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面和尊严在“被加班”前委顿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劳动法专家王全兴说，当下中国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年轻白领中“过度加班文化”蔓延的背后，是面临两大压力：一方面是巨大的生活成本压力，另一方面是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特别是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

　　采访中，上海一位注册会计师的话颇具代表性。她说：“现在房价、物价、油价、抚养子女花费等哪样不高？面对这么高的生活成本，要想有比较好的生活质量，不仅需要有高收入的职位来支撑，而且严酷的竞争下也担心丢掉来之不易的饭碗”。

　　“在这双重压力紧逼下，也知道过度加班不合理，严重透支健康甚至生命，但只能‘被自愿’地玩命干，不断挑战自己生理和心理极限。”这位白领话语中透露出无奈。

　　一方面是压力大，另一方面相关保障体系不健全，“职场人士即使反感‘被加班’，也很难轻言放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被这份工作绑架了。”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善峰说。

　　与此同时，一些原本重视休息权等员工权益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后却大力推行“加班文化”。一些企业通过“无形的手”让员工“自愿”加班，例如通过制定“严苛”的规定和保持高淘汰率，一方面给在职员工造成“干不好就走人”的信号，另一方面高频的离职和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入，让“被自愿加班”成为常态。

　　“工作有时成了一种体能较量，体能好的，撑到最后；熬不了夜的，被淘汰。这种状态下，还奢谈什么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在北京一家知名跨国电子企业工作的孙小姐说。

　　“过度加班”现象的出现，暴露出劳动执法监察的缺失。我国法律规定，实行标准工时制度的用人单位，劳动者每天的工作时间应不超过8小时，加班不超过3小时；每月的加班时间不超过36小时；每周至少保证劳动者有一个完整的休息日。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即属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用人单位的权力缺乏有效监管是职场‘过劳’主因之一。”李善峰说，一些用人单位片面追求业绩发展，把员工当成工具，对人力资源“破坏性使用”。为打造所谓“良好的投资环境”，一些地方劳动执法机构对违反劳动法的企业听之任之。员工的休息权、健康权、生命权由此“让位”给了“经济发展”。