度职业化的项目，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融入其中，无异于闭门造车，丧失了国际体育交往中的话语权。本报记者许立群本报编辑郑 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